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卢武铉自杀看邓贵大被刺

由卢武铉自杀看邓贵大被刺　　

韩国前总统卢武铉自杀了，据说是源于其老婆和下属的涉贪。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要选择自杀这么一条路。不管怎么样，他毕竟曾经是权倾一方的韩国前总统，这样的事，要放在中国，是绝对不可能发生的。卢武铉，你怎么就这么想不开呢？你怎么就这么狭隘呢？你怎么就这么短见呢？你死得太不理智了，你死得太冤了！ 　　

中国是你的近邻，你完全可以学学中国的贪官呀！中国的贪官可不象你那样，一遇到检察机关的检察，别说没有自杀的念头，就连“怕”字都不曾产生过。　　

最典型的莫过于前吉林人大常委会副主　任米凤　君。当此“鼠”得知中纪委准备找他谈话，知道自己的好日子快要结束时，便一头“钻”进当地最有名的酒店内，和两只“鸡”同时“沙场”鏖战。即使中纪委的办案人员出现了，他还是不依不饶地和一丝不挂的“鸡”混战在一起。　　

还有，即使坐上了被告席，你也可以象原共青团淮南市委副书记李瑞那样，在判决书上，接连写下“冤”、“雪冤”、“莫须有”等几个字，并拒绝签字。　　

退一万步，即使不幸被判决入狱，你还可以象原河南省教育厅助理巡视员靳建禄那样，在监狱里讲授《道德经》，这样，就可以成为犯人的崇拜偶像了。　　

卢武铉的灵魂已经升天了，现在说什么都没用了，我们就不要继续去骚扰他了，让他在天堂上安享静谧吧。　　

此时的我，本想结束此文，却不由得又想起了邓贵大之被刺死后的处境。卢武铉死了，得到了人们深切的怀念，享受到韩国国葬的哀荣；而邓贵大死了，全国人民口诛笔伐不断，至今仍未见有歇息的迹象。　　

为什么会产生这么大的差异呢？我想原因大概有这么几个：　　

一是邓贵大到死才被有关部门追查是否违法违纪，但卢武铉死前就被国家机关穷追猛打。现在，邓贵大又差不多被平反了，因为当地警方已否认其有强奸的嫌疑；而卢武铉死前就基本被定罪了，尽管他曾向全国人民道歉，但想完全平反，几乎没有可能。所以，邓贵大在快活中死去，死得轻松，死无遗憾；卢武铉在痛苦中死去，死得沉重，死有不甘。但毕竟后者的灵魂可以升天，前者的灵魂只能入地狱！　　

二是邓贵大死于性欲的张狂，而卢武铉却死于清廉的坚守。从邓贵大的日常行为轨迹看，他本来是不准备做人的。他在招商办主任的位置上，本有着天天过年天天醉，时刻抱着小妹睡的好日子，谁料到那天酒不醉人人醉人，遇到了娇美的邓玉娇。而邓玉娇这厮偏偏不识趣，那么多的钱，那么尊贵的人，一点都不动心，怎不触发邓贵大等人的性张狂呢？邓贵大“显摆”未成，“按倒”未就，反被“烈女”一刀毙命，最后“光荣牺牲”在“性公园”；从卢武铉的性格特征来看，他对道德的追求，对清廉的坚守，是令人叹服的。本来，他即使不学中国的贪官，但南非的曼德拉和菲律宾的马克斯，也不失为一个可借鉴的前车。南非的曼德拉选择了与妻子划清界限,菲律宾的马克斯选择了与妻子共同血腥镇压反腐运动，尔后携带赃款一起逃往国外。可卢武铉就是卢武铉，他一个都不学，当以“清廉示人”的形象因亲人和下属的贪腐而倒塌于民众之前时，他宁可选择自杀，也要保全自己一世的清廉。　　

三是邓贵大死于“不高兴”，而卢武铉却死于“无榜样”。邓贵大到洗浴城，不就是图个高兴吗？谁知道邓玉娇的做派，让他不高兴了，让他发疯了。他不是别人逼死的，也不是别人谋杀的，更不是制度逼死的，他是死于自己的“不高兴”。因此，不能责怪他的觉悟，他毕竟经受过“三个代表”先进性教育的陶冶，更不能责怪我们的制度。因为我们的制度“是世界上最好的制度”，尽管这种制度也有让人“不高兴”的地方；而卢武铉之死，不是被韩国人民逼死的,与政敌的卑劣也没有任何关系,他是被自己的亲人逼死的,也是韩国民主政治制度的殉葬品。尽管这种制度有时也很“虚伪”，很“血腥”。但“血腥”的制度有时也可以造就有德性的政治家。卢武铉虽然没能成为清廉的榜样，但他却用自己的死，证明他是政治家中一个敢于担当、敢于负责的皎皎者。　　

卢武铉死了，是君子之死，在世人心中，树起了一根道德标杆；邓贵大死了，是小人之死，在世人口中，留下了一个千古骂名！　　

由二者的比较中，我们能不能感悟到一点什么呢？　　

有必要郑重指出的是，我不是西方民主政治制度的推崇者，更不是西方民主政治制度的追求者，恰恰相反，我坚决反对西化，更坚决反对全盘西化；但这不能成为我们拒绝人类文明的理由。我们从毛主席有关如何正确对待人类文明的伟大著作中，可以找到前进的正确方向。实事求是地说，我国的民主政治制度虽然很适合我国的国情，但并不是说就一定是完美无缺的，也有一个与时俱进的问题；邓贵大之死的残酷现实，也已经证明这种制度确实存在一定的缺陷。我们通过对人类文明的除其糟粕，吸其精华，以进一步改进和完善我国的民主政治制度，使之更加完美，更加适合我国的国情，更加有利于我国的科学发展，这不正是我们孜孜以求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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