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李银河“用不着再心怀愧疚”

再没有像李银河们更会自慰和更无耻的“用不着再心怀愧疚”的“新自由主义者”了。　　

面对中国的现状，这些“新自由主义者”怎么会不“再心怀愧疚了”呢？看看中国现在环境的污染、资源的枯竭、生态的崩溃、艾滋病村、癌症村……当然不应该让提倡“性自由”的“新自由主义者”李银河“愧疚”，——人家李银河，可不是搞经济改革开放的新自由主义者啊！——但，且慢。　　

看看李银河们，在提倡“性开放”给中国带来的“贡献”：2006年，李银河还在一个博客里批判中国人对“性”的严厉态度还像“中世纪”，怒斥中国的性还不够“开放”“自由”！——可她2007年，在自己的博客里就给了自己一耳光：“据　2007-01-13　英国最权威的医学杂志《柳叶刀》披露：1990年代初，中国大陆每十万新生婴儿中先天性梅毒病发率仅为0.01，而到2005年，这比例上升到19.68，年增长率高达72%！……中国大陆的性泛滥已经严重影响到年轻的一代，就在不少中国人还认为‘西方人更加性开放’的同时，许多访问中国的外国人和海外华侨发现最开放的其实还是中国，尤其是性开放。”（此文字摘自她的博客）　　

听听李银河说的：“自由，是最美丽的字眼”！　　

——从这篇博客可以看出，李银河，是从某个时刻开始有了良心上的“愧疚”感的！但遗憾的是，对于这个卑小的心灵来说，她连这种对中国的“愧疚”感都想找理由抹除掉！哎呀，李银河真是象牙塔里的“精英”啊，她连抹掉这种“愧疚”感的理由，都不是睁开眼看中国的现状，而是：“看到伯克利大学的布洛维的“公共社会学”，“心中感到释然”，然后就“我为自己的所作所为找到了依据，用不着再心怀愧疚了。”——看来，“精英”如李银河，是永远也不想睁开眼睛看生她养她的“丑恶的中国”了，她无论多大的“愧疚”感，只要展开一本“公共社会学”的书一读，就可以“感到释然”了；只要自己的行为有纸面上的教条“依据”就可以“不再愧疚了”！　　

这种思想和所作所为多可怕！　　

      想想，如果经济上的“新自由主义改革教”，面对中国现在的两极分化、阶级矛盾异常凸显，他们也找一本西方的“公共社会学”一读，也“为自己的所作所为找到了依据”就“不 再愧疚”了，那还了得！那这些精英就可以“继续深化改革开放”了，如李银河们继续提倡“性自由开放”一样。只是，广大上不起学、看不起病、住不起房的人民大众，可不想让他们“不再愧疚地”“继续深化改革开放”！这些被“ 改革开放”得穷苦不堪的人民大众需要的是“开始扭转改革开放”方向而非沿着原来的错误方向“继续深化改革开放”！要把“改革开放”“扭转”到有利于人民大众、有利于中华民族的方向和轨道上来，就不能让这些“新自由主义的改革开放精英”拿一本书来一读就“为自己的行为找到依据”而“不再愧疚了”，而是要他们睁开眼睛看看中国的现状，感到“愧疚”！否则，中国“改革开放”的转向就是一句空话。　　

  你们这些方方面面的“新自由主义改革教”，是应该“愧疚”的。你们应该为中国再一次沦为半殖半封社会而愧疚，你们应该为自己的姐妹再一次沦为腐官和洋人的性奴而愧疚，你们应该为中国再一次成为性病大国而愧疚，怎么能不愧疚呢！

           

          （附李银河文章）为自己找到了依据(2009-05-26 08:14: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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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伯克利大学的布洛维的“公共社会学”，心中感到释然。他把社会学分为四种：专业社会学、政策社会学、批判社会学和公共社会学。作为马克思主义者，他坚信历史并没有如新保守主义者所说的已经“终结”（我始终觉得“历史终结”的说法很有意思，实际上它就是指所有的社会趋同，终结在资本主义形态上，不会再有革命和改变），他认为，人类社会存在着超越资本主义的另类的可能性，而这种可能性的下限是“实在的乌托邦”；上限是“全球公民社会”。知识是一种“脆弱的权力手段”，社会学家有义务利用自己掌握的结构性知识参与和促进公共辩论，关注重大的公共议题，敏感于社会历史的变迁，推动社会变迁。我现在所做的就是利用手中这点“脆弱的权力”参与公共辩论，匡正错误观念，促进社会变革。我为自己的所作所为找到了依据，用不着再心怀愧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