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人民权利

论人民权力　　

晨明　　

以工人阶级为核心的人民权力是我国宪法赋予的至高无上的不可分割、不可转让的权力。　　

我国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同时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可见，我国“人民”，指的是以工人阶级为核心的广大人民；人民权力是社会主义国家法定的至高无上的权力，是社会主义国家经济政治文化的出发点和灵魂，是社会主义民主和法治的基础，是限制和消灭已经声名狼藉的官僚特权和资本特权，从而消灭一切权力，推动社会进步，实现人类平等自由的唯一现实的必由之路。侵害工人阶级广大人民权力，就是侵害社会主义、阻碍社会进步！党内资产阶级近三十年来正是通过逐步侵害人民权利而达到瓦解社会主义目的的。我们今天复兴社会主义，首先就要复兴人民权力！　　

人民权力的来源和内容　　

权力不是天赋的，也不是救世主恩赐的。权力是随着阶级社会的产生而出现的、统治阶级强行占有并垄断的物质力量。他首先表现为统治阶级的财产所有权，其次表现为以国家机器和法律法规保证的政治压迫权和文化垄断权，后者归根结底是为保障前者而设立的。　　

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对此做过绝好的说明：　　

“如果说在野蛮人中间，象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不大能够区别权利和义务，那么文明时代却使这两者的区别和对立连最愚蠢的人都能看得出来，因为它几乎把一切权利赋予一个阶级，另方面却几乎把一切义务推给另一个阶级。　　

“但是，这并不是应该如此的。……所以文明时代愈是向前发展，他就愈是不得不给他所必然产生的坏事披上爱的外衣，不得不粉饰它们，或者否认它们，——一句话，是实行习惯性的伪善。这种伪善，无论在较早的那种社会形式下还是在文明时代第一阶段都是没有的，并且最后在下述说法中达到极点：剥削阶级对被压迫阶级进行剥削，完全是为了被剥削阶级本身的利益；如果被剥削阶级不懂得这一点，甚至举行叛乱，那就是对行善的人即对剥削者的一种最卑劣的忘恩负义行为。”　　

有统治阶级的特权就有人民权力。人民权力就是劳动者的权力。人民这个概念属于历史的范畴：在奴隶社会，劳动阶级——奴隶不被当人看，人民——自由民，实际上是指处于统治地位的奴隶主阶级，最高奴隶主和公职人员构成官僚阶层和政府；在封建社会，劳动者——农民的地位上升，成为人民的一部分，但仍处于被压迫地位，地主阶级才是人民的主体，最高地主和官员构成官僚阶层和政府；在资本主义社会，人民包括资产阶级和劳动阶级——工人阶级，但资产阶级是人民的核心，资产阶级委派的少数人构成官僚阶层和政府。在阶级社会里，人民这个概念是相对官僚阶层和政府而存在的。所谓民主就是占统治地位的阶级利益至上，统治阶级当家作主，是限制和约束国家管理人员的，同时也是压迫劳动者的；这就是古希腊民主、中国地主阶级民主、欧美资产阶级民主的共同本质。马克思主义揭示了国家本质，划清了阶级界限，人民这个概念才正确地变成了与统治阶级（包括其官僚国家机关）相对立的概念，专指劳动阶级。我们正是站在马克思主义科学立场上认识人民这个概念的。劳动阶级是人类赖以生存发展的生活资料、生产资料的创造者，本来也应该是财产所有权的拥有者。但在阶级社会里，一般情况下却处于被完全剥夺的状态，人民也并没有自觉地明确地认识到。只是在他们的生命权受到大面积威胁的时候，人民权力的意识才会爆发，以革命和造反的的形式向统治阶级的特权挑战，产生“将相宁有种乎？”、“苟富贵毋相忘”的初期人民权力观念。自觉的明确的人民权力意识产生于现代劳动阶级——工人阶级的意识中。工人阶级的人民权力观念，不是产生于生命权受到大面积威胁的特殊时期，而是产生于对现代大工业生产的内部矛盾的清醒认识。他们看清了人民财产所有权被剥夺的秘密，明白了夺回财产所有权的道路。以《共产党宣言》发表为标志，从社会化大生产内部矛盾发展的必然结果角度阐明人民权力上升为社会主导权力的必然性和必要性，经历巴黎公社起义、俄国十月革命、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在共产党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下，经过阶级斗争血与火的考验，工人阶级广大人民权力才初步战胜资产阶级权力和官僚特权，在社会主义国家真正成为占主导地位的权力。也就是说，工人阶级为核心的人民权力是劳动阶级作为财富的创造者应有的权力，是工人阶级觉悟和流血牺牲斗争而争取到的权力，是具有历史合法性和现实合理性的至高无上、不可分割、不可转让的权力！　　

人民权力来源于资产阶级也承认的劳动创造价值理性；来源于工人阶级的觉悟以及团结农民和其它阶级，浴血奋战，打败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产阶级的艰苦卓绝的斗争。　　

工人阶级广大人民权力，包括财产所有权，即生产资料所有权、管理权；民主管理国家的权力；对党内一小撮死不改悔的走资派及其附庸（社会上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实行专政的权力；批判封建主义、资产阶级反动、落后意识形态的权力。　　

人民的经济权力　　

个人劳动不能创造财富，社会劳动也只有同生产资料和自然资源结合才能创造财富。在阶级社会里，哪个阶级占有了生产资料和自然资源，就同时占有了人民劳动。因此，生产资料归谁所有归谁管理，是一切社会的根本问题；是区别不同性质社会的标志和破解一个社会内部主要问题的锁钥。历史上所有革命，都是所有制的革命；历史上所有的反革命，最终也都是所有制问题上的反革命。我国经过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建立起来的生产资料公有制，即工人阶级为核心的人民所有制，是人民权力的根本体现。　　

但是，我国社会主义初期所有制，仅仅由私有制变更为公有制，解决了生产资料为工人阶级广大人民公有的问题，生产资料管理权处分权却还掌握在党和国家少数管理人员手里。这种所有权同管理权相分离的状况既有其历史的合理性，是人民的现实最佳选择，又有着巨大的危险性，必须引起高度警惕并采取措施加以改变。为什么说有其历史的合理性，是人民现实的最佳选择呢？因为在社会主义条件下还不能消灭分工，现代生产力还没有解决全体人民每天都能够了解全部信息的工具性问题，共产党经历长期斗争的考验、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宗旨，深得人民的信任；毛泽东为代表的真正共产党人掌握管理权必然使管理权与所有权保持一致，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为什么又有着巨大的危险性，必须引起高度警惕并采取措施加以改变呢？因为党和国家少数管理人员中，并不都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其中有不愿继续革命的民主派，有阶级异己分子和蜕化变质分子。生产资料管理权掌握在他们手中，就必然会利用这种权力为自己或者小集团服务，贪污盗窃，局部或者全面改变所有制性质，复辟旧的资本主义制度。改革开放以来，党内贪污腐败分子成批被揭露，至今还有数千名贪污高官逃跑国外携走人民财产数百亿。原铁道部部长刘志军竟十数亿贪污。总设计师搞垮集体所有制、变卖全民所有制，用人民财富哺育私有制，造成严重的社会两极分化。这些事实和教训难道还不够触目惊心吗？　　

这些事实和教训说明，社会主义所有制的根本问题是生产资料公有和管理权掌握在党和国家少数管理人员手中存在矛盾，即所有权和管理权分离的问题。而不是什么单一公有制、需要发展多种所有制、搞什么资本主义补课的问题。　　

毛泽东1956年就指出：“现在，在所有制方面同民族资本主义和小生产的矛盾也基本解决了，别的矛盾又突出出来了，新的矛盾又发生了。县委以上的干部有几十万，国家的命运就掌握在他们手里。如果不搞好，脱离群众，不是艰苦奋斗，那末，工人、农民、学生就有理由不赞成他们。我们一定要警惕，不要滋长官僚主义作风，不要形成一个脱离人民的贵族阶层。谁犯了官僚主义，不去解决群众的问题，骂群众，压群众，总是不改，群众就有理由把他革掉。我说革掉很好，应当革掉。”（毛选五卷第325-326页）　　

1960年毛泽东在《读苏联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中特别强调：“劳动者管理国家、管理军队、管理各种企业、管理文化教育的权利，是社会主义制度下劳动者最大的权利”。“我们不能够把人民的权利问题，了解为国家只有一部分人管理，人民在这些人的管理下享受劳动、教育、社会保险等等权利。”（见该书第275-276页）。　　

毛泽东从理论上第一次阐明了社会主义社会人民的权力的概念。在毛泽东看来，少数人管理国家，不属于公有制的范畴，而是私有制的残余，是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的最重要的资产阶级法权，不能代表人民利益。公有制必然要求人民权力的主体地位，生产资料必须由工人阶级广大人民公有公管。　　

1960年3月，毛泽东批示推广鞍钢宪法，在企业实行两参一改三结合（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工人群众、领导干部、技术员三结合）的管理方法。鞍钢宪法是完善社会主义所有制的制度化开端，标志着毛泽东社会主义所有制思想的成熟。　　

文化大革命中，毛泽东结合实际，作出令人耳目一新的科学论断：“看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不搞是不行的。我们这个基础不稳固。据我观察，不讲全体，也不讲绝大多数，恐怕是相当大的一个多数的工厂里头，领导权不在真正马克思主义者、不在工人群众手里。”“所有制的问题，还没有解决。形式上解决了，实际上是没有解决。如北京木材厂、车辆厂，领导权实际上掌握在资产阶级手里。他们也有共产党，有的是走资派。他们搞物质刺激，搞奖金挂帅，利润挂帅，管、卡、压。我看所有制还没有解决。学校也是如此，领导权在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手里。”（毛泽东在九大期间的讲话）　　

所有制问题还没有解决，相当一部分领导权（即管理权）不在马克思主义者和工人群众手里，我们这个基础不稳固。这一科学论断，解决了社会主义国家和人民在所有制问题上的长期困惑，树立了对于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科学认识，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因此，巩固社会主义社会经济基础，完善社会主义公有制，保障人民的根本权力，最重要的，就是必须把生产资料管理权从走资派和他们的御用文人那里夺回来，交还到马克思主义者（真正共产党人）和工人群众手里，教育广大干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工人阶级广大人民也要不断提高觉悟，实现生产资料由工人阶级广大人民公有公管。　　

管理权与所有权分离是一个历史的客观存在，人类社会长期存在这一问题，至今还没有全面解决。但是，采取必要措施，要求管理权同所有权在本质上保持一致，是一切社会一切国家占统治地位的阶级不能不重视的头等大事。　　

资本主义国家的资产阶级，一般并不直接管理生产资料，而是委托经理人进行管理，总统不过是总CEO。但资本家阶级通过立宪、公司章程、财务制度、老板或者董事会决策权、国家机器等，监督和限制管理权，使管理权同所有权在本质上保持一致。　　

社会主义国家的主人是工人阶级广大人民，党和国家少数管理人员是工人阶级广大人民委派并对工人阶级广大人民负责的。正如毛泽东所说：“我们的权力是谁给的？是工人阶级给的，是贫下中农给的，是占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广大劳动群众给的。我们代表了无产阶级，代表了人民群众，打倒了人民的敌人，人民就拥护我们。”（红旗杂志1968年第四期）现在的问题是，党和国家管理人员中的一部分，不愿代表工人阶级广大人民了，不愿再过艰苦生活了，不愿继续革命了；他们要打天下坐天下，当年为革命付出代价今天应该享受了；他们代表自己的子女亲属和附庸，甚至不惜镇压人民，站在人民的对立面。毛泽东等党内马克思主义者领导人民开展文化大革命，揭露并制止了他们的错误。毛泽东逝世后，他们利用叛徒的出卖篡夺了最高领导权。他们所谓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就是让他们自己一伙先富起来；他们所谓的“三个代表”，其实就是代表他们自己一伙。他们主要手法就是扩大管理权与所有权的分离，进而改变所有权，剥夺工人阶级广大人民的生产资料所有权，变公有制为私有制。一九八四年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最重要的、作为改革突破口的一条就是：“企业的所有权与经营权可以适当的分开”。如前所述，我国社会主义所有制存在的问题就是管理权与所有权分离，社会主义改革本应该采取措施使管理权同所有权在本质上保持一致，象文化大革命做的那样。但他们却反其道而行之，废除了文化大革命赋予人民的民主权力、监督权力、参与管理和最终决策权力，扩大管理权和所有权的分离，用一长制、承包制、租赁制，把公有财产转移到少数私人腰包；修改宪法，出台物权法，用国有制代替全民所有制，鼓吹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保护私有产权，最后工人阶级广大人民完全丧失生产资料所有权，成了社会公认的受压迫受剥削的弱势群体。　　

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告诉我们，工人阶级的解放只能通过社会主义道路、通过建立和发展公有制才能实现，工人阶级必须解放思想，提高觉悟，认识到自己的根本权力，从“做蛋糕”、“分蛋糕”的狭小眼界中解放出来，“工人应当摒弃‘做一天公平的工作，得一天公平的工资’这种保守的格言，而要在自己的旗帜上写上革命的口号：‘消灭雇佣劳动制度！’”（马克思：《工资价格和利润》）把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和管理权重新夺回并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坚决清除党内死不改悔的走资派！他们就是新官僚买办资产阶级，是最大的卖国贼！当前最重要的，是追回工人阶级广大人民的生产资料所有权和管理权，教育党的高级干部带头无条件公布个人和家族的财产并说明合法来源，退还劫掠人民的不义之财，坚决打倒和惩办极少数顽抗到底的死不改悔的走资派。　　

人民的财产权力，生产资料公有公管，是一种除敌人之外、人民民主共享的、不可分割、不能转让的公权，是工人阶级为核心的人民民主权力，是以民主集中制为意志表达方式的权力（民主计划，民主管理，民主确定个人和阶级、集团在生产中的权利、义务、责任，民主分配）。对于人民的敌人，在其投降或者放弃抵抗、处于被专政的条件下，也要给予生活出路。　　

社会主义经济运行方式是民主计划经济：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尊重企业自主权；党委领导和放手发动群众相结合；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干部、技术员和工人三结合。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中国走资派制造的假冒伪劣产品。截至目前为止，中国所有的所谓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都是原样照搬资本主义的舶来品，都强调私人资本是市场经济的主体，这和资本主义社会没有两样，哪里还有社会主义的因素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过是党内资产阶级发展资本主义的一个虚伪借口。如果一个社会，公有制工业农业商业不占绝对的压倒的优势，这个社会就不能称作社会主义社会。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只能利用、限制和逐步消灭私有制，不能鼓励私有制发展。市场还在一定范围内起调节作用，但已经不起主要的调节作用，起主要调节作用的是民主计划。比如毛泽东时代，关系国计民生的粮食价格保持稳定，但国家无偿为农业投入水利和农田基本建设资金，农村用拖拉机和工业用拖拉机价格相差很大，相比便宜得多。这里面既包含市场交换因素，又说明国家计划在起主导作用，反映了人民的民主利益。因此社会主义经济不能采用市场主导的运行方式，近三十年采用市场经济模式使我国经济畸形发展，资源浪费严重，环境污染，无论质量和速度都不及毛泽东时代；人民生活没有相应提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贴上名牌标签的假冒伪劣产品。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人民权力就会被日渐剥夺，近三十年的实践难道不是绝好的说明吗？！　　

人民的政治权利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人民的政治权力集中表现为无产阶级专政，即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民主专政。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提出无产阶级专政理论，阐述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性，但是并没有对无产阶级专政的内涵作出科学说明，对谁专政？由谁实施专政？都不清楚，无法解答苏联斯大林犯错误和出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问题。　　

毛泽东1957年初发表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和文化大革命作出的“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的科学论断，使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科学化。毛泽东说：“我们历来就主张，在人民民主专政下面，解决敌我之间的和人民内部的这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采用专政和民主这样两种不同的方法。……我在一九四九年所写的《论人民民主专政》里曾经说过：‘对人民内部的民主方面核对反动派的专政方面，互相结合起来，就是人民民主专政’”（《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毛泽东又说：“谁来行使专政呢？当然是工人阶级和它领导下的人民。专政的制度不适用于人民内部。人民自己不能向自己专政，不能由一部分人民去压迫另一部分人民。”（同上书）人民向谁专政呢？向一小撮死不改悔的走资派及其附庸（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　　

这就说明，人民是行使无产阶级专政的主体，无产阶级专政不能侵害人民权力，只能保护人民权力。　　

人民的政治权力也是不可分割的。人民内部的个人和团体都不能独立的行使人民权力，但都有提出意见和建议的自由和权力，经过人民内部讨论辩论协商，达成民主意见。人民内部存在不同阶级，有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一般民族资产阶级，不同阶级之间也是存在矛盾的，但其根本利益又是一致的。工人阶级与大工业的协同生产方式相联系，大公无私，以解放全人类为己任，代表全体人民的根本利益，是人民中处于领导和核心地位的阶级。贫苦农民是工人阶级可靠的同盟军。这两部分人民人数占大多数，社会主义是他们阶级解放的要求，他们的自由民主总是和社会主义目标相联系。民族资产阶级在社会主义条件下，虽然继续发财受到限制，但原有的财产权得到赎买，并非被没收，其生活水平一定时期内仍高于其它阶级，免受帝国主义和官僚资产阶级压迫，还参加企业管理，因此在无产阶级专政下不会反对或者可以接受社会主义。小资产阶级、富裕农民的追求好生活的希望在集体经济和全民所有制经济中也可能逐步实现，并且没有贫困化的可能，他们经过教育也会拥护社会主义。人民中各阶级、阶层不同认识，在拥护或者不反对社会主义的前提下，在工人阶级领导下，可以通过民主的方法、批评自我批评的方法、先进分子模范带头的方法解决，也决不能采取压服的办法。毛泽东在文革中说：“工人阶级领导一切不是压倒一切。”　　

以工人阶级为核心的人民民主，即“大民主”，不是可有可无的，而是为人民的经济权力所决定的、不容讨论的政治权力。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和工人罢工，是目前唯一最广泛、最适合工农群众参加的、成本最低、信息传递最快、效果最好、敌人最害怕的民主表达方式，是今天世界上最先进的、直接民主表达方式；和社会主义公有制的经济基础正相契合。社会主义是人民群众自己的事业，忽视任何一个工人农民的民主权利都是错误的，反对大民主，就必然走向资产阶级专政。民主总是先有事实再逐步程序化，而不是先有程序化再发扬民主；程序化应由人民在实践中建立，而不是由少数精英在办公室内制定；程序化不能妨碍民主的发展。大民主和工人罢工是工人阶级广大人民自己的权力，不是国家或者一些领导人恩赐的，也决不允许国家和一些领导人阻扰它反对它取消它。走资派取消四大和工人罢工，发明不争论、不搞群众运动，压制人民民主，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人民、复辟资本主义的违宪行为。　　

说工人阶级广大人民权力高于一切，又说共产党领导一切，这两者是不是矛盾呢？应该说，有矛盾但又不矛盾。有矛盾是说形式上有矛盾，共产党只是人民中的一部分，是由人民中的一部分人组成的组织，共产党不能和人民划等号，差异就是矛盾；此外，共产党的领导干部又不能和共产党划等号，其中混进的坏人、意志薄弱者、蜕化变质分子，如果他们篡夺了领导权、复辟资本主义，和人民权利有可能发展成对抗性矛盾。不承认这个矛盾，不重视党的整顿和先进性建设，是有害的，形而上学的，违背客观实际的。不矛盾是因为，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在毛泽东时代，工人阶级领导通过共产党实现，共产党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广大人民、领导人民民主管理国家，接受群众批评监督，共产党中马克思主义者占主导地位，能代表人民，在这种前提下，本质上又不矛盾。　　

在毛泽东时代，我国不是共产党一党专政，而是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民主专政。最显明的证据是，1975年宪法规定工农兵代表在各级人大占多数，而人大是我国唯一具有立法权的最高权力机构。一党专政和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民主专政的根本区别就是实行不实行工人阶级广大人民普遍享有的人民民主，实行不实行人民民主管理国家！恰恰是现在，党内资产阶级剥夺了工人阶级广大人民的生产资料所有权和管理权，剥夺了人民的民主权利，才变成了同蒋介石国民党一样的一党专政，仅仅代表新官僚买办资产阶级。这样的一党专政，毛泽东和工人阶级广大人民早就是坚决反对的。毛泽东一贯主张共产党整风，开展文化大革命，就是为了防止共产党蜕变为资产阶级政党，防止无产阶级专政变为少数人专政，说文化大革命是共产党同国民党斗争的继续，就是这个意思。资产阶级右派反对一党专政却不反对党内走资派，不反对少数人专政，反而把矛头对准一贯反对一党专政的毛泽东和工人阶级广大人民，充分暴露了他们借此反对和颠覆真正共产党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狼子野心！　　

那么，中国能不能实行两党制呢？也不能。资本主义社会实行两党制、多党制，这是由于资本主义社会生产资料私人占有的经济基础所决定的，资本家之间存在根本利益冲突，需要多党制来调节。资本主义国家不管哪个党执政，都只代表资产阶级利益，不可能代表工人阶级广大劳动者的利益。而社会主义国家工人阶级内部，人民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不需要多党制来调节，而是用无产阶级大民主来调节。事实上，文化大革命的大民主，对于限制和削弱资本特权官僚特权，保护人民民主权利，成效甚大。一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互相监督制是大民主范畴之内的一种政党运作形式，是人民民主管理国家的一部分内容。只讲一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是不全面的，合作和监督应是对等平行的；只讲政党政治也是错误的，执政党的概念不是社会主义的概念，因为政党政治在社会主义国家不占主导地位，工人阶级广大人民民主管理国家才是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主体。　　

法治社会是资产阶级蒙蔽人民的含混概念。资本主义社会是资产阶级占统治地位的社会，社会主义社会是工人阶级广大人民当家做主的社会，两种社会都有各自的法律，内容本质不同。法律是占统治地位的阶级制定、解释和执行的，各国的法律不断修改和作出新的解释，这些都说明，法律不是至高无上的，而占统治地位的阶级利益才是至高无上的。已制定的法律，只要在新的情况下已经不能代表或者违背了统治阶级利益，它就必然会被立即废除。因此，共产党不应该掩盖法律的阶级本质，跟着资产阶级喊法治社会的口号，社会主义本来包含经济政治文化多方面的内容，需要法律和制度，这些人民是懂得的。任何社会都不能单靠法制维持，法制比较刚性，缺乏灵活，总是落后于瞬息万变的社会生活，很难达到公平。法治社会现在是愚蠢领导者的愚蠢口号。一个社会，最重要的是思想政治教育，是人民觉悟的提高，对于社会主义社会尤其如此。诚然，法制是保护占统治地位的阶级利益最强力的专政手段，必须予以足够重视并赋予足够权威，但法治社会的提法是不科学的。　　

法治社会和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口号也互相矛盾，足证中国新资产阶级的理论水平已经下降到了零点。　　

现在我国社会主义法律体系还没有形成，并遭到党内资产阶级的严重破坏，已经堕落为维护党内资产阶级的恶法；1,他剥夺了工人阶级广大人民监政参政的宪法规定的权利，取消了人民对于法律的制定权和监督权，把法律变成少数人手里任意实施的专政工具；如取消四大和罢工权力，取消工农兵在各级人大占多数的宪法条款。2，从法律实践来看，法律明显对官僚和大资产阶级有利，矛头指向工人阶级广大人民。为走资派平反却将批判他们的广大群众加上莫须有的罪名投入监狱；反官倒反贪污的学生遭到枪杀；工人阶级维权找工会竟被污蔑、被判刑，人民宣传毛泽东思想竟被宣布为违法。3，法律没有经过工人阶级广大人民讨论制定，对执法者的监督、惩治权力没有掌握在工人阶级广大人民手中。如云南省高法公开蔑视人民欢呼的判决结果，不以人民是为是，不以人民非为非，是一种连资本主义大陪审团制度都不如的反动法律思想。现在的司法审讯中，大量存在逼供信、严重侵犯人权和伤害被告人人身健康的手段，等等；执法者犯法，多数得不到惩罚，当官者、执法者并不敬畏法律，而是把法律作为维护自己利益的工具。依法治国作为管理国家的一个重要手段，首要问题，是应该让人民审查法律条款，使之符合工人阶级广大人民利益；监督法律的执行全过程，将执法的最终决定权交还人民。有人宣扬让人民敬畏法律，我们不禁要问，一个不保护人民的法律人民为何要“敬”？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所谓让人民敬畏法律，就是让人民敬畏你们自己，俯首帖耳地当你们的奴隶！这岂不是太可笑了吗？我们要大喝一声：你们要敬畏工人阶级广大人民！不保护工人阶级广大人民利益的法律就是恶法，必须修改或者废除！因为人民才是这个世界、才是法律的唯一主人！　　

有人攻击文化大革命，为刘少奇抱屈说：“那时连国家主席都不安全！”我们说，国家主席不安全完全正常。社会主义首先要问工人阶级广大人民安全不安全！谁站在保护工人阶级广大人民安全一边，本身必然安全；谁侵害工人阶级广大人民的安全，又不愿改正，不管他是谁，不管它是国家主席或者党的主席，本身都不可能安全，也不应该安全！当了国家主席就应该安全，是一种与社会主义差之千里的封建帝王思想！毛泽东说：现在这些人贪污腐败，我割他们的头；我毛泽东如果贪污腐败，人民割我的头!——这才是社会主义观念！　　

工人阶级广大人民的民主管理国家的权力和对死不改悔的走资派及其附庸（社会上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实行专政的权力，都是社会主义法定的、不可须臾缺少的根本权力。党内走资派事实社会主义条件下复辟实力的总代表。党内走资派产生的经济基础就是生产资料管理权掌握在党和国家少数管理人员手中。党内走资派的社会基础就是官僚主义者，高薪阶层，被打倒的反动派；党内走资派的思想基础就是血统论、奴隶主义，私有观念。党内走资派对外必然投降帝国主义，对内必然镇压工人阶级广大人民。搞社会主义必须警惕走资派篡夺党和政府最高权力和各级领导权力，必须坚决的批判和清除党内死不改悔的走资派，对他们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两千多万革命先烈，数百万革命志士，几亿人民浴血奋战获得的革命成果，竟然在不到三十年内被走资派毁灭殆尽，这个教训难道还不够深刻吗？！　　

现在右派提出反对权贵资本主义的口号，这个口号本身应该没有什么问题，有问题的是这个口号后面隐藏的真实用心，是右派反权贵资本主义不真诚。权贵资本主义在改革开放前的中国现实中并没有形成，是改革开放中形成的。合乎逻辑的，应该批判改革的方向性错误；但右派不这样做，他们说，改革中的问题要在继续改革中解决，这岂不是痴人说梦吗？还有，权贵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是公有财产私有化，右派不反对公有财产私有化。权贵资本主义形成的手段是用国有制代替全民所有制、贪污强占公有财产，右派却说，“贪污有利于社会进步”，“宁要贪污不要毛泽东”。权贵资本主义的本质是官僚特权，但右派对文化大革命反特权斗争却恨得要命，他们毫不隐晦的高喊完成邓公遗愿，走赵紫阳道路。根据以上分析，我们足可以断言，右派反权贵资本主义是不真诚的。右派在反权贵资本主义的口号下隐藏的真实用心是什么呢？就是吴敬琏反复强调的两句话：取消政府对经济的干预；无产阶级专政不再适宜。世界上有哪个国家政府不干预经济的呢？美国政府出台反垄断法、反倾销政策，难道不都是干预经济吗？吴敬琏们难道可以不要政府吗？他们的理想政府难道不为他们的经济基础服务吗？他们真正反对的是无产阶级专政，反对政府为工人阶级广大人民服务！　　

为此，他们竞象小学生的智商一样，把权力弊端绝对化，叫喊：“权力导致腐败，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那么请问，现在的世界，难道可以消灭权力吗？你们呼吁宪政，是不是推崇另一种权力呢？你们上台，难道可以不要权力吗？你们高喊的人权口号，是不是也要丢弃呢？显然都不是。既然今天还不能消灭权力，那么，提出“权力导致腐败，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又有什么意义呢？　　

现在世界上有三种权力，一种是官僚特权，一种是资本特权，一种是工人阶级广大人民权力。官僚特权导致腐败，这是人所共知的：“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近三十年官僚资产阶级专政，腐败愈演愈烈，铁道部长刘志军贪污十数亿，党内腐败分子层出不穷，已经惹得天怒人怨。资本特权也不能制止腐败，资本主义的献金丑闻、金钱支持竞选、贪污自肥、水门事件、拉链门事件，不断被舆论揭露。封建主义用一部分官僚监督另一部分官僚的办法，已经在实践中失败；资本主义用三权分立、多党制、媒体监督，制止腐败，也没有成功。只有工人阶级广大人民权力，才是一种天然民主清廉、不可贿赂，难以产生腐败的权力，是官僚特权和资本特权的克星，因此也是一种最强力、最有效的、监督限制和铲除腐败的权力！　　

工人阶级广大人民是一个占人类大多数的利益共同体，他们不脱离劳动，相互联系紧密，以民主集中制为权力运作方式，公开透明。这种权力发挥得愈充分就愈难暗箱操作，对腐败有天然屏蔽作用。这么大的群体，任何个人或者集团都没有能力贿赂。即便少数工贼会投一时之机，但必然暴露迅速、清除猛烈，使后人引以为戒。对于官僚特权资本特权，更是一种震慑力量。文化大革命中，贪污腐败得到有效制止，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用人民权力来限制并逐步消灭官僚特权资本特权，最后消灭一切权力，才是制止权力腐败的正解。这就是毛泽东高于当今所有政治家理论家的地方。违背毛泽东思想，贪污腐败就愈演愈烈、禁而不止——这难道不是历史的结论吗？　　

人民的文化权利　　

工人阶级广大人民的文化权力，就是批判封建主义资本主义落后反动的意识形态，树立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社会主导意识形态地位。　　

人们经常批判文化专制；马克思说，任何一个时代占统治地位的思想，都是统治阶级的思想。可见，在阶级社会里，文化也是一种权力。　　

什么是文化？一般有三种解释：一是指人类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二是特指精神财富，即思想意识形态、教育科学艺术等等；三是指运用文字的能力和书本知识。我们这里所说的是第二种，特指精神财富，即思想意识形态、教育科学艺术等。　　

文化和物质财富一样，都产生于社会劳动。说劳动者没有文化，是对历史的最大无知。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尊重社会劳动、尊重科学、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就是当代无产阶级广大劳动者的文化，是当代世界最先进的文化。毛泽东在《唯心历史观的破产》一文中说：“自从中国人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后，中国人在精神上就由被动转入主动。……伟大的胜利的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大革命，已经复兴了并正在复兴着伟大的中国人民的文化。这种中国人民的文化，就其精神方面来说，已经超过了整个资本主义的世界。比方美国的国务卿艾奇逊之流，他们对于现代中国和现代世界的认识水平，就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一个普通战士的水平之下。”（毛选四卷第1519-1520页）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之后，中国人民文化的结晶——毛泽东社会主义思想，就以其科学性、进步性影响着整个世界！　　

毛泽东思想的科学性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两个方面都得到证实；　　

在自然科学方面，毛泽东根据一分为二的对立统一规律，1953年首次提出物质无限可分的观点，1955年同钱三强谈话又明确提出粒子可分的假说，1963年重视和赞扬坂田关于粒子可分的文章，1977年，诺贝尔物理奖获得者格拉肖提议将他实验发现的基本粒子以下层次组分命名为“毛粒子”，因为这一世界科学史上的重大发现，“是与毛泽东主席的哲学思想分不开的”，“他一贯主张自然界有更深的统一性。”（格拉肖语）　　

在社会科学方面，毛泽东根据一分为二的对立统一规律观察社会主义社会，提出所有制问题还没有解决和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两大科学论断，并被苏东剧变和中国社会两极分化的实践所证实。苏东剧变后，针对帝国主义和中国走资派对毛泽东的种种污蔑，美国一青年历史学家惊呼：仅就毛泽东早早预见到苏联“卫星上天，红旗落地”这一点，就应该对毛泽东重新评价！　　

预见是科学的伟大力量所在。中国新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嘴上喊科学民主，却在1977年对诺贝尔物理奖获得者格拉肖的提议冷漠视之，不予响应；时至今天还在否定毛泽东继续革命思想，其实连半点科学、民主都没有！有的只是卑微和无耻！　　

毛泽东思想的进步性在于：在世界史上首次提出工人阶级广大人民管理国家的崭新社会主义科学概念，正确回答了二十世纪世界进步思想家提出的革命党胜利后蜕化变质和官僚特权资本特权带来的社会腐败两大问题，提出了企业管理社会管理的新理念。　　

1945年黄炎培在延安向毛泽东提出“周期律”的问题：“我生六十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地方，一团体，乃至一国，都没能跳出这周期律的支配力。一部历史，‘政殆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律。中共诸君从过去到现在，我也略略了解的了，就是希望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这周期律的支配。”毛泽东回答说：“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律。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懈怠；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这个被称作“窑洞对”的意义有三点：　　

1，说明中国资产阶级没有解决周期律的问题，资本主义所谓“民主社会”也没有提供解决这个问题的经验。因此黄炎培才希望中国共产党能找到一条避免周期律的新路。　　

2，毛泽东回答说：“我们已经找到新路”，“这条新路，就是民主。”毛泽东说的民主已经不是资本主义社会的民主，“人民监督政府”，这是资产阶级可以做到的，“人人起来负责”，却是资产阶级民主永远不可能达到的高度。毛泽东倡导的人民民主是远高于资产阶级的民主。中国新官僚买办资产阶级的秦晓们，转而到十八世纪资产阶级理论武库里寻找旧的民主武器，岂不愚哉！　　

3，毛泽东文革前重上井冈山，着重提起士兵委员会；文革中把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和工人罢工，以及工农兵代表在各级人大占多数，写入宪法。一直实践“人民监督政府，人人起来负责”的民主诺言，在开拓这条社会主义民主新路，创造了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政治清明廉洁时期，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社会主义工业革命技术革命迅猛进步。当时建立大中型企业和发明的技术，至今仍是中国工业的骨干。　　

毛泽东用工人阶级为核心的人民民主，打破了黄氏周期律，为人民服务的充满朝气的各级党员和干部，成为中国政治生活数千年没有过的新气象。邓小平取消工人阶级为核心的人民民主，党内贪污腐败就屡禁不止，中国的自主核心技术发展缓慢。这又从反面证明毛泽东思想才是解决周期律的唯一先进思想武器，毛泽东的人民民主思想是高于资产阶级民主的最先进的民主思想。　　

二十世纪提出的对于权力的制约问题，也是一个进步思想家提出的重要问题。但是，无论日本池田大作的《权力的罪恶》，还是英国的罗素的有关文章，都没有给出正解——他们都提出要对权力进行制约，但都没有对权力进行历史的阶级的分析，都没有说明用什么来制约人们厌恶的官僚特权和资本特权。池田大作的卓越之处在于，他提出“不要用自己拥有的权力为自己谋利益，而要时时考虑为最痛苦的人服务”；罗素的聪明在于它甚至看到，苏联的无产阶级政权也可能出现“为自己的目的服务，而不是为人民的目的”的问题。这就充分证明，在毛泽东之前，资本主义世界和社会主义世界，没有提供解决这个问题的理论和经验。这个问题的正解只有毛泽东在社会主义实践中找到了：就是用人民权力来制约官僚特权资本特权，最后消灭一切权力的现实道路。毛泽东第一次提出人民的权利的概念，并明确指出劳动者管理国家是人民的根本权力，少数人管理国家任何时候都不能代表人民利益，共产党领导下亦是如此。人民权力是官僚特权资本特权的天然克星，只能在民主的形式下才能实施，不易被贿赂，难以大面积腐败。文化大革命的实践证明，毛泽东的主张是唯一进步的符合实际的主张。相反，邓小平用权力为自己服务，让自己家族首先富起来，秦晓们至今还在推崇个人的权力，把中国社会拉向倒退，他们比池田大作和罗素都不如，还自以为比毛泽东高明，真是不知人间有羞耻事！　　

1960年毛泽东批示推广的鞍钢宪法，事实上是当代世界先进管理理念——扁平式管理的滥觞。　　

毛泽东思想的先进性也是不容置疑的。走资派攻击文化大革命毫无进步性可言，除了反动立场决定之外，他们的井底之蛙的狭小眼光，也是一个重要原因。　　

现在人们在普遍讨论左派右派，红二代黑二代，先进和落后，真假共产党人，进步和倒退，这个划分的标准是什么呢？这个划分的标准只有一个，就是对待工农解放的态度。毛泽东1939年说过:“所以我们看人的时候，看他是一个假三民主义者还是一个真三民主义者，是一个假马克思主义者还是一个真马克思主义者，只要看他和广大的工农群众的关系如何，就完全清楚了。只有这一个辨别的标准，没有第二个标准。”这段话在今天仍是真理，仍是辨别左派右派、红二代黑二代、先进和落后、真假共产党人、进步和倒退的唯一的标准。符合这个标准，不论是太子党或者团派以及别的什么派别，都是革命的；违背这个标准，不管是太子党或者团派以及别的什么派别，都是反动的。　　

什么是两条路线斗争？就是支持还是反对工人阶级广大人民继续争取解放的斗争，就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斗争。工人阶级广大人民的解放，只有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才能解决。　　

文化大革命提出的“斗私批修”的党和国家思想文化建设的伟大纲领，正是反映了工人阶级广大人民的要求和利益。“人性自私”不是一个科学的概念，未被任何科学实验和社会历史事实所证明。恰恰相反，历史上各个阶级都涌现出一大批不是为个人，而是为他所代表的那个阶级谋利益的优秀人物。而且事实上到处存在一种社会现象，主张人性自私的人都不喜欢别人说他自私。资本家虽然自己实际上贪婪自私，但对工人的自私却百般限制和惩罚。所以资本主义的思想文化基础——人性自私，只会造成社会分裂与腐败，不可能推动社会进步。社会劳动创造了人，发展了人，通过社会劳动来满足每个个人生存发展需要，才是真正的人性，在阶级社会里人性又打上阶级的烙印。自私不过是资本本性的人格化，是资产阶级的阶级性。即便如此，资产阶级的阶级性也以疯狂占有社会劳动为其特点，也不能脱离社会劳动而存在。现代工人阶级是伴随社会化大生产而产生的，他们最明白离开社会劳动便不能创造财富的道理，因此一开始就“姓公不姓私”，斗私批修，恰恰符合他们的要求和利益。斗私批修就是坚持工人阶级的世界观，就是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就是社会进步的必修课。有些人反对斗私批修，有些人揶揄嘲笑斗私批修，有些号称共产党人却笃信人性自私的信条，这些人一个共同特点，就是反对工人阶级广大劳动者当家作主，复辟资本主义，拉社会倒退！　　

封建血统论，奴隶主义都是人性自私的派生物。在今天的中国，由于彻底否定文革而沉滓泛起。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今天如同历史上一样，不具有彻底反封建的品格。反对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混血儿——新官僚买办资产阶级的斗争，仍然历史的落在工人阶级广大人民身上。中国一部分被一点点利益就收买了灵魂的知识分子，你们该醒醒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