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驳《半社会主义论》

再驳《半社会主义论》　　

《半社会主义论》是一个里程碑 [李文采] 中吹捧《半社会主义论》是第四个里程碑。他说：马克思写了资本论，列宁写了帝国主义论，毛泽东写了新民主主义论，项观奇先生继承了马克思、列宁和毛泽东，又发展了马克思、列宁和毛泽东，写了《半社会主义论》。这是四个里程碑。我相信，从此以后，中国乃至世界的社会主义运动将不用在黑暗里继续摸索，新的一页翻开了。　　

常成强关于“半社会主义”这个概念与王奇臻先生商榷一文中为了论证“半社会主义”，竟然捏造说“半社会主义”这个概念，在社会科学研究领域里早就存在。从历史上说，最早使用“半社会主义”这个概念的是马克思。马克思在　1881年2月19日　致友人信中就曾经称法国资产阶级激进党领袖克雷孟梭在马赛发表的演说是“半社会主义的演说”。　　

http://www.wyzxsx.com/Article/Class17/200904/80503.html　　

这就有必要作一番认真的爭论。我已在拙作《半社会主义论》概念不能成立，与马克思主义毫无共同之处http://www.wyzxsx.com/Article/Class17/200904/80441.html中指出: 社会主义是一个过渡阶段, 就是无产阶级的阶级专政，这种专政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差别，达到消灭这些差别所由产生的一切生产关系，达到消灭和这些生产关系相适应的一切社会关系，达到改变由这些社会关系产生出来的一切观念的必然的过渡阶段。在这一社会主义过渡阶段，是不断前进，不断总结经验作出调整的阶段，因此，这怎么可能有一个稳定的一段呢？这三十年私有经济哪道不是逐年增加，两极分化逐年扩大的过程吗？说什么半社会主义是多么可笑，而且半社会主义是决不可能界定的！可见这也许是不自觉地为某些人解套而说的热昏了的糊话而已。　　

在此，再作如下批驳。　　

1.  马克思是在1８７１年１１月２３日对半社会主义的宗派进行批判的　　

常文胡说什么从历史上说，在　1881年2月19日　使用“半社会主义”这个概念的是马克思。　　

首先，马克思不是使用这个概念，而马克思是批判已经存在的半社会主义宗派, 其次，这个批判是早于1881年的十年前。　　

1８７１年１１月２３日［于伦敦］马克思在写给在美国的波尔特的信中，指出国际在与宗派主义斗争中的作用，并且强调说，建立国际就是为了用名副其实的工人阶级的组织代替社会主义的、半社会主义的宗派来进行斗争。马克思在解释工人阶级的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的联系以及无产阶级政党的作用时，要求国际美国各支部中央委员会同意伦敦代表会议的决议，并利用这些决议来克服在美国的宗派主义。　　

   马克思 指出：成立国际是为了用真正的工人阶级的战斗组织来代替那些社会主义的或半社会主义的宗派。只要看一下最初的章程和成立宣言就会发现这一点。另一方面，要不是历史的进程已经粉碎了宗派主义，国际就不可能巩固。社会主义的宗派主义的发展和真正工人运动的发展总是成反比。只要工人阶级还没有成熟到可以进行独立的历史运动，宗派是有其（历史的）理由的。一旦工人阶级成熟到这种程度，一切宗派实质上就都是反动的了。可是，在国际的历史上还是重复了历史上到处出现的东西。陈旧的东西总是力图在新生的形式中得到恢复和巩固。　　

2. 马克思是在１８８１年２月１９日提到的半社会主义者是谁　　

常文提到的　1881年2月19日　使用“半社会主义”是怎么回事呢？　　

１８８１年２月１９日马克思致尼古拉·弗兰策维奇·丹尼尔逊信中说:…由于上述种种原因，我在通信方面就积欠了许多债。而且，我家里现在忙乱得不可开交，因为我大女儿龙格夫人和孩子们①要从伦敦迁居到巴黎去，她的丈夫②（这一时期他一直在伦敦皇家学院当教员）在大赦以后成了巴黎《正义报》的编辑之一（克列孟梭在马赛发表的半社会主义的演说就是他示意的１３８）。　　

常文作者在列出(克列孟梭在马赛发表的半社会主义的演说就是他示意的)内容后，竟然不提附注138, 不知他是何目的。　　

附注138指出：指克列孟梭１８８０年１０月２９日在马赛发表的演说，他在演说中提出了实行个别的民主和社会改革的纲领，例如：用累进的所得税和遗产税代替各种间接税；取消工资计算簿；工人参加调整工厂内部规则；把工人储金会转交工人自己管理；禁止一定年龄以下的童工劳动；缩减工时等等。这个纲领中的一些项目是克列孟梭从法国工人党纲领（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１９卷第６３４—６３６页）中抄来的。　　

克列孟梭的演说反映了资产阶级激进派想通过向工人献媚来积累政治资本的愿望。　　

这里已经明确的指出了半社会主义者是资产阶级激进派想通过向工人献媚来积累政治资本, 当代半社会主义者的目的又是什么呢？我想是不言自明了吧！　　

3. 恩格斯半社会主义的宗派的批判　　

１８８２年５月１６日恩格斯致奥古斯特·倍倍尔信中指出：　　

辛格尔有另一种考虑。他属于这样一种人：这些人认为对任何东西实行国有化都是半社会主义的措施，或者无论如何也是预备性的社会主义措施，因而暗暗热衷于保护关税、烟草垄断、铁路国有化等等。所有这一切全是胡说，是片面地被夸大了的反对曼彻斯特主义２０１斗争的遗产；这种胡说特别是在投奔到我们方面来的资产阶级的和受过大学教育的分子当中追随者最多，因为，这种胡说可以使他们在同自己那些资产阶级的及“有教养的”人士争论时占上风。据辛格尔说，不久以前在柏林你们那里辩论过这一问题，他——幸亏——是少数。我们无论在政治上或经济上都没有权利为了这样一些细小的打算使自己的名声受到损害。我曾试图向他阐明：（１）照我们的看法，在德国，保护关税完全不适用（在美国则恰恰相反），因为我们的工业是在贸易自由的情况下发展起来并成为有输出能力的，但是对于这种输出能力来说，外国的半成品在国内市场上竞争是绝对必需的；生产比国内的需要多出三倍产品的钢铁工业，利用保护关税仅仅是为了对付国内市场，反之，正如经验所证明的，在国外却要采取倾销价格；（２）烟草垄断是一种如此微不足道的国有化，以致我们在辩论中甚至不能拿它来作例证。总的来说，不管俾斯麦能否将它付诸实现，我都毫不在乎，因为不论在这种或那种情况下，结果只会对我们有利；（３）铁路国有化只是对股东们有利，他们可以把股票高价卖出去，而对我们却没有丝毫利益，因为如果我们首先把国家掌握在手中的话，我们可以同样迅速地象收拾国家一样，收拾几个大公司；股份公司业已提供证明，资产者本身是何等的多余无用，因为全部管理工作都是由雇佣人员去做的，而国有化对此并没有增添任何新的论据。　　

１８８９年６月１１日恩格斯致劳拉·拉法格勒佩勒再次指出： 　　

回过头来谈谈我们可爱的代表大会吧。我认为这种代表大会是运动中不可避免的坏事，而人们一定要演代表大会的戏，虽然这种大会有可取的一面，即可以壮壮声势，有利于把不同国家的人集合在一起，但是，当存在严重分歧的时候，这样做是否值得，是令人怀疑的。可能派和海德门派通过他们的代表大会，竭尽全力地企图钻入新国际的领导岗位，这就使得我们面临着一场不可避免的斗争，我仅仅在一点上同意布鲁斯的意见：这是过去国际分裂的重演，现在它使人们分成两个对立的阵营。一边是巴枯宁的信徒，打的旗帜是不同了，但是他们的装备和策略全是老一套，他们是一伙企图使工人阶级运动“屈从”于他们个人目的的阴谋家和骗子；另一边是真正的工人阶级运动。就是这一点，而且也仅仅是这一点，使我对这件事情这样认真。对于立法的一些细节的辩论并没有使我有这样大的兴趣。我们在１８７３年以后从无政府主义者手里夺得的阵地，现在受到他们的继承人的攻击，所以我没有选择的余地。现在我们胜利了，我们向世界证明，欧洲几乎所有的社会主义者都是“马克思派”（是他们给我们起了这个名字，他们会气疯的！），他们被摈弃了，只有海德门去安慰他们。现在我希望不再需要我做什么事了。　　

由于没有人去接近他们，他们就去投靠非社会主义的或半社会主义的工联，因此他们的代表大会将具有和我们那个代表大会完全不同的性质。　　

恩格斯认为：这些人认为对任何东西实行国有化都是半社会主义的措施，或者无论如何也是预备性的社会主义措施，因而暗暗热衷于保护关税、烟草垄断、铁路国有化等等。所有这一切全是胡说，非社会主义的或半社会主义的工联和真正的工人阶级的战斗组织具有完全不同的性质。这就划清了马克思主义与半社会主义者的界线。　　

《半社会主义论》中说什么“现在看来， 复辟资本主义这顶帽子并不到处都是正确的， 而是有条件的。 在不得不暂时还要实行资本主义的领域里， 复辟资本主义并不表示历史的退步， 而是历史的要求， 甚至是历史的进步。”　　

这就是他们政治主张的最好的表述，那么，他们在这里又想讨好谁呢？！他们与马克思恩格批斯批判过半社会主义的哪道不是一路货色吗？　　　

4. 要害是反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　　

他们鼓吹《半社会主义论》是第四个里程碑, 毛泽东只剩下了新民主主义论。这就道出了他们的真实目的，他们是否要取悦于资改派精英呢？！要取悦于他们，一定要否定毛主席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他们鼓吹《半社会主义论》来肯私有化，肯定剥削有理，我看这才是问题的实质。　　

《半社会主义论》对新中国建国二十八年无产阶级专政的实践(土改、三反五反、抗美援朝、合作化、反右、社会主义建设、批判走资派等)视而不见，说什么“1949年之后， 我们除了批判资产阶级的自由、平等、博爱之外， 根本就没有谈论过社会主义的人权”“这种社会制度， 比起西方发达资本主义不是进步了， 而是落后了， 人民终于不喜欢， 不接受， 最后抛弃， 宁愿重走资本主义道路。”　“文革中， 正是主席自己随意定人罪名， 把人打倒， 把人抓起来， 都不办手续， 这就背离了他自己写过的正确的道理。 他批评打倒一切， 这是包括他自己在内的。 所以会打倒一切， 就是因为没有法治， 没有法律保护人权。 他对斯诺说， 他是老和尚打伞， 无法无天。  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 这样想， 这样做， 是完全错误的。”　　　

这里作者似乎忘记了新中国建国二十八年无产阶级专政的实践, 实践中当然有成功和失误，他们对无产阶级实践中出现的一些缺点错误，攻其一点，无限上纲。须知，文化大革命中发生的许多问题正是各种代表人物所作的表演，某部三级工程师六八年被一派中有些人打死，而这一派正是后来掌权的一派，这难道也要毛泽东负责吗？他们中一些人也是声称拥护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现在怎么样呢？天晓得！！！　　

列宁政论家札记（1922年2月底）告诫我们：如果有些共产党员以为，不犯错误，不实行退却，不一再重做那还没有做成和做得不对的事情，就可以完成像奠定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尤其是在一个小农国家里）这样一桩有世界历史意义的“事业”，那就必须说这样的共产党员肯定已经完蛋了。有些共产党员既不陷入错觉，也不灰心失望，一直保持着机体的活力和灵活性，准备再一次“从头开始”向最困难的任务进军，这样的共产党员就没有完蛋，而且很可能不会完蛋。　　

毛主席的继续革命的理论才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第三个里程碑。承认不承认她，是当代区别马列主义者和修正主义的一个试金石。　　
　　　　

１９６６年７月８日毛泽东就指出：全世界一百多个党，大多数的党不信马列主义了，马克思、列宁也被人们打得粉碎了，何况我们呢？　　

中国如发生反共的右派政变，我断定他们也是不得安宁的，很可能是短命的，因为代表百分之九十以上人民利益的一切革命者是不会容忍的。那时右派可能利用我的话得势于一时，左派则一定会利用我的另一些话组织起来，将右派打倒。这次文化大革命，就是一次认真的演习。有些地区（例如北京市），根深蒂固，一朝覆亡。有些机关（例如北大、清华），盘根错节，顷刻瓦解。凡是右派越嚣张的地方，他们失败就越惨，左派就越起劲。这是一次全国性的演习，左派、右派和动摇不定的中间派，都会得到各自的教训。结论：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还是这两句老话。　　

近年来各种名目烦多的社会主义充斥于世，什么民主社会主义、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xx社会主义等等，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要发展资本主义所有制，发展私有制，似乎这才是中国的唯一出路，对于这类社会主义，我们只有用恩格斯的话来回答他们，恩格斯在1888年英文版《共产党宣言》序言中指出：“在1847年，社会主义是中等阶级的运动，而共产主义则是工人阶级的运动。当时，社会主义，至少在大陆上，是“上流社会的”，而共产主义却恰恰相反。既然我们自始就认定“工人阶级的解放应当是工人阶级自己的事情”，那么，在这两个名称中间我们应当选择哪一个，就是毫无疑义的了。而且后来我们也从没有想到要把这个名称抛弃。” 马克思晚年对各种各样打着马克思主义旗号的政治骗子和流氓已经无可奈何，只有以拒绝“马克思主义者”桂冠来表示愤怒！对他的女儿女婿和一些年轻人说:“你们都是马克思主义者，可我只知道我不是！”，“我播下的是龙种，但会不会收获的将是一大堆跳蚤呢？”，恩格斯后来也指出： “马克思大概会把海涅对自己模仿者说的话转送给这些先生们：‘我播下的是龙种，收获的却是跳蚤。”（《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76页）。

当前所各种型式的“社会主义”，哪道不是陈旧的东西总是力图在新生的形式中得到恢复和巩固。

这里我抄录二位网友的话作为结尾，也许对我们认识问题有所裨益。　　

我认为社会主义在建设过程中无论从经济政治和人们的思想文化状况哪个方面来说的确都有一个从不完全到完全的发展过程，有一个从不完善到越来越完善的过程，有一个逐步肃清和消除旧社会的各种历史遗毒和影响的过程，有一个从不够民主到越来越民主直至完全实现劳动人民真正完全当家作主的过程，甚至必然还有一个从穷到富、从经济不够发达到越来越发达的过程，尤其是在我们这样一个较为落后的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夺取革命胜利建设社会主义就更是如此。这不是以哪个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而是由客观历史条件的局限所决定的，正因此，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初始阶段或者前一个阶段，社会主义社会会有很多东西是不可能达到它很成熟、很完善的程度的，是必然要存在很多旧社会的痕迹的，这一点一点都不奇怪。也正因此，刚刚诞生不久的社会主义很容易被扭曲甚至被颠覆，两个阶级、两条道路和两条路线的斗争会非常激烈。这时执掌国家政权的无产阶级政党必须密切联系人民群众而且紧紧依靠人民群众，依靠群众的力量和有效监督来保证无产阶级政权的巩固，保证党的路线的正确和国家的社会主义发展方向、发展目标的实现；必须始终以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来教育全党和全国人民，不断地进行经济政治和思想文化领域里的社会主义革命，抓革命、促生产，促经济社会全面发展，使劳动人民的地位和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使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制度不断巩固和完善。只有这样，社会主义的道路才能越走越宽广，越走越顺畅，才能造成剥削阶级既不能存在也不可能再产生的土壤和条件，从而保证社会主义最终彻底战胜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而向着更为高级的共产主义社会发展。　　

新中国建国后，我们利用无产阶级政党掌握的国家政权进行了国民经济的恢复和重建工作，紧接着进行了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的社会主义改造，在这个基础上初步确立了劳动人民通过自己选举产生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政治协商制度自己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社会制度，但由于历史的原因并照顾到一些革命老同志当时的水平和素质以及当时群众的思想文化状况，我们确立的干部选拔和管理制度的确存在官选官管官的传统弊端，而且存在着一定的特权，毛泽东非常清醒地认识到这种“官本位特权”的存在对于社会主义建设的危害性，但苦于当时历史条件局限实在是不得已而为之。进入50年代后期和60年代之后，毛泽东愈加认识到这种权力高度集中的管理体制的弊端和危害，一直想利用广大人民群众的力量来逐步解决这一问题和由此造成的矛盾，但他的这一努力总是不断遭到来自党内尤其是来自党的一些高级领导干部的抵制和反对，为了党的团结和工作的顺利开展，他不得不一再迁就他们，但有些人不仅不听毛泽东的一再劝告，对自己的特权不予以约束限制，而且越来越脱离群众，越来越不考虑群众利益和社会主义的继续发展完善，甚至从自己的个人利益最大化出发开始准备架空和甩开毛泽东，走与毛泽东相反的另外一条原国民党曾经走过的官僚资本主义道路，这就迫使毛泽东不得不组织领导发动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我们根据新中国发展的这些历史事实来判断新中国的性质，就不难得出毛泽东时代的社会主义绝不是什么半封建性质的社会主义，而是还不可能不带有旧社会痕迹的不够成熟与完善的社会主义这么一个结论。　　

　2009-4-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