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分配理论放谈

再分配理论放谈⑶：神奇的“再分配”

为什么说将生产过剩转化为新的需求是一个再分配的过程呢？这一点其实很容易理解。

我们仍以假设的那个由八人组成的原始部落为例，开始时，他们的一切生活需要都是自给自足的。当他们因种地而收获到超过自己需要的谷物时，酋长便面临着如何分配剩余产品的问题。他有多种选择，如将其储存起来以备不测之需，或用其与仍以渔猎为生的部落交换一些肉类食品，或决定分出若干人不再种地，而改为从事其它方面的劳动等等。在条件允许的范围内，他当然可以同时选择其中的一项或几项。而他选择的结果显然会对部落的发展产生直接的影响。假如选择储存，第二年将重复第一年的一切，只是储存的谷物可能更多；假如选择交换肉食或让若干人改为从事渔猎劳动，食物的种类是丰富了，但食物剩余的总量却不会有大的改变；假如选择让这若干人改为专门制衣，用以满足部落中八个人对穿衣的天然需求，剩余的谷物便转化成了人们对穿衣需求的满足，整个部落的生活质量也因此得到了提高。因此，最后一种选择对部落的发展是最有利的。但这里有一个前提，就是一个人制造的衣物也必须能够超过他个人的需要，也必须有剩余产品能分配给其它的人。要是他制造的衣物仅够他自己享用，那这种选择就失去了可能。这样，便出现了一根再分配的链条：如果我们把对谷物收获总量的分配定义为第一次分配的话，那么对谷物剩余产品的分配就是对分配的分配，即再分配；如果我们把对谷物剩余产品的分配定义为第一次分配的话，那么对衣物剩余产品的分配就是再分配，即对分配的分配。因为不仅可用于分配的衣物实际上是由对剩余谷物的分配转化而来，而且必须在对剩余衣物的分配能够实现时，制衣者才能得到他所需要的谷物，也就是才能完成对“剩余谷物”（也许此时已不再是剩余）分配的一个终结。在这里，交换行为只是对剩余谷物与剩余衣物再分配过程的另一种简单化表述。

可见，再分配实际上是决定生产过剩能否转化及如何转化的关键。我们还可以从衣物生产的剩余产品出发开始新一轮面临众多选择的再分配，并一级一级地拓展下去而形成再分配的链条。无论这根链条延伸多长，结构如何复杂，都万变不离其宗，而且归根到底都必须建立在对食物剩余产品再分配的基础之上。从这个意义上讲，也可以说正是靠着再分配的作用，才构筑起人类财富的大厦。

也许有人会认为这话言过其实了，实际上却并非如此。不妨设想，当原始人类仅仅拥有超过自己需要的食物而不将其通过再分配进行交换的话，他能够说已经拥有真正意义上的财富了吗？不能够。第一，食物总有保存的期限，他所拥有的剩余食物总量不可能无限增长。而一个人拥有财富的总量却是可以无限增长的。第二，他所拥有的剩余食物总量即使可以无限增长，他也没必要促进其增长，因为这丝毫无益于改善他的生活。而一个人拥有了财富就可以用以改善生活，因此总是在谋求财富的增长。

或者有人又要争辩说，原始人即使不将剩余食物用于交换也可以改善自己的生活。例如可以缩小耕种的面积以减少种地的时间，从而可以用从事其它方面劳动的成果来改善自己的生活。这话一点不错，但仍然没有超出再分配的范围，只是从一个新的方面论证了再分配的作用，即对生产要素的再分配。与前面为简便起见将一个人的劳动看作一个整体不同，这里是将其作为可以分割的且进行了分割。但问题的本质并没有改变，不过是将对剩余谷物的再分配变成了对剩余劳动时间的再分配。但同样的是，他可以支配的剩余劳动时间和在这些时间里所可以从事的劳动都受到天然的限制，不可能无限地扩张。如果他仍然不通过再分配与别人交换，当达到了这个极限时就会又回到问题的原点，即他所拥有的各种劳动成果的量都已经无法也无须增长，他的生活质量也不会再得到提高。而这与财富的性质都是不符的。财富，在本质上是占有他人劳动成果的权利。资本家的财富都是通过占有他人劳动成果来实现的。你有多少财富，你就可以获得多少他人的劳动成果。而这一切，只有通过再分配的过程才能实现。

再分配理论放谈⑷：财富增长的奥秘　　

“你有一个苹果，我有一个苹果，交换你我的苹果，你我仍然各有一个苹果；你有一个思想，我有一个思想，交换你我的思想，你我却会都有两个思想。”这个流传很久的比喻曾得到广泛的认同，因为它的前提符合正统经济学关于物质产品在交换中不会增值的定理。但只要稍微想一想我们就会发现，交换之后的苹果绝不可能还是原来那样一个苹果。如果“苹果”的质和量仍完全一样，交换又怎么可能发生呢？因此，苹果的交换必定也与思想的交换一样，使双方都能得到额外的收获。而这种难以想象的增值，就是靠再分配实现的。

不妨让我们再回到那个原始人部落。如果那八个人的体力、智力、劳动效率等都完全一样，或者说一个人以剩余谷物所能换取的衣物与他用生产这些剩余谷物的劳动时间所能生产的衣物完全相同，那他就有可能选择以重新分配自己劳动时间的方式来获得这些衣物，而很难产生交换的冲动。而事实上每个人的体力、智力并不一样。有的人适合于种地而不善于制衣，而有些人正好相反。因此，在剩余产品开始出现时，就个人而言情况并不一样，前者剩余的是谷物，后者剩余的是衣物。当二者交换自己的剩余产品时，与自己用剩余时间生产同样的产品相比，前者得到了更多的衣物，后者得到了更多的谷物。这种结果产生了两种效应，直接的效果是由于交换双方都通过对自己产品的再分配得到了比靠自己直接生产所可能得到的更多的其它产品，促使他们热心于以重复交换行为来占有他人的劳动成果，形成了财富的基础；间接的效果是交换双方都因为由交换所节约的劳动时间而能够生产更多的产品用于交换。以前者为例，假设他原来要有十天时间用以制造自己所需的一件衣物，在靠剩余谷物换得了这件衣物后，他便可以将那十天时间用来生产更多的谷物。这种再分配的结果使他在下一轮交换中所拥有的剩余谷物增加至可以换两件衣服或一件衣物一把斧头，也就是说他所可以支配的他人的劳动成果因此更多了，他的财富也就增长了。对于那个善于制衣的人来说情况同样如此。这种再分配每进入一个新的循环，社会财富的总量都增加了，而相关个人的财富也都有进一步增长的可能。之所以说是“可能”，是因为再分配本身就是要面对多种多样的选择。显然，如果你不是将由交换所节约的劳动时间用于生产更多的产品，而是将其用于睡觉，那就谈不上财富的增长。或者说你虽然生产了更多的产品，却无法以此通过交换去实现对他人劳动成果的占有，你也谈不上财富的增长。

从原始社会到现代社会，人类主要就是通过不断对生产要素、劳动时间、劳动产品等等的再分配，而使社会财富的总量持续增长，或者说使拥有财富的个人所能够实现的对他人劳动成果的占有权更多。由于任何人在特定项目上的消费都有极限，因此，要使对他人劳动成果的占有权都能够实现，财富的增长必定是以需求领域的扩大、层次的提高及项目的增加为前提。如果一个部落内部的资源条件所可能提供的需求达到了极限，不能再产生新的需求了，那么财富的增加就只有靠发展与其它部落的产品交换来实现；如果一个国家内部的资源条件所可能提供的需求达到了极限，财富的增加就必须靠发展对外贸易来实现；如果地球上的资源条件所可能提供的需求达到了极限，财富的增加就必须靠对宇宙空间的开发来实现。当然，这只是理论的推断。实际上，以人类的聪明，新的需求是不受物质资源的局限，也就是说是不会达到极限的。各种难以想象的奢侈和浪费、无中生有的行业乃至虚拟经济等一直在创造着无数的新需求。同时，无论是一个部落、一个国家还是整个人类，也都不会等到极限到来以后才被迫考虑对外交往。不管是部落还是国家，其外部的交换行为几乎是与其内部的交换现象同时发生的。但人们往往忽视的是，这种外部的交换不仅仅可以互通有无，更重要的是能够通过再分配在更大的范围内重新优化对资源的配置，从而为交换的双方都提供了更宽广的需求领域，都提供了创造更多社会财富的可能。我想，如果大家都能对财富的性质有这样明确的认识，那任何地区封锁、闭关锁国的现象也许都不会发生了。

再分配理论放谈⑸：农民贫困的根源　　

虽然人类财富的增长最终建筑在对粮食剩余产品再分配的基础之上，但粮食生产者（农民）不仅从来没有因此得到过特别的好处，反而是吃尽了苦头。现在，“三农问题”又成为热门话题之一，其核心仍是如何改变农民相对贫困的命运。要解决这个问题，前提是必须找到农民贫困的根源，然后才能对症下药。客观地说，农民的相对贫困是社会再分配不可避免的结果，而解决这一问题的途径也有赖于再分配才能达到。

我们仍以假设的那个由八人组成的原始部落为例，并假设每个人生产产品的总和总是能够正好达到社会供需的平衡，同时以一个人用于交换的剩余产品与他因此所能占有的他人的劳动成果之比作为财富值，那么，当这八个人有四个人种地四个人制衣时，他们的交换正好是一份换一份，每个人的财富值都是1/1=1。当四个种地的人中又有两个人被分工出去专门制造农具，且由农具的改善使剩下的两个人生产的粮食也能满足八个人的需要时，粮食生产者却得用两份粮食去换一份农具，才能达到社会供需的平衡，因为农具生产者必须用其中的一份粮食去与衣物生产者交换所需的衣物，否则专业的农具生产者就不能存在。同理，当衣物生产者中也分化出两个人专门从事制衣工具的生产时，衣物生产者就得用一份粮食和一份衣物去换一份工具。这时候，每个人的财富值都发生了变化。作为粮食生产者，要用一份粮食去换一份衣物、用两份粮食去换一份农具，他的财富值是：1/1+1/2=2/3=0.66；作为衣物生产者，要分别用一份衣物去与粮食生产者和农具生产者各换一份粮食、用一份粮食和一份衣物去换一份制衣工具，他的财富值是：1/1+1/1+1/2=3/4=0.75；作为农具生产者，要用一份农具换两份粮食、再用一份粮食去换一份衣物，他的财富值是：2/1+1/1=3/2=1.5；作为制衣工具生产者，要用一份制衣工具去换一份粮食、一份衣物，他的财富值是：2/1=2。如果分工再继续下去，粮食生产者的财富值还会进一步的降低，而分工越是远离粮食生产者的地方财富值还会越高。这正是所谓复杂劳动可以等于多倍简单劳动的原理所要描述的基本现实。由此可以推导出一个结论：即每个粮食生产者所能提供的为社会所需要的粮食越多，他在社会财富总量中所能占有的份额相对就越少。

也许有人会说，粮食生产者之所以愿意以两份粮食去换一份农具，肯定是由于使用农具所增产的粮食能超过他多付出的一份，否则他就没有交换的冲动。这一点应该说是肯定的。但正由于这是事实，因此农民的命运却更加悲惨。首先，他在交换之外所多生产的这一部分粮食超出了社会的需要，并不能通过交换而占有他人的劳动成果，因此并不意味着财富的增长。其次，他当然不愿这一部分增产的粮食烂掉，为了使这些粮食也实现交换，他必须与另一个粮食生产者在社会上相互竞争。只要社会对粮食需求的总量没变，竞争的结果只会使所有的农民都陷入更加不利的地位。当然，社会对粮食的总需求事实上是一直在增长着的。因为人口在增加，制造业所需要的粮食也在增加，农民增产的粮食很大一部分也许都能进入交换，因此农民财富的绝对数仍然有不断增加的可能。但交换的增加同时也意味着分工的深化和社会财富总量的更多增加。根据上文的计算，农民在社会财富总额中所能占有的相对份额也就更少，农民相对贫困化的趋势就会更快。

由于农民相对贫困化的原因是再分配的必然结果，因此建立在交换基础上的市场经济本身是不可能消解这个问题的。发展农村二、三产业，使一部分农民离开土地，发展产业化农业，提高农业的生产效率等等，在一定时间内和一定程度上都有助于缓解农民相对贫困的矛盾，但也都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剩下来的农民继续相对贫困化的趋势。世界上几乎所有的国家，尤其是发达国家都实行对农业补贴的政策绝不是偶然的。所谓补贴就是政府通过再分配的办法对农民进行补偿，以此来缓和农民相对贫困化的程度。尽管这样做所起的作用有时也十分有限，但因此却肯定了一个事实，那就是农民的相对贫困是由于对社会作出的巨大贡献而造成的，因此全社会都对此负有责任。

再分配理论放谈⑹：浪费和节约的辩证法

一只新塑料袋价值一分钱。因此将一只用过的塑料袋洗净后再用可以节约一分钱。如果用于清洗这只塑料袋所用的是自来水，要花两分钱水费，那就不仅没能节约那一分钱，反而又多浪费了一分钱。但如果用于清洗塑料袋的自来水水费是由单位里公家负担，而买新塑料袋的钱则需自己私人付帐，那这样做就是浪费了单位里的两分钱给自己节约了一分钱，或者说是贪污了单位里的一分钱并浪费了单位里的一分钱。又如果这个城市的自来水厂生产能力正好过剩，清洗塑料袋所多耗用的自来水并没有增加自来水厂的任何生产成本，反倒是额外增加了两分钱产值的收入，那么就全社会来说，单位所花的那两分钱水费也就不能算浪费，而只不过是由单位“捐献”给了自来水厂，而节约了的一个塑料袋无论对个人还是对社会来说都是真实的… …

这样的假设仍可以不断地延伸下去。而类似这样的事情在世界上还很多。微观一些的如请吃和吃请、小汽车普及的问题等，宏观一点的有成本与效率、发展与稳定的问题等。无论宏观还是微观的问题，到底是浪费还是节约？从再分配的角度来看，其价值的判断虽然在一个局部环节内是容易确定的，但就其对整个社会的最终结果（也许连“最终结果”也没有，只有过程和阶段）而言，对其的评价却往往要复杂得多。它对整个社会的价值是正面的或是负面的，是节约了还是浪费了，是“节约的浪费”还是“浪费的节约”，是“此节约彼浪费”“小节约大浪费”，还是“彼节约此浪费”“小浪费大节约”，总会受到许许多多不确定因素的影响，因此只能因时因地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而绝不可以一概而论。

有人会说你讲得太玄了。这不是变成无是无非、亦是亦非，在宣传“不可知论”了么！其实非也。辨证法教导我们，任何事物都不是孤立的静止的，必须全面地和发展地看问题。在对待节约和浪费这对矛盾上，再分配理论可以说正是最完美地体现了辨证法的精神。它要求我们不是简单地、就事论事地计算节约或浪费的效果，而应该选好“再分配”的视角，在更大的范围内，从事物发展的全局和前景上来权衡利弊。因此，这不仅与“不可知论”毫不相干，相反，将会提高我们的大局观和预见性，避免去干那种栽花得刺、出力不讨好的蠢事。

其实，不少人都有这样的经验：因为舍不得浪费一点变了质的食品，结果吃下去肠胃受苦，打针吃药花的钱超过那一点食品价值的多少倍；因为舍不得将那部破车子丢掉，结果修理费、汽油费不知多花了多少冤枉钱不说，出了事故更是连老本都搭上去了。这些都是生活中常遇到的事，由于其再分配的链条较短，结果在我们可以感知或可以控制的范围内，一般都不难正确地作出抉择。但如果再分配的链条较长较复杂，其可能产生的连锁反应不容易被掌握时，我们往往也就很难保持清醒和客观了。例如对“重复建设”的认识就是如此。

所谓“重复建设”，是指在生产能力已经能够满足或超过需要时，仍然进行增加生产能力的硬件建设，结果激化了生产过剩的矛盾，造成社会资源的浪费。因此，对“重复建设”的否定几乎是绝对的。即使是那些敢进行重复建设的人，对此也讳莫如深，绝不会明言就是要向既有的产能挑战。但是，与计划经济理念不同的是，对市场经济来说，“重复建设”却是必然和必要的现象。如果说这是一种浪费，那对经济发展来说也是一种“必要的浪费”。为什么？我们知道，“不搞重复建设”是计划经济基本的前提和最大的“优点”。但我们往往不知道的是，这也正是造成“短缺经济”的根本原因。事实上，“社会需求”是很难精确预测的，产能与需求的平衡点并不是一个准确的常数。排斥重复建设的结果将使产能失去适应需求增长的弹性。更糟糕的是，维持产能与需求平衡的“理想状态”会使生产者丧失追求不断提高生产效率的动力。因此，适当的重复建设是使市场能够保持竞争性，从而推动技术进步和产品升级的前提，是实现生产力新陈代谢、不断发展的条件。

当然，和世间一切事物一样，重复建设如果超过了一定的限度，当其对生产力的破坏超过其建设性作用时，当重复建设花的都是国家的钱、老百姓的钱而不是自己的钱时，对经济乃至社会也会产生灾难性的后果。对这种重复建设当然是应该坚决反对的。

再分配理论放谈⑺：投资行为解析

其实，是不是“重复建设”或要不要“重复建设”只是个价值判断的问题，而搞不搞这个“重复建设”则是个投资行为取向的问题。不管这个行为客观上会对社会产生什么样不确定的后果，对投资人来说其行为的目的总是十分明确的。从任何角度来看，投资的选择都是为了取得所期望的回报。资本家是为了实现资本增殖，政治家则是为了实现政治目的。

无庸赘述的是，在纯粹市场经济环境下，资本的趋利性总是引导其自发地投向那些利润率较高的行业。如果由于客观上市场信息不透明或主观上的盲目性，“资本”也许只有当“重复建设”的结果导致该行业供求严重失衡、利润率大幅下降之后，才会停止投入并开始向其它高利润行业转移。这种事后的调节被传统理论描述为“社会资源的浪费”。为避免这种“浪费”，计划经济试图变“事后调节”为“事前调节”，即避免重复建设。但传统计划经济的出发点是供求关系，而不是利润率，除非采取“非经济手段”，就无法阻止投资者的逐利避害取向。当采取“行政手段”同样面临客观上市场信息不真实或主观上的盲目性，甚至仅仅因为责任心不够时，计划经济就会造成更大的“社会资源浪费”，甚至是对社会经济的破坏

事实上，由于世界市场的形成，供求关系和成本概念都早已超出了一个国家的局限。而随着信息产业的发展，生产与消费的透明度也与日俱增。理性的投资者总是慎之又慎，已不可能再盲目地选择那种注定会带来资本损失的重复建设了。这在完全市场经济的国家里早已由实践所证明。那么，为什么在已基本建成市场经济体制的我国，在“可行性研究”已被作为投资的必要前提的情况下，“盲目投资、重复建设”仍然会成为一种普遍存在的社会问题而引起严重关注，并迫使中央不得不再次拣起计划经济下“行政干预”的杀手锏呢？对此恐怕也只有从“再分配”的视角才能得到较为充分的解释。

经济学家王东京曾形象地将消费行为概括为四种类型：花别人的钱办别人的事既不考虑节约也不考虑效益；花别人的钱办自己的事只考虑效益不考虑节约；花自己的钱办别人的事只考虑节约不考虑效益；花自己的钱办自己的事既考虑节约又考虑效益。如果撇开特例，这个概括是有普适性的。消费在广义上也是一种投资，因此这些定律也适用于投资行为。

在传统体制下，投资的主体是政府。政府官员要的是政绩，只要投资多、建设项目多就有政绩。至于投资本身，是花别人的钱办别人的事，能否收回、有多少效益他可以不管。因此，完全盲目的重复建设、无效建设难以避免，是容易理解的。但在投资主体由政府改为企业之后，是花自己的钱办自己的事了，仍然还有那么多完全盲目的重复建设，似乎就有些让人费解。但只要你具体考察一下这类项目的详情，你就会明白其中的原委。

以某地由某民营企业投资开发的一个市场建设项目为例，该地政府为促使该项目成功上马，给予其种种优惠。一是将六通一平后仅成本即达30万元一亩的1000亩土地以6万元一亩“卖给”该企业。即使不考虑土地实际价值在30万元/亩以上，该项目就是无任何效益，该开发企业靠土地就已净赚2.4亿元；二是对进入该市场的企业给予税收先征后返（即减免）优惠。尽管该市场并无任何经营上的优势，但因税收减免的吸引力，许多在该市场之外经营的企业仍然将总部迁入该市场，以逃避税收，造成该市场人气旺盛的假象，又使该开发企业稳赚了一笔；三是允许该开发企业以土地担保再贷款。结果是该开发企业并不要花自己的一分钱就可以得到前述所有的好处。市场项目如此，许多工业项目同样是如此；某地如此，其它地方同样是如此。项目的好坏无关紧要，项目的“运作”就是一切。这种土地近乎免费、资金全靠银行、赚了是个人的、赔了是社会和银行的所谓开发项目，怎么不叫那些不负责任的冒险家趋之若骛，怎么不叫种种盲目的重复建设应运而生？这种市场经济中非市场化投资的怪胎，不受正常的价值规律的影响，因此也是市场本身所无法调节的。

从再分配的角度看，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并不复杂，就在于体制本身。当“投资多、建设项目多”仍然是官员政绩的标志，而地方政府又不受约束地拥有支配当地一切公共资源的权力时，地方政府官员的投资冲动就必然以这类扭曲的形式表达出来。

再分配理论放谈⑻：公平才有效率

公平与效率的问题一直被许多人看作是个两难的问题。似乎社会主义追求的是公平，结果牺牲了效率，而资本主义讲究的是效率，结果丧失了公平。如何在这两者之间求得平衡，于是就成了一些期望有所作为的政治家“掌舵”时左摇右摆的准星。但从再分配的角度看，情况却不是如此。两者不仅不是对立的关系，而且还是依存的关系。是公平决定效率，效率促进公平；公平才有效率，效率保证公平。

以一个企业资本为例，假定其生产的固定成本是4，产品价格是10，利润的多少就完全决定于对劳动力所付的报酬是多是少。报酬是0，利润就是6；报酬是6，利润就是0。当然实际上不可能如此。如果报酬是0，还会有谁去干活？利润的6就不可能实现；如果利润是0，资本就不会办这个企业，报酬的6也不可能实现。所谓公平，就是要在0与6之间确定一个合适的分配比例，比如说是3和3。从理论上看，这时候是最公平的，也应该是最有效率的。但资本的逐利性却总是千方百计地要使利润大于3。在劳动力供过于求，而资本与劳动的关系又缺乏有效的调节，处于不平等地位的情况下，资本利用劳动力市场上的竞争，不仅很容易做到以低于3的报酬来使用劳动力，而且还可能以迫使劳动力超额工作的方法来减少所使用劳动力的数量，让实际劳动报酬降低到极限，从而实现使利润达到4甚至5的目标。这样，就这个企业而言，似乎减少公平确实达到了增加效率的目的。但从再分配的角度看，这个企业的分配并不是终结，而仅仅是新一轮分配的开始。如果社会上的多数企业都采用这样的办法来增加利润，社会失业的矛盾就会加剧，占社会人口相当大比例的劳动人群因为长期接受极端低下的报酬而导致购买力下降，不能实现基本的消费需求，就会造成消费市场的萎缩，生产过剩的假象更为严重，利润转化为资本的空间受到限制，必要的扩大再生产失去可能，甚至连维持简单再生产也会受到影响。其结果是，单个资本以牺牲公平所获得的效率，如果成为资本集合的共同行为，成为社会的不公平，就不仅会以牺牲社会层面的效率为代价，破坏了资本整体上长期赢利的前景，也使单个资本一时获得的效率无法保持。这种经济分配上两极分化的不公平，不仅必然最终造成社会经济的无效率，甚至会进一步引发社会秩序和政治局势的动荡。所谓的“拉丁美洲化”现象就是一个沉重的教训。

这个道理从抽象的概念或许更容易理解。“资本”与“劳动”本来就谁也离不开谁，只有结合在一起才能产生“效率”。结合得好效率就高，结合得不好效率就低，是一损俱损、一荣俱荣的关系。“公平”就是指将二者的利益维持在一个恰当的比例上，使二者的结合处于最理想的状态。这种状态能使二者自身及二者之间的循环上升运动均达到最高的“效率”。如果“公平”被破坏，这种理想的状态也就被破坏，“效率”当然就会受到影响。因此，从社会总体上看，“公平才有效率”是没有疑问的。

当然，对“公平”也有个正确理解的问题。“公平”只是市场经济环境下主要着眼于分配的一个概念，与计划经济下的“大锅饭”“铁饭碗”毫无关系。资本来到世间，就是为了最大限度地追逐利润。而劳动也同样是为了取得更多的报酬。所谓“公平”，既是指“资本”不能侵犯了“劳动”的利益，也是指“劳动”不能侵犯了“资本”的利益。而市场经济本身并不能天然地保证公平。当资本和劳动的利益在0与6之间此消彼涨时，如果没有有效的社会调节机制，双方的较量就将取决于实力的竞争，而很难是以理性来谋求公平。之所以习惯上“公平”似乎总是站在“劳动”一边，是因为到目前为止，“劳动”相对于“资本”来说，在中国还是处于弱势地位。当数百万农民工因讨不回欠薪而无奈，当“下岗”成为一个可怕的字眼，当就业成为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当随着经济的上升劳动的报酬却在降低时，丧失的不仅仅是公平，也将是社会总体上的效率。这时候，只有政府通过再分配的有力的干预，减少“资本”的利润，使分配向“劳动”倾斜，才可能恢复“劳动”对“资本”的公平权利，维护“资本”和“劳动”的长远利益。如果任凭“不公平”继续发展，那么经济和社会的危机也就不远了。这当然是绝对不允许发生的。

再分配理论放谈⑼：“发展”与“伪发展”

在“发展是硬道理”的观念已经深入人心的今天，一件事只要挂上了“发展”的招牌，似乎便可以喝令三山五岳开道，谁也不敢反对。但从再分配的角度看，并不是所有的发展都是有益的，都标志着进步。现实中有些所谓的“发展”，实际上是伪发展，甚至是负发展，不仅无益，甚至有害，是小进步大倒退、小收获大损失、少数人受益多数人受害、短时间受益长时期受害。对此我们务必保持清醒的认识和高度的警惕，切不可盲目地拥抱“发展”。

据《人民日报》报导，浙江省长兴县曾在2003年12月召开过一个被人称为“不要发展”的会议。县领导在会上宣布，将全县187家耐火材料企业全部列为关停、改造的对象，对200多只烟囱限期拆除、改造。接着，又对蓄电池行业进行整治，并最终下决心关闭了利税大户天力电池公司。为什么？因为这些企业“发展”的结果，虽然产生了一些经济效益，但其因污染环境所造成的危害，无论怎么计算，都是件得不偿失的事。以年上缴税收2000万元的天力电池公司为例，生产仅一年多时间，其含铅的废水已使附近两个村庄的许多村民因血铅水平过高而面临失去劳动能力的威胁，其中500余名儿童因铅中毒而影响发育，造成失眠、智商下降等严重后果。由于水域和土壤都被污染，养鸭户无水养鸭，玫瑰园荒芜废弃，生产的农作物因铅超标而难以销售。当地特产玫瑰花干原来每公斤价格150元，现在降到20元也无人敢要，大米、茶叶、桃子、青梅等等都是如此，甚至连饮用水都发生了困难。由于天力电池公司的污染，村民们不仅收入减少了，生活费用和医疗费用增加了，生活的质量大大下降了，而且青山绿水不再，肥田沃土尽失，下一代面临生存的绝境。这样的代价是天力电池公司那一点暂时的利润所远远无法补偿的。

其实，类似的例子随处都可以找到。有的用政治运动的方式，开大会、发文件，运动群众，一哄而起，制造出轰轰烈烈的发展假象；有的用行政命令的办法，下死命令，定硬指标，搞一刀切，求齐步走，铺张浪费，寅吃卯粮，制造出蓬勃兴旺的发展假象；有的用随意性的态度，长官意志，一味盲干，放宽无度，优惠无底，甚至不惜以牺牲环境、牺牲国家的根本利益和人民的长远利益为代价，制造出高效快速的发展假象；有的从一个极端跳到另一个极端，无所作为而致无所不为，放任自流，被动应付，经济结构严重失调，市场秩序完全失控，制造出繁荣昌盛的发展假象；有的欺上瞒下，不负责任，通过对农民土地或城市拆迁户的巧取豪夺而制造出“利润丰厚”的发展假象；有的上下勾结，内外呼应，通过对国有资产的侵蚀和对职工利益的侵犯而制造出“效益显著”的发展假象。有的象长兴县这样因为已产生严重后果而已经被人们所重视，有的却因为再分配的链条较长而暂时还没有被人们所意识，甚至仍在被人们所称赞。如某贫困地区举债数亿元建设的城市广场、亮化工程，仅利息靠每年的财政收入都难以支付。但这并不会影响广场的壮阔和霓虹灯的靓丽。市民们因环境的改善而兴奋，官员们因政绩的卓著而升迁，实在是皆大欢喜。至于若干年后可能发生的财政危机，似乎并没有谁真的关心。几个月的“红火”，却可能带来几十年的“创伤”，几个人的“政绩”，却可能成为几代人的“包袱”。真的是如一意孤行的法国国王路易十四所言：我死后，哪怕它洪水滔天！这样的“发展”难道不是离“发展”的本义相差太远了么？

中央提出树立科学的发展观，实际上正是为了纠正“伪发展”。所谓“科学的发展观”，从再分配的视角看，就是全面、协调和可持续的发展。是前人栽树后人乘凉、前人掘井后人饮水式的发展，而不是竭泽而渔、杀鸡取卵式的发展；是厚积薄发、水到渠成式的发展，而不是拔苗助长、挖肉补疮式的发展；是与民同乐、甘苦共偿式的发展，而不是损人利已、两极分化式的发展；是和谐从容、以人为本式的发展，而不是感情用事、金钱至上式的发展；是有效的发展，而不是无效甚至是负效的发展。当然，现实是复杂的，对任何事情都可能有不同的认识。如何判断一个“发展”的真伪，不仅取决于判断的标准，同样也取决于判断的方法。如果我们凡事都能用“再分配”的方法来进行分析，不是局限于一时一事，而是从全局的长远的效果来看问题，那么任何“伪发展”恐怕都会原形毕现了。

再分配理论放谈⑽：不是结束的结语

扁鹊弟兄三人均医术高超，却只有扁鹊被称作神医。魏文侯问他原因何在。扁鹊答道：“老大看病看症候，在病状未显露前就消除它，所以名声出不了家门；老二看病看苗头，在病症刚露头时就治好它，所以名声出不了村子；我则要到真的病重了，才去扎针灸、敷药膏、下汤药，把病治好，所以就闻名天下了。”扁鹊说得谦虚，却又寓意深长，耐人寻味。世界上的事情就这么怪。治未病之病，谁也无法验证，自然难见其“神”；治初病之病，似无过人之处，也就难显其“能”；非要等沧海横流，方能显英雄本色；非要待病入膏肓，才可见医术高超。但于病人来说，究竟是等着历此磨难好呢，还是治愈于未病、初病时好呢？答案显然无须讨论。其实不光治病，治家、治厂、治市、治国又何尝不是如此。难怪李温陵讲过这个故事后感叹道：“君侯将相，理国治兵，要不出此矣。”其中至理，已是不言而喻。　　

联系我国社会经济的现实，特别是经济体制改革的推进，扁鹊的话更值得我们深思。诚如《内经》所言：“圣人不治已病，治未病；不治已乱，治未乱。﹍夫病已成而后药之，乱已成而后治之，譬犹渴而穿井、斗而铸锥，不亦晚呼。”但道理虽然明白，现实却往往与之相左。尤其是在改革由增量阶段（不侵犯既得利益）进入到存量阶段（调整利益格局）、由体制外（实行双轨制）转入到体制内（建立新体制）的关键时刻，当社会的政治、经济结构和人们的期望均发生急据变化的特殊时期，令人难以想象的是，每一项成就的取得，竟会播种下这么多导致失败的种子，每一步前进的同时，竟会带来这么大形成新路障的威胁。在这种情况下，继续再靠“摸着石头过河”恐怕已经远远不够了；跟在现实的后面，被动地等着问题暴发了再去应付看来也不行了；企望“以众多小地震来避免大地震”、“以众多局部改革垒积成全局成果”的策略也是越来越没效果了。上下求索，别无它途。只有增强预见性和全局性，逢山先开路，遇水先架桥，未雨绸缪，才可能促进改革和发展顺利进行。　　

如何增强预见性和全局性？掌握并运用“再分配理论”就是一种有效的途径。为什么？　　

首先，再分配理论是一种超越于各种社会制度之上的原初经济理论，特别有利于在特殊社会经济形态中发挥作用。大约没有人会否定我们正处在一个过渡时期。从完全计划经济到完全市场经济是一种过渡，“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本身也明显具有过渡的性质。而过渡时期并没有任何为过渡时期所特有的经济法则。过渡时期不是一种独立的生产方式，它只是表明新旧两种主要的生产方式仍同时并存、正相互影响、且此涨彼消。在过渡时期的经济中，旧的经济法则仍在受到限制的范围内继续发生作用，而新经济形态所特有的新的经济法则还在形成并日益扩大其作用范围之中。因此，在过渡时期，无论靠新的或旧的经济法则都不足以用来把握经济全局。只有“再分配理论”能够提供适宜两者、兼顾两者的价值标准。　　

第二，再分配理论是一种包容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各种因素影响的原初经济理论，有利于实现真正“全社会”意义上的全局性把握、全局性评价，促进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协调发展。也许不会有人仍把“经济”看成孤立的现象，不会有人否认社会政治、文化与经济的相互影响了。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政治和文化体制如何与之适应的问题越来越凸显。只有“再分配理论”能够将经济法则与社会政治、文化发展的规律沟通起来，提供有助于理解并运用经济、政治、文化之间的关系来谋求全局效率最大化的有效方法。　　

第三，再分配理论是一种涵盖发展全过程，又着眼于从“起点”来解决问题的原初经济理论，有利于以最小的经济成本获取最大的社会综合效益。恐怕不会还有很多人仍将“亚马逊流域一只蝴蝶扇动翅膀将给加利福里亚带来一场风暴”的推论完全看成是无稽之谈了。在一个相互联系如此密切的宇宙中，任何微小的因子都可能引发令人无法想象的结果，区别只在于你发现了或还没发现而已。只有“再分配理论”能够引导我们去关注那些有连动作用的细小变化，帮助我们形成见微知著、由近知远的战略思维。　　

或许以上正是我之所以勉为其难，竭力鼓吹“再分配理论”的原因罢。抛砖掷瓦，只图一吐而快。至于能否引来何物，也就顾不得了。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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