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产业化质疑：“谁投资、谁受益”之“谁”是谁？

教育产业化质疑：“谁投资、谁受益”之“谁”是谁？

    

    中国教育的泡沫在越吹越大时，泡沫掩盖下的问题也越来越多，而且越来越尖锐。比如，学费暴涨引起的辍学现象（特别是在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之中），乃至社会悲剧的发生（２００２年以来，在陕西至少发生两起大学新生家长因无力筹措学费而自杀之事）。在市场经济的大背景下，学费暴涨一旦合法化，也就给教育界传递了一个信息：与其他行业一样，教育界也是“靠山吃山，靠水吃水”，自己想办法找钱吧。于是，腐败之风在教育界有所蔓延：乱收费、不顾条件乱扩招、学校乱升级、卖文凭（从中学文凭到博士文凭）、抄袭剽窃学术成果、出售大学排名名次、炮制假就业率等等。这些现象均出自同一个原因：教育商品化、产业化，有人把堂堂学府当成巧取豪夺、收敛金钱之地。资本主义逻辑在教育领域大行其道。
    行业中人自有说法，而且自有其逻辑：中国是发展中国家，教育投资不够；要发展教育就要增加投资；既然政府再也拿不出钱，那就实行市场办法，谁买接受教育的机会谁就要付钱；人们为什么要买接受教育的机会呢？因为“知识改变命运”；谁接受教育的程度高，谁的个人命运就较好，就能够过上好日子。因此，“按照谁投资、谁受益的原则，家长应当支付教育费用”。
    从表面上来理解市场经济的原则，再看看发生在一部分人身上的“知识改变命运”的事实（在大学生就业难的背景下，“知识改变命运”正在成为一个神话），这种解释似乎是有道理的。但是，我认为这是对教育功能的片面而肤浅的理解，如果凭这种理解来办教育，会影响到正确的教育理念的形成。
    这里需要弄清楚的一个问题是，即“谁投资、谁受益”之“谁”究竟是谁的问题，也就是如何认定教育的受益者的问题。不错，从个人或者家庭来看，自己就是教育的受益者，为将来受益而投资是应该和值得的，因此，多少家长咬紧牙关为儿女读书而牺牲自我。可是，如果办教育者也作如此认定，那就把国家大事降为世俗之见了，因为，这个命题显然与“科教兴国”的战略相悖，是消解“科教兴国”战略的。
    为了说明问题，我们暂且将个人理解为“谁投资、谁受益”之“谁”，确认家长应当支付教育费用这一立场。这样，在贫富差别客观存在并日益增长的情况下，辍学现象只会日益加剧。
    目前，中国内地大学一年的学费起码在５０００元以上，有的高达１００００元。而以《２００１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预测蓝皮书》为据，１９９９年我国城镇居民人均收入为５８５４元，农村居民人均收入仅为２２１０元，据此推算，一个学生读四年大学，光学费一项就要花掉至少２００００元，相当于一个普通工人３年、一个农民１０年的收入。在农民收入不足１０００元、下岗工人最低保障线２４００元的贫困地区，学费投资的难度就更不用说了。
    事实上，不止是在大学阶段，从幼儿园到九年制义务教育、高中，所有的教育机构都在成为“赚钱的产业”。由于收费标准越来越高，许多地区特别是农村地区中小学生流失率、辍学率不仅没有降低，而且还在上升，导致人口素质长期低下。由于缺乏知识，贫困阶层的人们不得不主要从事收入低、工作条件差，而且毫无稳定性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形成无钱不能接受教育——不能接受教育则更贫困——贫困者很难接受教育的恶性循环之中，而且使社会阶层的分化走向固定化——低层社会的群众丧失了向高层社会流动的可能性，的确体现了“谁不投资则谁不受益”的逻辑。
    但是，从根本上说，贫困阶层的受损失还只是众多个体的痛苦，而从长远说，真正受到损害的是国家和民族。我们完全可以设想，当相当一个数量的人口得不到高水准的教育时，一方面是人口素质的降低，社会文明程度的降低。我们不得不承认的是，社会犯罪人员（特别是一般的刑事犯罪人员）中，受教育程度较低的人占的比例较高；另一方面则是一些可能的杰出人才的被埋没。在大学里，人们看到的一个普遍事实是：贫穷家庭的学生如何奋发努力，而纨绔子弟在则沉湎于声色犬马之中，有限的教育资源在可怕地被浪费。真不知道在辍学的青少年中，有多少人完全有可能为国家和民族作更大的贡献。
    外国人的话自然不可全信，但他们的有些看法比我们这里的急功近利者要显得有眼光。诺贝尔奖得主、芝加哥大学经济学家詹姆斯·赫克曼应中国方面邀请参加今年１２月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人力资源会议。他原定的演讲题目是《中国忽视对人力资本的投资》，在大会组织者的要求下，改成了《中国对人力资本的投资》。
    也许，在中国确定了“科教兴国”的战略这一背景下，说“中国忽视对人力资本的投资”的确有所不妥，但对中国那些一味主张“按照谁投资、谁受益的原则，家长应当支付教育费用”的人来说，听听外国人的批评并非是没有意义的。
    戴维·韦塞尔的文章提到了中国教育经费短缺（投入比例低于土耳其、印度、俄罗斯、菲律宾等发展中国家）的问题，说“这可能是一个严重的错误。”接着，他举了美国和英国的不同事例。
    他说，“尽管２０世纪技术的发展令人赞叹不已，但美国繁荣的秘密在于教育。美国政府曾对中学进行改革，使之能为所有学生服务；它还资助二战士兵重返大学校园。”
    而英国呢？“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的经济历史学家布拉德·德朗说，英国曼彻斯特１８５０年前后的经历说明了忽视教育的危害性。他撰文说：‘有许多人从乡村迁移到曼彻斯特，他们在新工厂里工作。几乎没有人注意到英国政府没有为这些工人的子女修建学校。但敏锐的观察人士明白，工业技术变得越来越复杂，它与科学的关系也越来越紧密。到１９世纪末，由于缺乏受过良好教育的劳动力队伍，英国对电力、冶金和化学等技术的掌握远远落后于曾对教育进行投资的德国。因此，进入２０世纪时，英国没有保持住其原本在技术和生产力方面具备的巨大优势。’”
    从历史的角度来说，国家作为教育受益者的意义与个人作为受益者的意义是不可相比的。世界银行认定的国家财富的构成是：自然资源、人力资源、产出资本、社会资本，其中，人力资源更为根本。据统计，发展中国家中的６３个原料出口国，自然资源占世界的４４％，产出资本占２０％，人力资源占３６％，总财富只占４．６％。而２９个发达国家，自然资源占世界的１７％，产出资本占１６％，人力资源占６７％，总财富则占７９．６％。
    从种种事例和数据中，我认为我们应该确立的观念是：在教育问题上，只有将“谁投资、谁受益”之“谁”确认为国家和民族，而不是个人，国家和民族才能因教育的发展而进入先进的行列。当然，在实际操作中，加大教育的投入不可能是随心所欲的，如国民生活的改善、国防力量的增强，都是不可忽略的，不同教育阶段的收费也只能是有所区别的，民众应该承认全面兼顾的必要性。但有一条，在理念上一定要将“谁投资、谁受益”之“谁”确认为国家和民族，如果以受教育者将来的个人利益为由，把接受教育作为个人与家庭之事，到头来只能使国家、民族成为输家，这时候，所谓个人的受益也无从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