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神谕化真理倾向的批判

翻开当代左派人士的文章，经常是“毛主席说过”，“马克思说过”，“列宁说过”的名言满天飞，如果这只是用来插入文章来增强说服力的，这也许可以容忍，但我发现，很多时候伟人的名言成了说服力形成的源泉，也就是说，作者试图论述一个问题，没有对这个问题进行现实的分析，而直接照搬伟人的“语录”，从而“伟人说过”成为说服力的基础。

用这种办法写文章真是省时又省力，根本无需费神自己思考，就把问题谈清楚了，甚至自己都不知道原理是什么。糊涂人写文章，总是爱写“子曾曰过”的神谕式的真理，但这只能体现作者思想的贫乏。这种写法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应该效仿的。

要论述一个现实问题，要考虑到自己的受众，不仅是己方阵营的人，能令人信服地让自己对立的人接受，才是真正有说服力。比如说，与自由派知识分子论战，左派人士可能感到比较麻烦，因为对方不仅不承认阶级等基本概念，而且也不承认马克思，恩格斯，列宁以及毛泽东的理论权威。“子曾曰过”的神谕式说教完全失效。左派往往一筹莫展。说服不了对手就等于丧失群众，在“左圈”里，例如乌有之乡，有很多人善于搞“子曾曰过”的神谕真理，貌似头头是道，却不敢与右派自由主义人士进行论战，当缩头乌龟。

马克思主义者反对“神谕”，这是一种唯心主义的论述方法，伟人的语录不都是真理，他们自己也会犯错误的，将伟人的语录奉为真理，语录背后的大量思考和理论分析一概省略，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圣化”，安拉的信徒信奉穆罕默德，上帝的信徒信奉耶稣，我们不批评他们，因为我们知道这是宗教。难道我们要把唯物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也搞成宗教吗？将马列毛当成耶稣及其使徒？这在原则上是不能允许的。
辩论的说服力不在于伟人的语录，而是其现实的分析，语录后面的东西。辩论也不能基于语录，这是“凡是论”，在历史上已经驳倒。

那么该如何做呢？首先左派一方应有丰富的知识储备，对现实问题的透彻分析的能力，使对手知道自己不是在背语录，宣示马克思等人的“圣旨”，例如，谈到阶级问题时，有很多右派自由主义人士避谈阶级，甚至说这个说法是马克思等人杜撰的，阶级这个字眼已经过时了。那么我们要讲道理，不能引用马克思等人的话了，这就要求我们从现实着手，用大量的事实来启发他，证明阶级不仅是存在的，作用还相当巨大，不能忽视这个客观存在的事实，如果他想继续求索的话，还应附上对阶级问题的详尽分析，使他明白，马克思主义并不是将马克思当做神来崇拜，而是相信他的科学的分析，在正确分析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的基础上，得出必然的结论。当然，要做到这一切还要有独立思考的头脑，对马克思主义的深刻理解，能将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方法应用于现实当中，并解释现实。理论功底扎实了，应对各种疑难时才能进退有据，应付自如。

这种"马克思曾说过"的宣示神谕的习惯，真是源远流长，中国人不善于批判，但善于崇拜，古代知识分子的必修科目之一就是《论语》——孔子的语录。孔子既为圣人，其言论自然被无条件接受，其言论的说服力取决于孔圣人的信誉。中国人是不信教的，但儒家即儒教，因为孔子已经是圣人了，与宗教无异。甚至孔子的”未知生，焉知死”的圣谕也成了国人遵守的信条，以至于阻碍了其他宗教的发展。

一旦打破了孔圣人的神话，儒教就倒了，因为这种宗教建立在“神谕”之上，圣人的形象毁了，一切就都完了。马克思主义者不能继承这种神谕，然而新中国的历史上充满了神谕，例如中苏论战中中方的经典论著《九评苏共中央公开信》，通篇都是“马克思曾经说过”之类的神谕，分析却在其次。若看普通大众，现象更加普遍，文革中人手一本《毛主席语录》，一种所谓的“圣人之言”，充分说明了国人的崇拜心理，这暂时说服了人们，包括知识分子。但文革后，毛泽东的言行受到了批判，知识分子脱离了这种神谕式的说教，继而引导广大群众脱离了这种说教。转而又狂热地崇拜起西方的“神谕”来了。这一方面说明，中国知识分子独立思考的能力不强，思想的依赖性，另一方面也表明，神谕式的说服不是真正的说服，反而是神谕本身阻止了人们的进一步思考。这样，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的信奉就成了表面的，肤浅的，对一种“国家宗教”的信奉，完成了对马克思主义认识由唯物到唯心的转变。

只有基于客观现实的理论分析才具有说服力，同样，只有抛开“子曾曰过”的神谕拐杖才能真正成为有知识的人。现实的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各方面相对于马列毛时期已经有了很大不同，即使其信誉绝对可以担保，丝毫没有污点。他们当年的判断也未必适合于现实。现实在不断提出新问题，在旧框架之内是无法解决的，例如计划经济和官僚问题等，旧的理论里没有一个现成的解决方案。这需要我们基于客观现实，具有扎实的理论功底，有一颗善于独立思考的大脑，对新情况，新问题进行解读，判断，每个时期马克思主义都在发展，当然不是在对前人无条件崇拜的基础上，而是建立在对前人充分批判的基础上，例如在当代中国，左派要做的不应是盲目崇拜毛泽东，而只有批判他，超越他，总结其经验，吸取其教训，才能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获得新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