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为什么写《半社会主义论》

我为什么写《半社会主义论》　　

——答友人兼及『上纲能手』们　　

项 观 奇　　

当我写批评错误路线的文章上网时， 很有几位左派说好。 有时夸得我很害怕，因为我没有他夸的那些意思。 但是， 当《半社会主义论》发表后， 可就智者见智，仁者见仁了。 只要是认真的讨论，说得有理， 就是把我批得狗血淋头， 我也只会服气，而不会生气。 一个从二十岁就差一点被打成反动学生、二十七岁就开始接受万人批判大会的『考验』（习仲勋同志捱斗时叮嘱一位大学校长的话）， 如今又满嘴挂着『民主』的人， 怎么遇到批判自己就不敢承认民主原则了呢，我不想办这样的蠢事。 　　

        但是遇到『上纲能手』时， 那就不是讨论问题了， 他们只管给你上纲， 只要『撇』一眼你的文章， 不合他的胃口，那纲就是非上不可了。什麼『资产阶级右派观点』、『社会民主主义观点』、『第三条道路』观点， 能加的『罪名』都加上， 不然何以表现是『上纲能手』？ 这种『上纲能手』，文革中不少， 这个词也是那时的产物。 厉害不逊于古代的刀笔吏， 真真绞杀过不少人。 可惜， 缪种流传至今， 着实还想再致人于死地。 但是， 历史毕竟前进了， 这已是不可能的。 用个笔名， 尽情开骂，反正在网上也无处可查， 自己先痛快一时， 你能拿他怎样？ 列宁说， 『难道能和对待严肃问题采取不严肃态度的人很严肃地讨论一些问题吗？ 难， 很难。 』列宁高明， 说得透彻。 我也只能照导师意见办， 不理， 顶多『兼及』一下。　　

        有些朋友不理解我为什么写『半』文。 在他们看来， 那些战斗的批判的文字多么让人振奋和高兴，  为什么要写立论社会主义的文字， 而且还加了个『半』字， 又是民主， 又是多党， 又是反封建， 又是请回资本主义， 不是很像资产阶级右派的观点吗。 　　

        有鉴于此， 和朋友们交交心， 说点家常话。　　

        一， 太史公司马迁的<报任安书>是千古不朽名篇，其中所述所以忍辱负重、苟活于世， 就是因为父亲所交代的著史一事尚未完稿。其心境， 其操守， 其信念， 其悲苦， 字字句句， 撕裂人心， 多少人每读及此， 无不掩卷而涕。 我写半文， 虽不可比， 但心情确有相通之处。 就是因为毛主席生前多次嘱咐， 『我写了新民主主义论，现在， 我老了， 写不动了，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论， 要你们写。』1974年这样说，1975、1976年还这样说。 他一生做了两件事， 第一件有了理论总结； 第二件做了， 没有理论总结， 他把这个任务留了下来。 他说『叫春桥写文章』， 可是， 华国锋没有搞『凡是』， 把春桥送进了秦城监狱， 接受了二十几年的『考验』， 书自然是无法写了。 　　

        细想下来， 毛主席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论， 要你们写』， 实际是把这个任务交给了我们整整一代后来人。  我们岂敢忘记！　　

        1966年9月15日， 我在天安们广场面对他老人家的亲切接见， 向他立下誓言， 誓死保卫毛泽东思想； 1975年， 在省委书记白如冰同志亲自指挥下， 对我发动大举围剿之时， 又是他老人家亲自批示， 保护了我。 现在， 主席的任务尚未完成， 我岂敢苟活于世。 这心情， 正如司马迁所说：『小子何敢让焉， 小子何敢让焉！』 所以， 当一些忠诚跟定主席的文革战士， 决心去作这件事时， 我也参与其中。 当然我是水平较低的一个， 但这心愿无可指责。 就算我在『吃洋面包， 喝洋奶』， 但我依然感到『小子何敢让焉！』敬请『上纲能手』忍耐再三， 你还专不了我的政。  简言之， 写《半社会主义论》， 是我执行主席的遗嘱。 　　

        二， 我有幸自二十三岁， 跟随主席参加了文化大革命， 而且是很认真地、自始至终地参加了文化大革命。 正是在这个过程中， 我的认识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 有我独自的体会。 当年批判我爱『独立思考』， 正是这个被批判的『缺点』，使我有自己的独立的见解。 我是毛主席的忠诚的学生和战士， 但是， 我又不盲从。 所以， 在1968年， 我就开始对文革有批评意见。 意见可以说主要是两条， 一条是不赞成打倒一切， 而且斗争手段残酷； 一条是反对只讲斗争， 不讲制度建设。 自1970年我开始受迫害， 失去自由， 这个长达十几年的过程， 使我有时间结合实际， 反复读马列毛， 反复思索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为什么会发生这一切？1973、1974年，我认真钻研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私有制和阶级产生的历史原因的理论，而目的是， 想寻找在社会主义条件下重新产生阶级的原因， 也就是说， 想从社会结构上解释特权阶层、走资派发生的原因。 这在当时， 可以说是相当前卫的思想。 说造反派思潮， 这是一个代表。 正因为有这样的研究， 所以， 当1975年2月发表主席1974年12月26日和总理的谈话后，我立即写出《资产阶级法权和走资派论纲》。 我坚持了主席的思想， 并把它和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 特别是恩格斯关于『分工是阶级划分的基础』的观点结合了起来。 同时， 我已看到， 列宁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不仅仅是暴力、甚至主要不是暴力』的观点， 有巨大的现实意义。 因为列宁这里强调的是民主管理国家， 是无产阶级专政的不可缺少的本义。 　　

        就在1975年2月， 我被政治系的领导请去为一个单位（山东省尼龙研究所）宣讲毛主席的理论指示。 当时， 还没有人出去宣讲。 外系领导所以找到我， 就是听说我在研究这个问题， 而且有一套见解。 我当时来不及写稿， 只有毛主席指示和那份提纲在手。  一气讲了三个小时， 引来阵阵掌声， 也引来数年的失去自由。 因为有录音， 省委书记白如冰同志听后， 亲定为『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无产阶级专政大毒草』。 录音整理稿印发全校， 进行批判。 但是， 批不下去。 白书记于是决定选派省委工作组进校， 从党委书记、副书记， 到基层许多领导， 都被整， 说他们抵制批判。 于是， 对我的批判不断升级，山东 全省举行有线广播批判大会， 声势越搞越大。 结果闹到了北京， 新华社有报告送给了主席， 主席做了那段有名的『训人也是不懂马列的一种表现』的批语。 我被保护了下来。 这场深刻的理论斗争， 说明了主席这时发表的理论指示的伟大意义， 它触及到了社会主义问题的要害。 　　

        到了1976年批邓， 毛主席进一步论述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弊端。我又跟了上去。 更深刻地看到社会主义社会产生特权阶层不是偶然的。 对封建特权有了肯定的认识。所以， 我常说， 关于文革的真正科学的理论， 实际是在文革后期在才逐步形成的。这一点研究文革史的同志可以注意。这是我作为一个文革全过程（而且是在上海、山东济南和北京等政治中心）的实际参加者的切身体会。  　　

        『粉碎四人帮』后， 我被清查。 又是几年。 我又有了读马列毛和总结自己认识的又一次机会。这种在痛苦中的学习（有同志在批评我的文章中嘲讽我通读马恩全集50卷， 有点残酷呢， 在当时，是怎样一种心境啊）， 加深了我对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的认识。 看到利益在起作用， 简直到了你死我活的程度。当时（1976年）， 我就预见到华国锋没有好下场。 邓上台只是时间问题。 有一些分析， 已被历史证明是准确的。 这里不重复。 传播我的这一思想的李老师， 在山大被隔离， 差点打成现行反革命。　　

        我所以回顾这个简单的认识史， 只是想说明我不是像有的同志说的是从『不消化』的书本知识、从纯理论上去探讨社会主义社会的问题的， 正相反， 我是以文革的阶级斗争实践为前提， 在实践推动下， 才有了这些理论认识， 马列毛的一些原理才起了作用。这个认识过程， 是我写《半社会主义论》的重要基础。 我个人认为， 这些思想和毛主席的指示是一脉相承的。当时批判我是『造反派的理论家。』， 是一个『造反派的典型代表』， 看来符合实际。 我感到光荣。并且，我是在『围剿』中坚持到今天的毛派战士中的一个。其实， 运动初在上海复旦大学， 我不是冲锋陷阵的造反派， 不过不赞成校党委布署整造反的同学们的黑材料， 准备运动后期打他们『右派』或『反革命』。但在『粉碎四人帮』后，『造反派』形同罪人时， 我从不回避我是造反派。 正是这样的刻骨铭心的经历， 这样的经过残酷地锻炼炼就的立场， 使我有可能对毛主席晚年的理论指示有深刻认识和体会， 也才有可能继承他的遗志， 去做这一理论方面的工作。   　　

        三， 邓小平路线的三十年， 使我进一步看到， 一旦放弃阶级斗争这个纲， 社会主义社会原来框架的弊端， 马上就会恶性发展， 就会迅速产生一个特权阶层， 社会性质就会发生蜕变。 路线的重要就在这里， 阶级斗争的意义就在这里， 而根源在制度， 基础在制度。所以三十年来我就抓了四个字：阶级斗争。有近一百万字的文字可证。    　　

我每年回国几次， 目睹社会深刻地变化， 目睹劳动人民重新受苦、受辱， 感到万分痛苦。 我只能提起笔写一点关于路线的文章。  也有关于具体的， 例如根据我们济南段店村的问题。 我写了《当代大恶霸祝德福》一文并就此事写了《给总书记的信》， 又写了《必须拿掉祝德福的保护伞》。 网上广泛转载过。 我们按照规定的组织纪律， 给了所有能给的领导， 拜托了所有能拜托的同志。 现在， 我可以告诉同志们， 经过几年的努力， 中纪委亲自到济南抓该案， 已经把该区区委书记朱玉臣——也就是我狀告的保护伞——双规，据说从家里抄出现金就一千万。 这才开头。斗争还在深入。 我写过一些历史著作和教科书，更自文革以来写过不少公开信， 这次， 我的这篇村史没白写， 算是史学发挥现实作用的一个例子。 我不知详情， 但我想， 总书记是关心了的。我不是政治家， 不过是一介书生，感情脆弱， 写洪洞县、东莞、段店村， 我都是留着泪在键盘上打字， 泪水模糊了眼睛。 好在我还能盲打。 那些文字一读就知道是我感情的流露。 所以， 当『革命左派』骂我『吃洋面包、喝洋奶』『搞资产阶级多党制一套』时， 我看到这是对我无情地伤害， 但在这种时候， 我还算坚强， 也够坦然。 我还不了解自己? 我没有忘记主席的教导， 没有忘记工农，我是无私奋斗的， 应该。 我长在红旗下， 工农养育了我， 主席教育了我。     　　

        四， 苏东剧变给了我巨大的刺激。 剧变前， 我就到苏联、波兰、东德、捷克去考察，问题和我们这里几乎一样， 例如， 商店的服务员， 除了喝的是咖啡外， 作风和我们这里一样。 公务员的官僚主义也一样。 这使我看到， 社会主义社会所拖带的一些弊端有规律性。你只要亲身经历了当时人民群众上街游行， 广场集会， 那样希望抛弃苏东的我们称之为蜕变了的『社会主义』， 你就不怀疑这里包含着基本的内在的历史必然性。  所以， 苏东一垮台， 我不是只从叛徒出卖或斯大林个人『罪孽』去理解， 而是看到制度有问题。 简单说， 三句话， 政治上专制， 经济上僵死， 思想上箝制。这说明不改革真是不行了， 但是， 要搞的只能是社会主义的改革。　　

        五，我在德国已经生活了二十多年。 而周边的许多国家也常去。 我看到了什么是社会民主主义。 因为我的教授身份和乒乓球运动员的身份， 使我和各个阶层的人都有交往， 而我又是有意识地作调查研究。 我看到了一种改良的资本主义。 你如果否定这个历史进步， 是闭眼不承认现实， 也不会为这些国家的工人阶级所同意。 无论是从整体环境， 还是劳动群众的生活， 还是整个社会关系， 已经和马克思时代， 和我们读到的那个时代的残酷地剥削压迫， 大不一样了。 简单举几个例子吧。 我在两个村子， 各生活了有十年， 农民、工人生活得很不错。 有房子，有汽车， 生活没有大问题、大困难。 大家和睦相处， 说和谐， 是有点。 社会大大进步了。 一个州长（相当我们的省长）走在马路上， 没人打招呼， 和平常人一样。 市政府在市中心， 随便出入， 没有警卫， 我经常领国内来的朋友去那里上厕所。 里面有个传达， 提供服务， 给你该市的地图。 国内同志， 常常为此感叹。 在德国， 包括北欧， 社会福利是很多。 例如，在德国， 生一个孩子， 前两年， 每月发350欧元教育费； 两年后每月发孩子钱， 直到上大学。上了大学还可申请补助和各种奖学金。 中小学全部免费， 连书费、班车费， 也是国家补贴。  全民加入医疗保险。 整个德国建设的可以说像个大花园， 我想这不算夸张。 如果列宁活到今天， 面对这一切， 我看他不会说这是腐朽、垂死的资本主义， 而会有新的科学的说明。　　

         当然， 也应该看到，资本主义就是资本主义， 剩余价值剥削的本质没变， 劳动人民的地位和资产阶级的地位还有实质差别， 两极的生活还是天渊之别， 人的异化依然如故， 工农很辛苦地劳动， 社会依然不平等， 更不用说还有吸毒、贩毒、红灯区、新纳粹（主要在东德）、流浪汉等等阴暗面。而且， 金融危机不也发生了吗？他们这里见不到我们在主席时代创造的那样高尚的精神境界和那样的社会风气。我们那时有些地方超越了他们， 但是， 可惜啊， 现在， 后退了， 另一个样子了。 这些想法， 在我写的批评谢韬的文章里有专门一节， 比较主席时代和社会民主主义社会哪个更高。 　　

        但是， 同时，我也深刻感到， 和我们国家存在的封建主义遗存比较， 更感受到我们的落后面的本质是没有走出中世纪，这是特权集团赖以产生的土壤。是苏东社会主义失败的重要原因， 是我们改革不能回避的历史任务。　　

        简单说四句话， 资本主义在改良， 资本主义本性没有变， 社会主义更好， 封建性更落后。　　

        难怪恩格斯当年教训德国党的领导人， 要反专制， 在德国还没有解决这个问题， 并说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甚至可以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特殊形式。  所以， 每当我看到， 现在正看到， 一些左派拿封建主义批判资产阶级民主、包括批判我是『资产阶级右派观点』时， 我真哭笑不得， 这些同志还不知民主为何物， 还根本不懂无产阶级专政的真实的科学的含意， 除了略知几句语录外， 和现实的世界很隔膜。那其势汹汹的样子， 使我好像又看到鲁迅笔下的那位赵太爷， 还是『不准革命』，只是放下了手中的哭丧棒， 高高举起了『无产阶级专政』的红旗。在《半社会主义论》之中不得不对此有感而发。   　　

        六， 正当我们苦于错误路线造成的危害而深感痛苦时， 历史给了我们一个极大的惊喜， 这就是尼共（毛）在普拉昌达同志领导下取得民主革命的伟大胜利。 我写了两篇评论文章。 不去重复。 和这里讨论有关的是， 尼共（毛）在实践上， 验证了我的想法还是有道理的。 他们搞的正是组党自由， 竞争上台。 而且申明， 如果不能经得起人民的选择， 就下台。 就我看到的普拉昌达同志的讲话而言， 处处闪耀着马列毛主义的光辉。 用『副帅』的话说， 是活的马克思主义。 在我看来， 我们真该在天安门广场隆重欢迎他， 可是， 只是允许他去看了毛主席。 多么遗憾， 又多么对不起人家， 不是给人家扣过帽子吗？ 当然他们也认为我们搞了修正主义。而现在我们的左派还在批他搞修正主义呢。 所以，我在<半>文的附记里， 说到尼共(毛)的实践可以作为本文的参照系。 谁说多党是资产阶级的， 没有根据。 既没有理论根据， 也没有现实根据。 全世界的共产党人恐怕只有我们的左派和专制当局坚持这个看法。　　

        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 是从实践来的。 以上六个方面的实践， 促成我写做了《半社会主义论》， 是在几十年间做了一点调查研究的。有些话可能是马列毛没说的， 可是， 如果一切都照搬马列毛的话就完事了， 那创造历史不就太简单了吗？ 那教条主义不就成了正确的了吗？ 还是那句话， 生活之树是长青的， 理论是灰色的。　　

        历史不可能完全按照人们设想的去运动。 即使是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设想， 有时也难于摆脱这一命运。 按照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设想， 社会主义应该是在发达资本主义之后的瓜熟蒂落的事情。 但是， 历史显示了多样性、偶然性。 先是在落后的俄国发生了十月社会主义革命， 后又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发生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如果只按教条办事，就没有这两次革命， 更没有这两次革命开创的崭新的道路， 也就没有列宁主义和毛泽东主义。 但历史从来不喜欢教条， 而是给人们创造历史留下了足够的空间。 　　

        这样， 社会主义不是出现在发达的资本主义之后， 而是在不发达的资本主义之后，『两半』之后。  这就不仅给夺取政权的革命带来新特点， 而且必然给随后的社会主义建设（广义）带来新特点。不敢吹太远了， 至少从『两半』到『一半』， 即从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过来的中国还要继续再搞一段半社会主义。 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搞得比较彻底， 我们要补课， 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资本主义发展比较充分， 我们要补课。 这不是补课论吗？ 不是， 不但不是， 而是反对资本主义阶段补课论。 这就是半字的革命性。 半字后面的靠山是社会主义， 我们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 补我们认为、也是历史需要我们补的东西， 而不是补一个资本主义社会阶段。　　

        发达资本主义之后的社会主义是完全的社会主义， 至少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是这样设想的。 虽然到现在为止还没有见到一个实例。 不发达资本主义、尤其是两半之后， 只能是半社会主义， 因为有那些历史任务还未完成， 你『完全』不起来， 只好带上『半』字，完成了历史的要求， 『半』字自然就去掉了， 就会是完全的社会主义了。　　

        半社会主义社会是社会主义的最低阶段， 是东方落后国家走上社会主义必经的一个历史阶段， 这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 具有不可抗拒的历史规律性。 共产党人只有正视这个历史阶段， 领导人民群众坚韧不拔地走过这个阶段， 才能达到完全的社会主义社会阶段， 并继续向共产主义社会阶段迈进。 列宁的教导没有过时， 社会主义就是消灭阶级。 社会主义就是生长着的共产主义和衰亡着的资本主义斗争的历史阶段。  在半社会主义条件下， 还多了衰亡着的封建主义。 没有纯粹的社会主义， 社会主义就是这样的对立统一体。有人说我不搞社会主义， 我说，这才是真正地实实在在地搞社会主义， 尊重历史规律， 不敢吹牛皮， 不敢违背历史规律。 　　

        半社会主义不仅是个很科学的概念， 而且也是个很革命的概念，它告诉我们，我们的社会主义还有一半根本不是社会主义的东西存在着，要靠我们谨慎小心，兢兢业业， 慢慢革掉它， 如果不警惕，做了它的俘虏， 就会搞垮社会主义， 这有点警钟长鸣的意思呢。 　　

        毛主席说他一生做了两件事， 很多人不理解， 其实， 是很准确的。 所谓文化大革命， 就是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问题。 所以， 毛泽东主义按主席的本义， 我看， 就是两论， 一是新民主主义论， 二是文化大革命论。 后者， 根据主席身后的实践， 我认为可以定义为半社会主义论， 包含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理论根据。 我想， 这种不违背主席思想的发展观点， 是会被主席认可的。 这样说来， 还是过去说过的三个里程碑。 马克思写了资本论， 是马克思主义阶段， 列宁写了帝国主义论， 是列宁主义阶段， 毛主席写了新民主主义论和留下了半社会主义论， 是毛泽东主义阶段。半社会主义论， 还要继续做， 大家做， 是国际共运的新课题， 绕不过去的新课题。 尼共（毛）就在做， 而且做得好。　　

        至于我的这点不象样的工作， 千万别忽悠， 『里程碑』不是哪个人都可以自封的。 不久前故去的那位高级领导人就忽悠过， 谁承认？ 但是， 说我不是马列毛主义者， 我也不敢苟同，有我的几十年的实践和文字为证。 就真不是， 对于一个如此渺小的我来说， 这也是很无所谓的事。 错误之中出真理。如果以我的错误换来了新的真理， 我只有高兴，因为我的劳动也没白费。 别想证明个人什么， 还是陈老总那句话， 无私无畏天地宽。　　

        我只是想做我应该做的事， 动机不坏。 作不好， 就该批评。 但是， 光批不行，还要立， 要真正做出这个社会主义论来。 不然， 小平同志地下有知， 还是要说『什么是社会主义谁也说不清』， 『猫论』还是对的。所以， 我说『期待高手』。 　　

        我试图坚持毛主席的基本思想， 并根据实践， 把他的思想加以充分发挥， 执行他的嘱咐、也是遗愿。 作为毛主席的忠诚的学生和战士， 我时时想到这件事， 立志要做这件事，现在做了， 虽说限于才力， 不能尽如人愿， 但我已经是在尽我所能。这是履行1966年9月15日在天安门广场对接见我的毛主席立下的誓言，当哪一天我去见毛主席时， 也算有个交待 。　　

                                           2009.4.24    于德国马克思的家乡红思屡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