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的思想的分水岭和评孔子的部分讲话文章段落

毛泽东：致黎锦熙信(　一九一七年八月二十三日　)　　

圣人，既得大本者【者】也；贤人，略得大本者也；愚人，不得大本者也。圣人通达天地，明贯过去现在未来，洞悉三界现象，如孔子之‘百世可知’，孟子之‘圣人复起，不易吾言’。孔孟对答弟子之问，曾不能难，愚者或震之为神奇，不知并无谬巧，惟在得一大本而已。　　

吾等独去，则彼将益即于沉沦，自宜为一援手，开其智而蓄其德，与之共跻于圣域。彼时天下皆为圣贤，而无凡愚，可尽毁一切世法，呼太和之气而吸清海之波。孔子知此义，故立太平世为鹄，而不废据乱、升平二世。大同者，吾人之鹄也。立德、立功、立言以尽力于斯世者，吾人存慈悲之心以救小人也。　　

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观其收拾洪杨一役〔5〕，完满无缺。[洪，指太平天国创建者、领袖洪秀全(1814-1864)，广东花县人；杨，指杨秀清(约1820-1856)]　　

青年运动的方向
（　一九三九年五月四日　）　　

开荒种地这件事，连孔夫子也没有做过。孔子办学校的时候，他的学生也不少，“贤人七十，弟子三千”，可谓盛矣。但是他的学生比起延安来就少得多，而且不喜欢什么生产运动。他的学生向他请教如何耕田，他就说：“不知道，我不如农民。”又问如何种菜，他又说：“不知道，我不如种菜的。”中国古代在圣人那里读书的青年们，不但没有学过革命的理论，而且不实行劳动。现在全国广大地方的学校，革命理论不多，生产运动也不讲。只有我们延安和各敌后抗日根据地的青年们根本不同，他们真是抗日救国的先锋，因为他们的政治方向是正确的，工作方法也是正确的。　　

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
(一九五七年一月) 　一月十八日　的讲话　　

真理是跟谬误相比较，并且同它作斗争发展起来的。美是跟丑相比较，并且同它作斗争发展起来的。善恶也是这样，善事、善人是跟恶事、恶人相比较，并且同它作斗争发展起来的。总之，香花是跟毒草相比较，并且同它作斗争发展起来的。禁止人们跟谬误、丑恶、敌对的东西见面，跟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的东西见面，跟孔子、老子、蒋介石的东西见面，这样的政策是危险的政策。它将引导人们思想衰退，单打一，见不得世面，唱不得对台戏。　　

我劝在座的同志，你们如果懂得唯物主义和辩证法，那就还需要补学一点它的对立面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康德和黑格尔的书，孔子和蒋介石的书，这些反面的东西，需要读一读。不懂得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没有同这些反面的东西作过斗争，你那个唯物主义和辩证法是不巩固的。　　

为皖南事变发表的命令和谈话　　

（　一九四一年一月二十日　）　　

如能实行以上十二条，则事态自然平复，我们共产党和全国人民，必不过为已甚。否则，“吾恐季孙之忧，不在颛臾，而在萧墙之内”，反动派必然是搬起石头打他们自己的脚，那时我们就爱莫能助了。　　

整顿党的作风
（　一九四二年二月一日　）　　

我幼年没有进过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校，学的是“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一套，这种学习的内容虽然陈旧了，但是对我也有好处，因为我识字便是从这里学来的。何况现在不是学的孔夫子，学的是新鲜的国语、历史、地理和自然常识，这些文化课学好了，到处有用。　　

论人民民主专政
纪念中国共产党二十八周年（　一九四九年六月三十日　）　　

康有为（一八五八——一九二七），广东南海人。一八九五年中国在甲午战争中被日本打败后，他联合一千三百多名在北京参加科举考试的举人联名向光绪皇帝上“万言书”，要求“变法维新”，主　张改　君主专制制度为君主立宪制度。一八九八年光绪皇帝任用他和谭嗣同、梁启超等人参预政事，试图变法。后来顽固派的代表慈禧太后重握政权，维新运动遂告失败。康、梁逃亡海外，组织保皇会，同孙中山所代表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革命派相对立，成为反动的政治派别。康有为的著作有《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大同书》等。　　

批判梁漱溟的反动思想（　一九五三年九月十六日　——十八日）　　

（十二）关于孔夫子的缺点，我认为就是不民主，没有自我批评的精神，有点象　梁　先生。“吾自得子路而恶声不入于耳”，“三盈三虚”，“三月而诛少正卯”，很有些恶霸作风，法西斯气味。我愿朋友们，尤其是　梁　先生，不要学孔夫子这一套，则幸甚。　　

在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　一九五六年十一月十五日　）　　

青年要犯错误，老年就不犯错误呀？孔夫子说，他七十岁干什么都合乎客观规律了[1]，我就不相信，那是吹牛皮。（注释[1]这里是指孔子说的“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见《论语·为政第二》。）　　

《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的按语
（一九五五年九月、十二月）　　

曲阜县是孔夫子的故乡，他老人家在这里办过多少年的学校，教出了许多有才干的学生，这件事是很出名的。可是他不大注意人民的经济生活。他的学生樊返问起他如何从事农业的话，他不但推开不理，还在背后骂樊迟做“小人”。现在他的故乡的人民办起社会主义的合作社来了。……社会主义比起孔夫子的“经书”来，不知道要好过多少倍。有兴趣去看孔庙孔林的人们，我劝他们不妨顺道去看看这个合作社。　　

打退资产阶级右派的进攻
（　一九五七年七月九日　）　　

大字报是个好东西，我看要传下去。孔夫子的《论语》传下来了，“五经”、“十三经”传下来了，“二十四史”都传下来了。这个大字报不传下去呀？我看一定要传下去。　　

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劳动者请的先生，你给他们的子弟教书，又不听主人的话，你要教你那一套，要教八股文，教孔夫子，或者教资本主义那一套，教出一些反革命，工人阶级是不干的，就要辞退你，明年就不下聘书了。　　

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的讲话
(一九五五年三月)　　

第五点，骄傲情绪的危险。不要逞英雄。事业是多数人做的，少数人的作用是有限的。应当承认少数人的作用，就是领导者、干部的作用，但是，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作用，有了不起的作用的还是群众。干部与群众的正确关系是，没有干部也不行，但是，事情是广大群众做的，干部起一种领导作用，不要夸大干部的这种作用。没有你就不得了吗?历史证明，各种事实证明，没有你也行。比如没有高岗、饶漱石是不是不得了呢?那还不是也行吗!没有托洛茨基，没有张国焘，没有陈独秀，还不是也行吗!这些都是坏人。至于好人呢，没有你也可以。没有你，地球就不转了吗?地球还是照样地转，事业还是照样地进行，也许还要进行得好些。孔夫子早已没有了，我们中国有了共产党，总比孔夫子高明一点吧，可见没有孔夫子事情还做得好一些嘛!　　

新民主主义论
（一九四○年一月）　　

在中国，又有半封建文化，这是反映半封建政治和半封建经济的东西，凡属主张尊孔读经、提倡旧礼教旧思想、反对新文化新思想的人们，都是这类文化的代表。　　

那时，以共产党的《向导周报》(30)，国民党的上海《民国日报》(31)及各地报纸为阵地，曾经共同宣传了反帝国主义的主张，共同反对了尊孔读经的封建教育，共同反对了封建古装的旧文学和文言文，提倡了以反帝反封建为内容的新文学和白话文。　　

反对党八股
（　一九四二年二月八日　）　　

五四运动时期，一班新人物反对文言文，提倡白话文，反对旧教条，提倡科学和民主，这些都是很对的。在那时，这个运动是生动活泼的，前进的，革命的。那时的统治阶级都拿孔夫子的道理教学生，把孔夫子的一套当作宗教教条一样强迫人民信奉，做文章的人都用文言文。总之，那时统治阶级及其帮闲者们的文章和教育，不论它的内容和形式，都是八股式的，教条式的。　　

孔夫子提倡“再思”，韩愈也说“行成于思”，那是古代的事情。现在的事情，问题很复杂，有些事情甚至想三四回还不够。鲁迅说“至少看两遍”，至多呢？他没有说，我看重要的文章不妨看它十多遍，认真地加以删改，然后发表。文章是客观事物的反映，而事物是曲折复杂的，必须反复研究，才能反映恰当；在这里粗心大意，就是不懂得做文章的起码知识。　　

第六条：“不生造除自己之外，谁也不懂的形容词之类。”　　

农业合作化的一场辩论和当前的阶级斗争（　一九五五年十月十一日　）　　

我用十一天工夫，看了一百二十几篇报告，包括改文章写按语在内，我就“周游列国”，比孔夫子走得宽，云南、新疆一概“走”到了。　　

反对本本主义
（一九三○年五月）　　

许多做领导工作的人，遇到困难问题，只是叹气，不能解决。他恼火，请求调动工作，理由是“才力小，干不下”。这是懦夫讲的话。迈开你的两脚，到你的工作范围的各部分各地方去走走，学个孔夫子的“每事问”，任凭什么才力小也能解决问题，因为你未出门时脑子是空的，归来时脑子已经不是空的了，已经载来了解决问题的各种必要材料，问题就是这样子解决了。一定要出门吗？也不一定，可以召集那些明了情况的人来开个调查会，把你所谓困难问题的“来源”找到手，“现状”弄明白，你的这个困难问题也就容易解决了。　　

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
（　一九三八年十月十四日　）　　

学习我们的历史遗产，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给以批判的总结，是我们学习的另一任务。我们这个民族有数千年的历史，有它的特点，有它的许多珍贵品。对于这些，我们还是小学生。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这对于指导当前的伟大的运动，是有重要的帮助的。　　

关于辛亥革命的评价[1] (　一九五四年九月十四日　)　　

我个人是比较相信郭沫若[2]副总理的在春秋战国时代产生封建制的主张的。郭沫若曾经用很多材料证明，孔夫子[3]所以成为圣人，是因为他是革命党，到处参加造反。说孔夫子著春秋“而乱臣贼子惧”，那是孟子讲的[4]。其实当时孔夫子周游列国，就是哪里造反他就到哪里去，哪里想革命他就到哪里去。所以此人不可一笔抹煞，不能简单地就是“打倒孔家店”。　　

注释[1]这是毛泽东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临时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后的讲话。　　

在延安在职干部教育动员大会上的讲话(　一九三九年五月二十日　)　　

在长期大学念书成功的人，我还可以举一些例子来说说。从古以来真正有学问的人，不是从学堂里学来的。孔夫子的孔夫子主义，不是一下子从学堂里学到的。他的老师叫做项橐，这是有书为证的，“昔仲尼，师项橐”，在《三字经》里记载着。但是他的主义不是全部从项橐那儿学到的，他是在当先生的时候，在鲁国做官的时候，才有他的孔夫子主义的。　　

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1]
(　一九五六年八月二十四日　)　　

孔子是教育家，也是音乐家，他把音乐列为六门课程中的第一门[12]　　

[5]江亢虎（一八八三——一九五四），江西弋阳人。早年游历日本和欧洲，受第二国际机会主义的影响。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后，标榜社会主义，在上海创办中国社会党。一九一三年，该党被解散。一九二四年，他为了投靠北洋军阀，重新组织中国社会党，次年又把该党改组为中国新社会民主党。一九二七年，当北伐战争节节胜利时，他不得不把他的党解散。抗日战争时期，他投身敌伪政府，堕落为汉奸。（《国家历史》作者丁三将江亢虎列为共产主义第一人）　　

根据　一九七九年九月九日　《人民日报》刊印。　　

注释[1]这是毛泽东同中国音乐家协会负责人的谈话。　　

教育与劳动结合的原则是不可移易的[1](一九五八年八月)　　

中国教育史有人民性的一面。孔子[2]的有教无类，孟子[3]的民贵君轻，荀子[4]的人定胜天，屈原[5]的批判君恶，司马迁[6]的颂扬反抗，王充、范缜、柳宗元、张载、王夫之[7]的古代唯物论，关汉卿、施耐庵、吴承恩、曹雪芹[8]的民主文学，孙中山的民主革命，诸人情况不同，许多人并无教育专著，然而上举那些，不能不影响对人民的教育，谈中国教育史，应当提到他们。但是就教育史的主要侧面说来，几千年来的教育，确是剥削阶级手中的工具，而社会主义教育乃是工人阶级手中的工具。　　

关于人的基本特性及其他(　一九四三年十二月十七日　)　　

剥削阶级当着还能代表群众的时候，能够说出若干真理，如孔子、苏格拉底、资产阶级，这样看法才是历史的看法。王阳明也有一些真理。孔孟有一部分真理，全部否定是非历史的看法。　　

工商业者要掌握自已的命运
(　一九五五年十月二十七日　)　　

旧的制度不行了，新的制度就要起来代替。生产力总要向前发展，同生产关系发生矛盾，这就推动着社会不断前进。几千年以后看马克思，就像现在看孔夫子[3]。　　

在普通教育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
(　一九五七年三月七日　)　　

办戴帽中学[1]还是一种好办法。中学办在农村是先进经验，农民子弟可以就近上学，毕业后可以回家生产。如果说教师比较差，可以从好的中学抽调一部分来支援，抽肥补瘦，抽多补少。如果说办学质量差，孔夫子[2]还没有受过这样的教育呢。　　

论鲁迅[1]
(　一九三七年十月十九日　)　　

鲁迅在中国的价值，据我看要算是中国的第一等圣人。孔夫子是封建社会的圣人，鲁迅则是现代中国的圣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