拨乱反正（文集）

目录　　

1.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只能是马克思主义　　

2.       一个诡秘的异化怪圈　　

3.       读者随记：罗莎·卢森堡《资本积累论》　　

4.       如何走人民民主道路　　

5.       按既定方针办　　

6.       中国现代化及其问题　　

7.       研究历史必须坚定地站稳人民立场　　

8.       中国私有化的危局　　

编者按：社会主义首先是一个理论问题，然后才是真正的实践过程。那种忽视理论思想，只看拍案惊奇故事的倾向，只想直接获取现实利益的倾向，势必造成实用主义的、狭隘的，最终是机会主义的冲突。为此，要读马列、毛泽东的原著，了解共产主义运动实际问题。以利于在实际斗争中辨别方向，分清是非。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只能是马克思主义　　

　2009-5-13　

人类聪明才智最终表现为一直追求着一个理想、美好的未来，不管是儒家的大同社会、陶渊明的桃花源，还是西方人所幻想的黄金时代或乌托邦，也不管是马克思所说的科学共产主义，还是现在所说的和谐社会，归根到底，都要把行动扎根在改造现实的基础上。就像马克思所说的那样，它就是历史之谜的解答。只有在价值体系的建设上站得高、看得远，人类才能成长到那种至善的境界；进而在社会管理上进入自由王国，人们所追求的那些理想目标才能真正实现，包括某些人所狂热追求的民主、自由、人权，也都必须在建设共产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过程中加以实现。

但是，如果人们只想要这些理想目标，却不知道在意识形态的革命建设上下功夫，意识不到私有制的价值体系需要改造的问题，那他就不过是“南辕北辙”的再现了。在丛林法则的现实中，别说是不可能建设和谐社会，就是一个小家庭，也不可　能　太太平平地过日子。

所以，建设共产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不仅是社会集体的目标，同时也是每一个人的目标。我们每个人都要完成从“以物为本”到“以人为本”的转换，简化自我，认识那些保证社会和谐稳定的价值体系，努力攀登，以达到那种人类本质成熟的价值体系；我们每个人都必须有一个从小我到大我的精神成长过程，这是一条唯一的道路，没有选择的余地。只有在这条道路的攀登上不畏劳苦并达到一定高度的人们才能成为合格的人类社会公民。只有在大家共同追求这一目标的精神成长过程中，社会整体意识才能形成；从幼稚状态中走出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才能形成全社会的共识。正是从这个角度出发，我们才能深刻理解毛主席所说的“所有的人都必须改造”的伟大而深远的意义。

马克思坚持的正义和科学共产主义，首先要靠全体工人阶级团结起来，形成最广大的革命联盟，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引导社会进行社会主义公有制和意识形态领域的革命。只有通过真正共产主义革命组织，才能最终解决社会匮乏、创造力不足、阶级割裂、人类整体低俗的问题。也就是说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实行科学共产主义理论实践，才是马克思历史哲学的本质，通过无产阶级专政教育人民、武装人民，消亡压迫现象才有可能。列宁主义同样具有这样鲜明的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实践特色。

毛泽东思想在中国的三十年实践，较好地开展了思想政治工作和思想路线斗争，提炼了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创造性的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实践。开展“团结—批评—团结”、“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教育方式，培养社会主义又红又专的接班人。坚持生产为社会主义革命服务的原则，提出“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的指导方针。

随着毛泽东思想的成形，马克思科学共产主义这种新价值体系才真正在中国诞生与成长、普及，共产主义运动才有可能萌芽、发展起来，夺取政权，建立新制度，重组社会生活进程。只要有了这种新的价值体系，就像毛主席谈到正确的政治路线时所说的那样，没有人会有人，没有枪会有枪；如果没有了这种价值体系，有人有枪也会丢掉。这就可以很好地解释为什么苏联的社会主义政权在貌似强大的时候会崩解于一旦，这也可以很好地解释公有制企业兴衰的过程，这种价值体系中的斗私批修、铁人精神、“三老四严”、“一不怕苦、二不怕死”革命精神蔚然成风的时候，社会主义公有制就会发展壮大，两弹一星一艇才会成功地支撑起中国新社会的蔚蓝空间。　　

政治需要不断注入马克思的哲学实质——对异化劳动的矫正，还原“以人为本”的真正内涵——归复人类历史精粹的整体本质。追求真善美，追求简洁生活方式，追求伟大理想，从而改变人类自身。人类正是信仰这样的革命真理，才焕发出真正属于“人”的精神品质和能量。马克思的理论精髓就是“解放人类要靠我们自己”，就是科学共产主义精神信仰。

一个诡秘的异化怪圈　　

　2009-5-6　

人类自从进入文明时代开始，就不断造神，并必然要受到自己创造的“神物”的支配甚至统治。在初始时代，人类创立的原始巫术，通过通天演绎统治者的意志。民族时代从传说脱胎出来的宗教统治人类自己，犹太教就是典型；进入古典时期，便是氏族、部落、阶级和国家形成的集团暴力来奴役人类自己，比如罗马帝国；进入资本社会，人类又创造出了“万能的资本”，将人们变为资本的囚徒；在即将到来的“金融结合科技形成的新型集权社会”，人类又必将变成科技这个异化物的附属品，看一看“未来世界”等新电影就可以得知，人类社会似乎又将坠入新的奴隶制时代。

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指出：正是资本家把自己的资本转用于其它方面的这种能力，才使得束缚于一定劳动部门的工人失去面包，或者不得不屈服于这个资本家的一切要求。 　　

（Ⅱ）当资本家赢利时工人不一定得到好处，而当资本家亏损时工人就一定跟着吃亏。例如，当资本家由于制造秘密或商业秘密，由于垄断或自己地段的位置有利而使市场价格保持在自然价格以上的时候，工人也得不到任何好处。 　　

　　其次，劳动价格要比生活数据的价格远为稳定。两者往往成反比。在物价腾贵的年代，工资因对劳动的需求下降而下降，因生活价格提高而提高。这样，二者互相抵消。……在物价便宜的年代，工资因对劳动的需求提高而提高，因生活数据价格下降而下降。这样，二者互相抵消。 　　

　　工人还有一个不利的方面： 　　

　　不同行业的工人的劳动价格的差别，比不同投资部门的利润的差别要大得多。在劳动时，个人活动的全部自然的、精神的和社会的差别表现出来，因而所得的报酬也各不相同，而死的资本总是迈着同样的步子，根本不在乎实际的个人活动如何。 　　

　　总之，应当看到，工人和资本家同样在苦恼时，工人是为他的生存而苦恼，资本家则是为他的死钱财的赢利而苦恼。 　　

　　工人不仅要为物质的生活数据而斗争，而且要为谋求工作，即为谋求实现自己的活动的可能性和手段而斗争。　　

（ⅩⅩⅡ）工人生产的财富越多，他的产品力量和数量越大，他就越贫穷。工人创造的产品越多，他就变成廉价的商品。物的世界的增值同人的世界的贬值成正比。　　

很明显，工人在劳动中耗费的力量越多，他亲手创造出来反对自身的，异己的对象世界的力量就越大，他本身，他的内部世界就越贫乏，归他所有的东西就越少。宗教方面的情况也是如此。人奉献给上帝的越多，他留给自己的就越少。工人把自己的生命投入对象：但现在这个生命已不再属于他而属于对象了。　　

〔ＸＸⅢ〕异化不仅表现在结果上，而且表现在生产行为中，表现在生产活动本身中。　　

他在自己的劳动中不是肯定自己，而是否定自己，不是感到幸福，而是感到不幸，不是自由地发挥自己的体力和智力，而是使自己的肉体受折磨，精神遭摧残。因此，工人只有在劳动之外才感到自在，而在劳动中则感到不自在，他在不劳动时觉得舒畅，而在劳动时就觉得不舒畅。因此，他的劳动不是自愿的劳动，而是被迫的强制劳动。……工人的活动也不是他的自主活动。他的活动属于别人，这种活动是他自身的丧失。　　

　  结果，人（工人）只有在运用自己的动物机能－吃，喝，性行为，至多还有居住，修饰等等的时候，才觉得自己是自由活动；而在运用人的机能时，却觉得自己不过是动物。动物的东西成为人的东西，而人的东西成为动物的东西。 　　

　　吃，喝，性行为等等，固然也是真正的人的机能。但是，如果使这些机能脱离了人的其它活动，并使它们成为最后的和唯一的终极目的，那么，在这种抽象中，它们就是动物的机能。 　　

（ＸＸⅣ）异化劳动把这种关系颠倒过来，以至人正因为是有意识的存在物，才把自己的生命活动，自己的本质变成仅仅维持自己生存的手段。 　　

人的异化，一般地说人同自身的任何关系，只有通过人同其它人的关系才得到实现和表现。　　

（ＸＸⅤ）私有财产只有发展到最后的，最高的阶段，它的这个秘密才会重新暴露出来，私有财产一方面是外化劳动的产物，另一方面又是劳动借以外化的手段，是这一外化的实现。　　

西方文明的利己主义死死的抱住小“己”，对异己的“它”采取弱肉强食的消灭法则。所以，与西方文明传播相伴的是殖民、杀戮，造成美洲文明、非洲文明、伊斯兰文明、印度文明、中华文明的覆灭和灾难；他们利用船舰利炮到处杀戮，不断征战，加上两次世界大战，夺去了几亿人的生命，这都是狭隘的西方文明——资本主义造成的恶果。

现在，资本强大的超级个体的竞争，在没有改变财富的分配方式的情况下，原本存在的优势差距更加拉开了个体之间的距离，金融寡头们借助于个体之间的超越企业形式的联合，将一个个掏空了的银行和跨国集团仍给国家的同时，暗中却接过了操控国家主导权的指挥棍，重新构架一个新的财富垄断的政府，再度回到帝国体制下，更加有效从而更加强大的新殖民主义时代。精英们把自由市场下得到的“恶的纵容”的资本，视为人类解放的救星，“只反权力，不反资本”，打倒了世袭权力和暴力权力的偶像，却从铜瓶里释放出“资本权力”的魔鬼，这就是现代化帝国主义的诡秘变身。

私有制和聪明才智的自私自利联合，就是人类自身阶级分裂的根源。

劳动投入全部精力，换来的是政治上的被愚弄，这就是异化的实质。所谓君子不敌小人，就是因为专门唯利是图的人，不择手段；君子却无法生存。这也是劣币逐良币的过程。

掌握财富与社会关系的人们成为聪明的劣币，这不是真正的危险那又是什么呢？

当人们被迫沉默，成为沉溺技术的动物，人类终究还没有摆脱动物狭隘视野的本质状态，在社会分裂中相互嫉妒、相互撕咬、相互恐吓，在“丛林法则”中没有和谐、平和与共进。

超越这种自私自利准则的，只有公有制以及在此之上建立的人类整体伟大的上层建筑：真善美的行为使得自私自利变得“卑鄙”、“可耻”、“无耻”。政治观念的革命，才终究把人变为平等、专业、博爱的共同体。

只有共产主义社会，才真正焕发出人类个体的无限创造力和美化品质、情操。

读者随记：罗莎·卢森堡《资本积累论》　　

对个人资本的积累的第一次全面分析发表在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第七篇22、23两章中。在那里，马克思研究了（a）剩余价值的分割为资本和收入；（b）除这分割外，确定资本积累的各种情况，例如对劳动力的剥削程度和劳动生产率；（c）固定资本对流动资本的相对增长，作为积累的一个因素；（d）工业后备军的加速发展，这既是积累过程的结果，又是它的前提。在这个讨论中，马克思研究了资产阶级经济学者关于积累的两个意见：较为庸俗的经济学者所持的“禁欲论”；以及古典经济学者的错误，他们的学说认为剩余价值的整个资本化是完全用来供生产性工人的消费的，这就是说，是完全用来作为年复一年所雇用的工人的工资的。这个错误的设想完全忽视了这个事实，即生产的每次增加不仅表现在雇用工人的增多，而且还表现在物质生产资料（房屋、工具、以及无疑地原料）的增加。　　

资本是扩大社会再生产的基础。这里遇到了“禁欲论”，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关系的问题。资产阶级禁欲，把资本运营变为工人的消费好，还是把资本变为更有效率的固定资本好？资产阶级在不同历史时期也有不同的现实考虑，原始积累阶段的资本家往往更多地考虑社会关系的建立、维护，扩大再生产的技术能力。到了国家垄断的帝国主义阶段，一方面要强力推进“军国主义”，另一方面，也要考虑到社会主义运动或阵营的对垒，适当地扩大消费。后来，却要通过消费营销一方面改善一部分人的生活状态，同时加以剥夺，以至于进一步加大阶级鸿沟。

资本到后来就不再只是扩大再生产的基础，更重要的是强化压迫、剥削的工具。消费是剥削的前提，消费只是一种物质层次的简单利用，并没有真正转变为“休闲与提高”的过程，绝不能成为政治“成熟”的促进、推动进程。资本变为信用，信用之间形成有利于欺诈的盘剥，从而把金融危机变为萧条——压向工人阶级的铁床。

资本既可以是社会所有的，也可能是资本家所有，这就是私有制与公有制的根本区别。私有制把部分资本变为资产阶级与国家统治者压迫机器，变成毁灭地球的威慑力。

作为共产主义者，资本的主要功能应该是提高生产效率的学习、创新、节约方面，使得工人以及劳动者都成为平等、自由、博爱的“共产主义者”，政治上、文化上、思想上真正作为“世界公民”消除“腐败、疯狂、浪费”等旧观念、旧道德对人类的污染、禁锢、扭曲。资本既是维持生产、扩大再生产的物质基础，也是人们改造自然、创新、节约的经验、技术生产力的凝结：人力资本、金融资本、生产资本、科技资本等等，资本也包括社会条件。

资本通过军国主义，愈加残酷地想消灭国内外非资本主义阶层，愈加压低整个工人阶级的生活水平，那么，在世界资本积累的逐日历史上，变动也就越大。它将成为一连串的政治和社会灾难和痉挛，在这样条件下，加上周期性的经济灾祸或危机，积累已不可能再进行了。但在正式到达这个资本自己创造的经济绝境之前，国际工人阶级起来反抗资本的统治已成为一件必要的事情了。　　

　 　资本主义是第一个具有传播力的经济形态，它具有囊括全球，驱逐其他一切经济形态，以及不容许敌对形态与自己并存的倾向。但是，同时它也是第一个自己不能单独存在的经济形态，它需要其他经济形态作为传导体和滋生的场所。虽然它力求变为世界普遍的形态，并正由于此，变为世界普遍形态也是它的趋向，然而它必然要崩溃，因为它由于内在原因不可能成为世界普遍的生产方式。在自己的生命史中，资本主义本身是一个矛盾，它的积累运动带来了冲突的解决，但同时，也加重了冲突。到了一定的发展阶段，除了实行社会主义外，没有其他的出路，而社会主义的目的不是积累，而是以发展全球生产力，来满足劳动人民的需要。因此，我们看到，社会主义由于它本身的特质，是一个和谐的、普遍的经济形态。　　

资本主义“终结历史”之日，就是它的灭亡之日。它越是无所顾忌，越疯狂也就死的越快。二十世纪社会主义阵营的消失，为资本主义疯狂解开了约束、制约、自律的腰带，它真的就在几年后发生了全球经济、金融危机。一旦出现战争，不仅拖累美国，更会造成全世界新的革命。这就是资产阶级欲望自由的最终结果。                          

资本主义是以扩大再生产以利于剩余价值榨取的竞争、战争的过程。资本的意义是扩大再生产，而前提是社会关系的阶级、冲突和战争机器的强化，最终惊醒人类，从而超越它。

资本主义总是会唤出更多的竞争者，当竞争已经出现世界每个角落之后，总是要使用国家权力消除过多的竞争者，更多地使用欺诈、权力、暴力、战争，以至于大规模无声地消除过多人口和过多的竞争者。一方面靠生存压力，迫使人们减少生育；另一方面则运用武器、细菌战、核子战、生物武器，无所不用其极。

资产阶级总是把一定范围内的矛盾掩盖起来，发达社会自身的掩盖，第三世界贫困的掩盖，并把问题以理论掩盖为“懒惰”。真正的问题是“偏执狂”、“欲望自由主义”、“只有第一才能生存”的资本主义游戏规则的后果——社会人格扭曲造成生态危局。

自尊自大、唯我独尊、天之骄子的那些国际大“资产阶级”就像溺爱的孩子，他们从来不检讨自己的破坏性，却把问题归结为他人的软弱。残暴的资产阶级终将把人类推向危险的边缘：核战争、世界冲突、疯狂。

是什么让人们团结起来，是资本主义的危机、生态危机、战争危机，使人们觉醒，是马克思让人们觉悟，是革命政党引导人们走上“否定之否定”之路。美好的生活不仅仅需要勤奋创造；更需要节制简朴的生活方式和完善社会上层建筑，建立共产主义社会制度。

   　2009-6-15　

如何走人民民主道路　　

　2009-6-22　

人民民主专政，就是无产阶级专政，就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这就是毛泽东思想的逻辑。

毛泽东批判林彪、刘少奇一类骗子是“形左实‘右’”，看似左派，实际是极右，就是高举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实际走的是资本主义道路，发展官僚的资产阶级，进行法西斯专政，对人民群众进行压迫，使得人民群众几十年为革命鲜血、心血白流，成为封建官僚势力的改朝换代，使得中国完全成为美帝国主义的附庸，中国人民再受二茬罪。

当官僚阶层变为权力把持者，他们不允许人们“争论”，压制“自由、民主”呼声，把人民的社会主义要求混同于“资产阶级自由化”，一网打尽。

30年后的今天，社会结构和社会危机早已超出书生们的认知，现实的利益已经把中国社会分裂成三大群体势力，主宰中国的“资改派”制造了严重的社会灾难！　　

事实上，真正拥护改革开放的是那些既得利益者，即新生的资产阶级及其附庸(中产阶级)。广大民众虽然随着“水涨船高”也分得了一点残羹剩饭，但总体上是改革的牺牲品。没有民众的牺牲，又哪来的既得利益？“利益结构的大调整”本来就是一场“零和游戏”！改革给民众带来的是，经济上失业、下岗、买不起房、看不起病、读不起书；政治上丧失话语权、受尽官霸商霸学霸恶霸的欺凌而无处申冤……。所以，民众对改革的态度，从最初的默认，逐步变为看不惯、怀疑、不满、质疑，最后愤忿、否定、反对。根源就在改革从一开始就脱离了社会主义的轨道，而且越深化越邪呼。它的性质是一场货真价实的资产阶级革命！对于资本利益群体来说，这场不流血的改革是非常成功的，它得到了所有国际资本的赞赏，尤其是从新中国刚成立时就把希望寄托在中国的第三、第四代进行“和平演变”的美国，更是为梦想果然成真的“如愿以偿”倍感欢欣鼓舞。对此，美国人特意写了本《他改变了中国》的书，高八度地表扬那个“三个代表”总书记把中国从社会主义改变成资本主义，后来又让“和谐社会”总书记当了《时代周刊》的封面人物！他们竭力捧高中国的地位，由衷地欢迎中国回到资本主义大家庭的怀抱，非常乐意与中国结成“战略伙伴”。（见乌有之乡电子杂志）　　

但是，对于任何有良知的人来说，这30年的改革完全是一次失败的改革！民众对改革开放的态度，之所以出现从默认到质疑、否定、反对的逆向转变，归根到底，是现实逼的！ 　　

中国不是南斯拉夫，中国是毛泽东思想武装的革命根据地。完全可以，在走错路的情况下，回过头来走毛泽东指引的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共产主义道路。中国人民有能力、有智慧、有觉悟走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共产主义道路。　　

这条路就是人民民主道路。组织人民群众学习毛泽东思想，建立各种经济实体，发展民主机制，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真正建立公有制集体，激励激发人民群众的创造力。归根结底，社会发展是靠人民的创造来支撑的。　　

如果无产阶级专政已经转变为法西斯专政，为什么不高举人民民主的大旗，夺取阵地，反击“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毛泽东为什么将文化大革命看作是未来革命的演练，就是看出了今天的现实，就是看到了中国赫鲁晓夫的存在。让他们表演一下，既是历史的辩证法，同时也是惊醒人们的真实苦痛，这才叫历史的真正动力，人民的觉醒来自现实的压迫。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这就是历史的动力。　　

早在一九四五年七月，黄炎培就向毛泽东提出问题，他说：“我生60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死政息’的也有，……中共　诸　君从过去到现在，我略略了解的了，就是希望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毛泽东当时很自信地回答说：“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民进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武装革命、统一战线、党的建设是法宝，民主是根本。　　

按既定方针办　　

　2009-6-21　

　1976年9月16日　“两报一刊”（指《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和《红旗》杂志）社论《毛主席永远活在我们心中》是公开发表“毛主席嘱咐”——“按既定方针办”的第一篇文章。这篇社论是姚文元亲自布置和审定修改的。全文2000多字，最引人注目的一句话是：“毛主席嘱咐我们：‘按既定方针办。’”　　

综合社论起草者的回忆，他们写“按既定方针办”的根据有三：一是中央6月电报提到毛泽东的两条最新指示：“国内问题要注意”和“按既定方针办”；二是人民日报社、红旗杂志社均有人参加七八月间的全国计划工作座谈会，在会上听到过谷牧传达“按既定方针办”；三是新华社8月或9月的《内部参考》上有一篇材料，曾以黑体引用“按既定方针办”。　　

　1976年12月17日　人民日报编辑部文章：“　4月30日　，毛主席会见外宾之后，华国锋同志向毛主席汇报了国内总的形势好，有几个省不大好的情况。毛主席当即给华国锋同志亲笔写了‘慢慢来，不要招（着）急’，‘照过去方针办’，‘你办事，我放心’……华国锋同志当时就把毛主席的‘慢慢来，不要招（着）急’和‘照过去方针办’的指示，向中共中央政治局作了传达。‘四人帮’在场，其中王洪文、江青作了笔录，有案可查，姚文元还直接看到了毛主席的亲笔原件。” 毛泽东　1976年4月30日　的原话是“照过去方针办”。　　

　一九六二年九月二十四日上午　怀仁堂，毛泽东在八届十中全会上的讲话：社会主义国家有没有阶级存在？有没有阶级斗争？现在可以肯定，社会主义国家有阶级存在，阶级斗争肯定是存在的。列宁曾经说，革命胜利后，本国被推翻的阶级，因为国际上有资产阶级存在，国内还有资产阶级残余，小资产阶级的存在，不断产生资产阶级，因此，被推翻了的阶级还是长期存在的，甚至要复辟的。欧洲资产阶级革命，如英国、法国等都曾几次反复。社会主义国家也可能出现这种反复，如南斯拉夫就变质了，是修正主义了，由工人、农民的国家变成一个反动的民族主义分子统治的国家。我们这个国家就要好好掌握，好好认识，好好研究这个问题。要承认阶级长期存在，承认阶级与阶级斗争，反动阶级可能复辟。要提高警惕，要好好教育青年人，教育于部，教育群众，教育中层和基层干部，老干部也要研究，教育。不然，我们这样的国家还会走向反面。走向反面也没有什么要紧，还要来个否定的否定，以后又会走向反面。如果我们的儿子一代搞修正主义，走向反面，虽然名为社会主义，实际是资本主义，我们的孙子肯定会起来暴动的，推翻他们的老子，因为群众不满意。所以我们从现在起就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开大会讲，开党代会讲，开全会讲，开一次会就讲，使我们对这个问题有一条比较清醒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　　

毛泽东的既定方针就是“抓革命，促生产”。毛泽东思想就是为人民利益，不断开展整风运动，打扫庭院，改进工作。批评—团结—批评，团结—批评—团结，“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毛泽东思想是一套政治、经济、文化、价值观的成功经验和原则方案。毛泽东针对当时人们的错误理解，马上严肃指出：什么“三项指示为纲”，安定团结不是不要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　　

问题是自己是属于小资产阶级，思想容易右。自己代表资产阶级，却说阶级矛盾看不清楚了。……我建议在一、二年内读点哲学，读点鲁迅。……对犯有缺点和错误的人，我们党历来有政策，就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要互相帮助，改正错误，搞好团结，搞好工作。　　

研究毛泽东思想，却不按毛泽东思想执政，这岂不是咄咄怪事？研究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就是要把中国的社会革命建设建立在人民群众热情奋发，创建共产主义，这样的基础之上；就是要坚定地同一切私有制及其观念作斗争，引导人民群众坚定地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建设共产主义；就是要依靠群众创新“现代化”，为共产主义政治服务。　　

中国现代化及其问题　　

　2009-6-21　

中国从原来的封建王朝更替的古代历史，如何进入到现代化工业生产社会，这似乎成为一个问题。从前清时期的道统为本，以夷制夷地购买技术，到自强运动，再到改革开放讲究民主法制，如何发挥科技力量，超越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势力，一直是中国人民要进行的不断跋涉的崎岖之路。

一条路是利用私有制，加上专制权威控制，建立民族资产阶级，买办与自新相结合，为中国道统服务，建立一个中国的新帝国。但是，多次多种多样的实际政治实践总归于失败。这就形成了中国“十月革命式的建设道路”。从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到毛泽东激发人民群众的力量，引进共产主义理念，到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几经努力，较为有效地形成了社会主义中国基础。这是一条走“公有制”道路的成功之路。

不管学者们怎么思辨，争论，中国的强大，到底走什么路的问题才是真问题。也就是说，中国是走西方资本主义道路，还是走西方俄罗斯革命道路，都是一个现代化的过程。什么道路走得通，这是多方面历史事件组合多种力量的实际操作过程。

借西方之势，走买办之路是走不通的，拉丁美洲的经验教训就是一例。中国洋务运动，自强运动都说明了这个问题。

必须依靠自己，走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学习、创新之路，走群众路线的社会主义道路，才能实现人力资源、社会基础共同前进的政治经济翻身历程。

政治经济学揭示了资本主义制度对现实的扭曲。但是，如何超越“社会生产力贫乏”的历史阶段，这是一个历史规律有无的问题。

现代化，实际就是一个引入科技力量，化解生产社会化的实践问题。最终，还要回答为什么人的问题：为人民服务，通过人民群众的提高，解决人类社会劳动异化的问题，必须走“科学共产主义”社会生产公有制改造之路。为聪明的资产阶级崛起服务，就是依靠传统的私有制构筑社会生产力的动力，通过资产阶级积累财富，不断改进社会分配，走西方发达社会“民主社会主义道路”。　　

但是，知识分子不是从这一历史现实发展出发，分析解决问题，而是引经据典，从已有的废纸堆里找出“圣人”的理想、道统，企图建立一种传统发展的招牌，以利于建造自身的信心。

如何积累财富、知识、经验，确实非常重要。这不仅仅是信心、自尊心的问题，更是实力传承的问题，也是“以人为本”以什么人为本的问题。资产阶级并不代表真正的生产力主体“劳动者”，资产阶级对劳动阶级的剥夺，扭曲了社会生产的正循环效应。知识分子与劳动阶级的结合才是“反抗西方资产阶级固有帝国主义势力压迫”的有效方法。只有公有制的社会主义才能超越“一部分人富裕”的两极分化问题，才能避免阶级斗争的激化。只有公有制经济才能形成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和高尚的人民精神。这正是毛泽东领导中国人民所走的“社会主义革命建设”之路。

这里的问题是发展问题，而不是“西方化”或“儒教中国”的问题。人类通过公有制经济以及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真正发展人的本质力量——社会生产力和完善生产关系，从而改变人类自身。这就是本质与现象之间的差别。对于这个问题，马克思、列宁、毛泽东早就解决了，通过对人的本质的占有（它是人向自身、向社会的（即人的）人的复归，这种复归是完全的、自觉的而且保存了以往发展的全部财富的），批判地继承文化传统，汲取全人类文化精粹，成为共产主义者。人类发展的方向是人类整体的健康、高尚和互助，这也是通过苏联、中国等人民革命检验了的豪迈精神与力量。　　

再沉溺于“现代化”思辨理论中，是没有什么意义了。必须摆脱经院研究，回归“为什么人”的问题。关注当前“乌有之乡”的讨论和理论实践倒是比较直接、有益的。

慕唯仁（Viren Murthy）在《两种现代性的故事》一文指出：汪晖解释说，历史地看，国家与市场是在一个单一进程中出现的。这一点是一个更大范围的论述的一部分，这一论述意在表明，虽然在根本上具有某些差异，晚清、1949年之后国家社会主义的中国，以及现在的中国，这三个社会之间，如果从高度抽象化的层面来看，是可以从中找到重要的结构性的共同点的。换句话说，这三个社会都是一个单一进程的一部分，在这个进程中，不同政府都为中国留下了某些政策的遗产，使中国得以在民族国家的全球资本主义体系中竞争生存。在汪晖看来，当今中国的领导人，通过发展市场经济仍在继续着这一进程。

……

新自由主义者是在利用市场意识形态去批评社会主义国家，并且这种市场意识形态是不可避免地与当下中国国家体制的强权相联系的。　　

在这种语境下，汪晖对于过去历史的叙述直指当前的现实，以旨在打破当下意识形态的困境，并揭示出了人们认识中国与当代世界的方法中所存在的时代错误。……知识分子在毛泽东时代可以采用自由主义话语来批评国家体制的某些方面；然而，在20世纪90年代之后，政府业已与绝大多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相合谋，自由知识分子不仅不能产生批评的功能，反而往往会增强现行政治结构的力量。随着中国在时间与历史现实层面上与国家社会主义越走越远，读者们或许会从汪晖这部权威著作中，读出对当下时代的关怀与紧迫感。

这并不能证明中国现代化必须要走传统的私有制之路；并不能证明当今私有制之路就是成功的；并不能保证中国市场化经济政治不会改变为共产主义政治。现代性的深入：科学主义与社会主义，这样的命题也绝不能代替工具理性必须服从政治经济利益这一社会问题的实质。

理论必须为实际利益服务，否则，理论就不是真实的东西，只是可有可无的游戏而已。重归毛泽东思想实践，就是今天知识分子与劳动大众结合，并成功建立中国模式的唯一可行的道路。这就是问题的本质。　　

研究历史必须坚定地站稳人民立场　　

　2009-6-23　

对于历史，我们无法拥有当时的全部状态、细节、矛盾全貌；但是，我们必须找到衡量历史的真理砝码，这就是：人民发展自身能力的根本需求。

对于被压迫的阶级、压迫阶级之间，谁代表了“人民”根本利益？如何找到“人民根本利益”这样的标准，这需要超出一般学者“绝对论”、“相对论”等思辨迷宫。

秦始皇加大了压迫力量，同时又推动了中国的统一，是一个反“人民”的帝王？还是代表“人民”根本利益的？这就要看当时历史动力的具体情况。秦始皇无疑是在正反两方面都推动历史前进的帝王，尽管秦始皇的政策到了隋唐才真正得以全面落实。但是，秦始皇是走在历史前面推动历史的人物：统一、法制、短命。正是这样的帝王才促进了中国人民的思考。

贾庆军在“也谈列文森的《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一文中谈到韦伯、尼采对历史问题研究的心得。

受近代新康德主义思想的影响，韦伯将康德对理性和信仰所作的区分用到了社会科学研究领域，这就是「事实」和「价值」的区分。如同康德把宗教逐出理性世界一样，韦伯也将价值判断逐出了「事实」领域。「事实」领域就是能够运用理性和科学进行研究的经验世界，理性和科学所问的只是世界的「本然」，而不是「应然」。社会科学也应坚持如此的原则。那么社会科学真的能够做到纯然的客观，不再做出任何的价值判断吗？连韦伯也承认无法办到，因为就在社会科学选取研究对象时，它已经在进行价值判断了。但韦伯不承认这是「价值判断」，而是称它为「价值关涉」，他认为由「价值关涉」确定研究对象并不代表对研究对象已经做出了支持或反对的判断，所以这种「价值关涉」并不是「价值判断」。我们暂且不说韦伯这一逻辑上的缺陷：用对「价值关涉之对象」的论证代替对「价值关涉」本身的论证。即使放过其研究前提，他的研究过程和研究结果也仍然摆脱不了价值判断。在研究过程中类型的对比、时代特征的概括都无法避免价值判断，而最终的研究结果是要为人生服务的，更是无法回避判断。韦伯不得不说，社会科学只管将各种价值、各种生活选择客观地描述出来，最后的价值判断和选择就只能留待个体自由的、非理性的决断。而这样一种随机和武断的决断，将会把人们推到一个十字路口：要么是全然的精神空虚，这是各种价值冲突的结果；要么是宗教的复兴，意味着普遍价值标准的复生。已经站在启蒙大门内的韦伯早就宣布：这已是一个祛魅的世界，宗教信仰已经是荒谬的事情。终极的、绝对的价值已经失去了说服力。留给人们的是一个诸神（价值）竞争的世界，人们要凭借自己的智慧去寻找自己的神祗（价值）。而作为一个科学工作者，就要做诸神的「守夜人」，他的任务就是毫无偏见地描述、叙说诸神，以供人们选择。韦伯宁可在相对主义泥潭里保持沉默，以维护其偏爱的理性世界，尽管他也知道这个世界正在向着虚无主义走去，尽管整个世界日益充满「毫无睿识的专家和全无心肝的纵欲之徒」。　　

　　韦伯不想越过理性与价值的界限，对价值的态度暧昧不清，而且他的工具理性也并不是那么客观。列氏受韦伯启发创造的二分法也就无法保证纯粹的客观。在列氏偏爱的相对主义中，其实已经包含了价值判断的东西。把历史想象成一个变的河流本身就是价值预设，他把这看作是绝对的，而且认为只有把历史这一演变客观描述出来的事实研究才是最后的真理。列氏的这一价值预设不可避免地具有超时代和超历史阶段的特征，这正应了维特根斯坦那句话：「世界的意思必定是在世界之外。……如果有一个具有价值的价值，则它必定在一切所发生的事情之外。」如果说列氏及其导师韦伯承认超历史因素存在的话，也就只有历史事实及其演变的绝对性了。正是在这一基础上，他们断定一切时代及其价值准则的相对性。　　

　　话转回来，列氏对相对主义历史研究的客观性问题之论证，有些差强人意。那么在价值判断领域怎样呢？在这一方面，列氏也有麻烦。他的二分法或相对主义，由于预设了一切事物都是历史的且都是变化的，一切价值准则和观念都是时代性的而不是绝对的。这样做的结果反而是：各个时代价值准则的绝对化，即对于每个时代中的个人来说，时代价值准则是绝对的。这意味着相对主义导致了各种价值的绝对冲突。那么，列氏的二分法还能满足价值判断的要求吗？带着这一矛盾，列氏开始探讨他的二分法如何满足价值判断的问题。　　　

　　一开始列氏就意识到了其相对主义的困境，如同韦伯面临的困境一样。韦伯宁肯抱守沉默，不讨论价值问题。而列氏无法像韦伯一样沉默。当韦伯不能满足「价值判断」这一范畴时，列氏转而向尼采求助。他借尼采的话来指明这一困境：普遍地承认每个时代、每个人的观点的合理性，将会引发道德的困境，人们要么对一切都怀疑，要么对一切都满意，人们面临的将是一个无底的深渊。对一切都怀疑，就是虚无主义；对一切都满意，是判断力丧失的表现。列氏觉得有必要寻找一种方法，以使相对主义者摆脱这种困境。绝对主义当然是拯救道德相对主义的一个药方，但列氏否认它是个良方。必须寻求另一种途径，既能给相对主义者提供合理的价值准则，又能避免绝对主义普遍价值标准的专制；既能脱离相对主义的道德困境，又能保留相对主义历史研究的优点。这样一种独特的价值标准存在吗？按维特根斯坦的说法，任何的价值标准都是绝对的，寻找价值标准而不信奉绝对主义是不可能的。列氏也逐渐察觉，理解其它时代而没有一个参照系是不可能的，在相对主义者这里，这一参照系最终必然落在研究者的时代标准上。然而这就意味着把当代价值标准普遍化和绝对化，对于这一明显的自相矛盾，列氏无可奈何，如果认识真理需要将当代标准绝对化，那也只能如此了，他说，「如果下面这种情况，既要成为一个十全十美的相对论者，就必须先成为一个好的绝对论者，看起来，只是一种故意设置的自相矛盾，一种对合理性的违背的话，那它的原因可能是由于对历史知识来说，只有理性主义是不够的。」列氏在这里不得不模糊地承认了理性（客观）研究历史的困境，承认某种超越时代的价值或信仰是必须的。看来，如果历史研究确实摆脱不了绝对主义，列氏也准备接受绝对论。　　

　　但是列氏是如此地钟爱相对主义，他还是想冒险一试，这时又是尼采为他提供了灵感。尼采曾写了一本专门论述其历史观的小册子，中译本即《历史对于人生的利弊》（在列氏的著作中，尼采这本书被称为《历史的使用和滥用》[第393页]）。列氏对尼采的理解全都来自此书。这是尼采的四部《不合时宜的观察》中的第二部。在这本书里，尼采抨击了所谓的客观历史的研究，对尼采来说，客观地研究历史的过程，就是变成宦官的研究者将历史中性化的过程。尼采说，这些没有生命力的、冷静的、智慧的学者成了庞大的历史世界后宫的守卫者，纯粹客观是适合他们的。他们有看守历史的任务，除却故事之外不许有别的东西从历史里产生，还要防范人格由于历史而成为「自由」。尼采在这里所说的「客观」历史研究就是相对主义历史研究。在尼采看来，这些所谓的客观学者必然由实证主义走向相对主义。如同赫拉克利特一样，客观观察历史的人，在历史之河流中到处看到的都是一个「变」字，他看到一切都是分散为许多动点，最终是「一切基础的疯狂轻率的分裂与散乱，这些基础消融于一种永久流动与散漫的演变中」。他自己也会自失于这个变的河流中，再也不相信自己的「存在」，再也不相信他自己。⁷这个在演变河流里游泳着且溺死了的人当然谈不上有「自由」的人格了。他变得愈来愈麻木不仁，「如今他知道：在每个时代都是不同的，你是怎样的，这并不关重要。在忧郁的无感觉中他任凭自己身边一个意见跟着一个意见掠过。」　　

　　尼采认为，如此的历史研究和教育除了让人变得无力之外，还将炮制出一个小人的世界。客观地研究历史，无所怒，无所爱，理解一切，看起来是多么温文儒雅。然而这温文儒雅恰恰是现代软弱性格之表现。这是自私主义成为世界体系的基础后出现的结果，一切「聪明的自私主义」所关注的已经不再是有生命力的历史，也无力去体会伟大人物的真正力量，再也不能把握住崇高事物，它所关注的只是大众的需要。在「精炼的中庸」里，所谓的「客观」历史研究已经变成功利主义的工具，在科学的旗帜下建立起一座座「学术加工厂」，人们尽量迅速地促进学术，就像强迫母鸡下蛋。学术被惊人的速度促进了，然而这些学者们，这些筋疲力尽的母鸡，虽然生蛋很多，但是鸡蛋却愈来愈小（虽然书是愈来愈厚）。最后的结果就是学术的「通俗化」、「妇女化」和「幼稚化」。学者们以科学、客观的名义将历史中伟大崇高的事物裁减成了适合「混杂的公众」身体的上衣。对大众口味的迎合使历史也逐渐成了「群众」的历史。自此伟大、崇高的事物便与这个世界绝缘了。我们只看见矮小、喧嚣的小人。按尼采的分析，我们就得到一个有趣的观点，所谓「客观」的历史研究其实也是主观的研究，它是软弱而庸俗的现代人按照自己的喜好而随意裁剪历史的结果。这样一来，韦伯就成了小市民精神的代言人了。　　

　　如何摆脱这个价值混淆、庸俗枯燥的世界呢？尼采说，治疗客观历史病的药方就是：「无历史的」与「超历史的」。「无历史的」表示艺术和力量，就是能够忘记，而且把自己封闭在一个有限的视界里。「超历史的」表示某些威力，它们使眼光离开演变，转向那把永恒与意义相同的性格赋予存在者，转向艺术与宗教。人们通过「无历史」把自己从无穷无尽的演变的历史河流中拉将出来，并在其周围划一个视界，这一视界将成为他生活的基础，只有在这个基础上，才能生长一些正当的、健康的和伟大的、一些真正人性的事物。无历史就象蒙盖在历史河流上的雾层，只有它才能截断历史的无限流变延伸，给人一个起点，一个地基，人们才得以开始他的各种事业。这样一来，「无历史」这一雾层必须是有界限的，否则它也就成了吞并人格的无边黑幕了。给无历史划定界限的就是一种力量，它来自于人的第一本性──自然本能，尽管现在它被人的第二本性──即人工的产品：历史和文明──遮盖着。这种自然本能的典型体现就是宗教和艺术。只有它能突破历史长河的虚无，从价值的碎片中拯救出永恒的价值和意义。在这一本能力量的基础上，人通过思考、比较、分析、综合，去限制那无历史的因素，将它制造成人得以停驻的平台。「超历史」就在这一平台上开始行动了。凭借那一本能的力量，超历史的人已不再迷惑、不再胆怯，他已经能够把过去的事物运用于人生，他将会穿透历史的迷雾，获得一个形式，即一种永恒的价值标准，在其指导下，他会把最高的热情纳入这个现成的形式。这时历史才开始真正地为人生服务，而不再是人生的阻碍和负担。人也只有在这种情形下才能成其为人。  只有为人生服务的历史研究，才是真正的历史研究。而这样的历史研究只能由有经历者与优越者来进行，因为他们比一切人更大更高地体验过一些事物，他们正是「无历史」、「超历史」者的代表，只有他们才能解释过去的事物，才会知道甚么东西在过去的事物中是伟大的，是值得知道，值得保存的。而这样的人注定是少数。正是这些「无历史」和「超历史」者克服了客观历史或相对主义历史的弊病，在坚实稳定的基础上健康而伟大地生活着。　　

　　尼采对客观的、科学的历史研究的批判，以及他对相对主义后果的绝妙演示，对列氏来说无疑是当头棒喝。而尼采开出的药方无疑又给他指了一条明路。按照尼采的观点，列氏开始批判历史主义。他批判历史决定价值标准的观点，所有认为是历史创造了一切、决定了一切的历史观都是历史主义和相对主义的表现，在那里根本不会产生真正的价值标准。因为若一切都是历史产生的、决定的，那么所有存在的事物就都由历史取得了合理性，这时任何的价值评价都是多余的，历史主义本身就取消了价值判断。如果在历史主义中产生了伦理价值标准的话，那也是一种自相矛盾，就如同马克思的历史决定论与其道德批判之间的矛盾一样。作为历史主义一个分支的相对主义命运也是如此。因此，必须承认有超历史的存在，否则就不可能出现价值标准，也不会对历史进行区分、对比和评价，从而让历史为人生服务。这一超历史的存在在尼采那里是人的第一本性，即他的自然本能。列氏则把它引申为人的创造力。这一创造力使他的相对论与一般的相对论区别开来，前者承认人的创造性，这使人能够凌驾于历史河流之上，对历史作出评价与判断，留住永恒的、有价值的东西；后者只承认历史的权威，一切都受时间的限制，一切都那么无关紧要，随着时间慢慢消失。所以，只有在创造的相对主义里，才能使人们摆脱在过去的死亡之手的控制下所产生的那种无能为力的感觉，才能够避免陷入尼采所攻击那种使当代人变得不起作用的相对主义。　　

在马克思看来，一切历史问题都是人类自身如何建立未来“人类本质力量”的问题。是发展代表生产力的阶级利益，或者说，如何建立更美好的现实的理论实践问题，解释历史为的是“改造世界”。如何改造，必须以人类整体大多数人的根本利益为核心价值。这就是历史自身和长期发展两方面衡量的“进步”价值。阶级斗争促进人们觉醒，促进“人民”团结，就是核心价值要素。另外，就是各个历史阶段性的文化价值：宗教、科学、哲学和现实的利益集团发展。

“人民”有时并不具有政治显性的利益力量，但人群、个人的利益终究会演变出历史强大的统一意志。这就是发展社会生产力：劳动的社会能力不断提高，劳动者越来越受到重视。人们之间的社会生产关系日益紧密。“人民”的思想越来越统一为人类整体的意志，以“人民”的利益取代既得利益集团，成为真正代表人类整体本质的一种“共产主义”追求。

历史有阶段性的统治阶级意识形态及其利益、立场，最终的统治阶级是无产阶级，即人类整体根本利益的意识形态。科学共产主义就是代表人类整体根本利益的总方向；社会主义阶段又有阶段性的发展社会化、公有制经济的生产力标准：教育人成为“共产主义者”，发展社会生产力，改善生产关系，形成无产阶级解放的“无产阶级专政”对敌专政、对“人民”民主的消亡国家的制度、运动。教育“小生产者”，统一到公有制经济体中来，消除历史的“小人”、“小市民”的「毫无睿识的专家和全无心肝的纵欲之徒」现象。　　

哲学就是看清“人民”根本利益的本质研究，就是共产主义事业的拨乱反正过程：社会主义生产力、生产关系建立，教育、赋予人类本质“归复”的文化革命。教育不仅仅是书本的，更重要的是阶级斗争实践的心得，只有斗争才会形成觉悟、立场、观点、世界观。

中国私有化的危局　　

　2009-6-7　

中国始终在专制与割据动乱的怪圈中挣扎，其中的裙带关系和官僚体制所造就的坠落成为怪圈中的核心重力。

古人云，水可载舟亦可覆舟。舟者，就是一个体制国家，就是一个家族皇权及其官僚体制，水则是人民以及创造的社会财富。当国家凋敝，人民流离失所之时，中国就会进入新的阶级斗争漩涡。

李鸿章自嘲是“破屋裱糊匠”，在风雨飘摇的晚清，他曾殚精竭虑，希望含悲饮忿，委曲求全，为清廷赢得喘息的时间，以图中兴，并师夷长技，力求自强。正如毛泽东评价李鸿章的那一句：“舟大而水浅也。”他这个末路人，只能是死不瞑目了，大舟无奈水枯时，徒劳搁浅死劫生。　　

时来风雨皆为力，运去英雄不自由。这时运就是人民对于历史人物的认可与抛弃。当人民认准了领袖，同心同德则世界为我所行；离心离德只能是众叛亲离。　　

中国的传统历史形成了家族、宗法私有制度。正所谓“一人得道鸡犬升天”。蒋家王朝四大家族把个中国盘剥光了，他自然也就彻底完蛋了。这就是毛泽东对中国，特别是蒋家王朝深刻揭露的核心课题。毛泽东在鲁迅揭批传统礼教吃人之后，对于裙带关系有着深刻的分析，是认识旧中国弊端的重要脉象。　　

中国人重视“人情”“面子”，正是这种人情，就会使得碌碌无为、贪婪饕餮之徒升天，败坏了社会风气。以至于相互竞争、竞相残暴，土地集中、顽固势力盘根错节，天下崩塌。所谓死要面子，活受罪。中国的裙带风气，还不是美国的那种富家强强联姻的结合，往往是纯粹宗族的拉帮结派。这在乡村选举中表现得尤其严重。没有是非的拉帮结派成就了一荣俱荣，一损百损的状态。中国的私有化缺失西方的宗教意识，更多的是私欲的非理性演化，使得势态“其兴也勃，其败也忽”。　　

从一贫如洗到富甲天下，从三度荣登首富宝座到被警方调查，从拿破仑式的执着坚强到坊间传来因不堪压力的自杀未遂事件。国美集团总裁黄光裕出事之后，接连有众多高官被牵扯出来。形成了典型的窝案。中国的贪官除了贪得无厌，还荒淫无度！从一乡之长，到官至副国，大有愈演愈烈之势。这些丑恶现象，已经成了社会机体的“癌肿”，虽不能说是已病入膏肓，但再不引起重视，将误党害国！这就是新形势下的裙带关系发展，从原始宗族发展到同学战友，上下联手，形成“官僚体系”，为贪赃枉法开路，为鸡犬升天打伞。这是一种比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分离更危险、更加顽固的旧体制，层层扒皮，毒瘤扩散，国将不国。

中国执政党搞资本主义复辟，马上形成了官僚体系加裙带关系的大发展。虽然旧的剥削体制从总体上说是已经被消灭了，但是存在了数千年的剥削阶级思想还将长期存在；经过持续30年以私有化和市场化为目标的经济体制改革，新的剥削阶级和剥削关系又重新和大量地在中国大陆产生，商品经济和商品交换又成为了统治阶级剥削人民的基本方式，这为剥削阶级思想和一切都以商品交换原则办的“异化”死灰复燃和长期存在制造了新的土壤和条件，投之以桃，报之以李，两极分化迅速形成社会分离趋势。　　

在国际垄断资本的控制和束缚下，新生资产阶级无法建立一个真正的、独立自主的、完整的资本主义国民经济体系，实质上只能是西方垄断资本的附庸。当今的世界危机将进一步加剧国际各种矛盾，垄断资本间的矛盾将迅速激化，关系日趋紧张，整个世界和平战略平衡格局遭到瓦解，一国垄断资本的统治更加困难，各个复辟政权更加不稳定。这就造成了一种客观的革命历史形势，在这种形势下，无产阶级组织领导的反复辟革命一定会爆发，也一定会取得胜利。

所以，毛泽东早就断定资本主义复辟是不会稳定的，很可能是短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