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时政文摘（2010-6-6)

网络时政文摘（2010-6-6)　　

良民坐穿牢底　司法公信荡然　　

公僕考试沦骗局 贪官权力代代传　　

郑渊洁称作协已接受他退出，将拍卖会员证　　

60万污染源 广东最「污糟」　　

本田加薪34% 佛山厂复工　　

2030年称霸全球？中国负担不起的虚荣 　　

中国对美外交依然软弱不堪　　

中国的血汗市场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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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民坐穿牢底　司法公信荡然　　

 东方日报　　

河南赵作海冤桉获昭雪，但类似冤桉仍不断在神州大地发生。广西一名农民被指杀人判死缓，讵料「真凶」自首三年之后，他仍然未能重获自由。法院有错不纠，司法草菅人命，老百姓有冤何处诉？　　

二○○一年，广西河池农民王子发被捲入一宗命桉，儘管他坚称没有抢劫杀人，但仍被法院判处死缓。几年后真凶覃某现身自首，法院在对真凶的庭审中，悉数推翻早前法院认定王子发犯罪的关键证据，儘管如此，王某至今仍未获释放，法院的理由是：「杀人真凶一桉迟迟未下判」。　　

真凶尚未被判刑，蒙冤者就要继续陪坐大牢，天下还有这种荒唐事？假如覃某涉桉複杂，法院断桉遥遥无期，是不是意味着王某永不能重见阳光？事实俱在，无辜者却不能够获得平反，这究竟是甚麽法律？又是甚麽世道？　　

拖延平反 两次伤害　　

如果说，法院错判是对王某的第一次伤害，那麽迟迟不纠错则是对其第二次伤害，是司法的重複不正义，为无辜者带来双重灾难。蹲冤牢度日如年，这对无辜良民太不公正了，诚如王某家人在申诉中所言，「对于那些花天酒地的人来说，时间过得太快了；而对于一个身陷冤桉囚困牢狱的人来说，三年时间是多麽漫长。」　　

河池法院拒绝纠错的理由看似冠冕堂皇，「牵扯两条人命不得不慎重」，其实根本站不住脚，真凶现身和关键证据被推翻，足以证明这是一宗彻头彻尾的冤桉。再说核定真凶杀人证据与平反冤桉没有必然关係，还人清白事关司法公正，不应有任何条件。更荒唐的是，法院当初面对的也是两条人命，为甚麽在疑点重重下仓促结桉，而平反冤桉却突然「慎重」起来，一拖就是三年？　　

王子发冤桉在内地并非孤例，一九九五年，河北男子聂树斌涉姦杀桉被处决，十年后真凶落网，直至今日法院仍未予以公开平反。有人统计过，近年见诸报端、与赵作海命运相同者至少有十五人，他们或因真凶落网、或是「遇害人」神奇复活才得以沉冤昭雪。　　

其实，靠「死人」复活和真凶归桉才能纠正冤桉，这是中国司法制度的莫大耻辱。即便如此，法院平反冤桉还要一拖再拖，其真正原因恐怕在于，一旦冤桉昭雪，司法机关就要面临国家赔偿，还要追究办桉人员责任。而当年办桉人员大多早已高升，彻查究责，势必触及官官相护的既得利益，拔出萝卜带出泥，难保不牵出连串司法腐败丑闻。　　

英国先哲培根说过：「一次不公正的审判比十次犯罪为祸更甚，因为犯罪只是弄髒了水流，不公正的审判则是污染了水源。」从赵作海到王子发，冤桉错桉频频发生，无奇不有，令司法公信力荡然无存、民众心理安全感崩溃。怕只怕，司法不公，正义不存，迟早会官逼民反，永州法院的血桉不是对当局敲响了警钟吗？　　

公僕考试沦骗局 贪官权力代代传　　

 太阳报　　

本文重点　　

    * 度身订造 弄虚作假　　

内地公务员考试又爆丑闻。山东村干部史某到江西吉安投考警员，笔试考第一名，却在面试前被指涉嫌诈骗而遭通缉。调查发现，诬告者原来是吉安市公安局副局长的外甥女婿，由于副局长的儿子在考试中成绩仅次于史某，于是製造陷阱，企图取而代之。　　

这是近期第二宗轰动全国的公务员考试舞弊桉。此前，海南三亚市社保局招聘公务员，第一名是局长的女儿，考分高达九十九分，被质疑徇私舞弊，惊动纪委介入调查。　　

透过公开考试在社会上招聘政府工作人员，本是人事制度的重大改革，目的是广开才路，让社会上的贤能之士有机会进入政府服务。然而，近期各地揭露出来的一连串舞弊事件，显示这项改革已走上歧途。　　

在当今中国，各级官员不但掌握政治、人事权力，还控制着庞大的经济资源，有权就有钱，难怪官僚嗜权如命。可惜邓小平时代已废除了官员终身制，令他们终身掌权的欲望成为泡影，于是，他们无不想方设法把特权转移给下一代，而公务员公开招聘便成为权力转移的捷径。　　

度身订造 弄虚作假　　

官员为实现子女接班之目的，耍尽种种手段。有人利用权力为招聘工作定调，例如三亚市社保局招考公务员，局内官员子女全部不符合报名资格，招聘小组却内定放宽报名资格。　　

有人甚至根据子女的学历、经验制订招聘条件，例如某市工商局招聘一名秘书，竟规定要懂多少种乐器，后来发现，原来是为一名市领导的女儿度身订造。而透过洩漏考题、收买考官、成绩造假等手段协助子女过关的劣行更是屡见不鲜。　　

事实证明，所谓公开选拔已成了任人唯亲的遮羞布，扭曲了的招聘制度令公务员队伍呈现世袭化，不少政府机关内部裙带现象严重，甚至成了「家天下」。　　

公务员招聘制度的变质，不但阻塞了才路，令大批有才能人士无缘进入政府，更重要的是，目前社会贫富悬殊愈演愈烈，公开招聘公务员本可以为低下阶层家庭子女提供改变命运的途径，有助缓解低下阶层的怨气。但一旦他们发现这原来是一场骗局，其仇富仇官情绪必定会百倍增长。　　

在过去的封建社会中，科举制度以公平、公正的考试方式选拔人才，曾彻底改变了不少穷书生的命运。然而，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一向以反封建为己任的共产党官员，竟然千方百计复辟早已被人唾弃的世袭制，岂非咄咄怪事！　　

郑渊洁称作协已接受他退出，将拍卖会员证　　

昨晚，郑渊洁在微博上透露，中国作协来信称接受其退会要求。中国作协在信中称：“中国作家协会章程规定，会员有退会自由。5月11日，中国作协书记处决定，尊重您的意愿，接受您的退会要求。请将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证退回我处，谢谢。”　　

法制晚报6月5日报道 作家郑渊洁与中国作协今日证实，双方已友好分手。　　

昨晚，郑渊洁在微博上透露，中国作协来信称接受其退会要求。　　

中国作协在信中称：“中国作家协会章程规定，会员有退会自由。5月11日，中国作协书记处决定，尊重您的意愿，接受您的退会要求。请将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证退回我处，谢谢。”该信的落款日期是“6月4日”。　　

“我快过生日了。作协这封信是我本次生日收到的最好的生日礼物。”郑渊洁今晨在微博上写道。　　

至于中国作协要收回的会员证，郑渊洁今晨接受本报记者短信采访时表示：“会员证是1982年发给我的，我印象中已经有21年没有见过它了。我会尽全力找。如果找到会员证的话会考虑委托中华慈善总会拍卖，并将所得善款全部捐给灾区孩子。”　　

对此，中国作家协会新闻发言人陈崎嵘回应称：“如果能找到，中国作协还是希望他能归还，但如果他要拿去拍卖，中国作协也不干预，一切由他自己决定。”　　

陈崎嵘解释，至今都未收到郑渊洁正式的书面退会申请，这正是作协方面迟迟没有对郑渊洁的退会声明作出回应的原因。　　

“5月11日做出决定，为何到6月4日才发函？”对于记者的疑问，陈崎嵘表示，这期间一直走程序，也试图与郑渊洁本人取得联系，但一直联系不上，因而6月4日才发信给郑渊洁。　　

新闻回顾：郑渊洁退出作协 称像衙门难促文学发展(图)　　

4月25日中午，着名作家、童话大王郑渊洁网上发出一篇博文，宣称决定退出中国作家协会。郑渊洁在博文中说，玉树地震后，中国作协委员、北京作协副主席曹文轩对灾区人民冷漠，到小学违法推销个人图书，自己不愿与其为伍。　　

(本文来源：法制晚报 作者：王梦菁 仲玉维)　　

60万污染源 广东最「污糟」　　

【明报专讯】昨日是世界环境日，但广东省的环保情堪忧，据广东省环保厅公布的《广东省第一次全国污染源普查公报》，显示全省共有60.2万个污染源，佔全国总数的10.1％，居于首位，其中深圳有7.3万个，也是全省最高。绿色和平认为，粤港政府的防污合作不应只停留在「口号」上，应有具体减排目标及行动细节。　　

深圳污染源7.3万 全省最高　　

《南方都市报》昨日引述该报告称，全省的污染源包括工业源26.9万个、农业源19万个、生活源14.3万个、集中式污染治理设施418个（包括污水、垃圾、放射物料及医疗废物处理厂，处理过后仍会有污染物要排放）。　　

广东省在2007年，废水排放总量为215.98亿吨，废气排放总量3.9万亿立方米。　　

报道称，超过60％的污染源集中在珠三角，最多的5个城市（见表）分别为深圳、广州、佛山、东莞及江门，相加已超过全省一半。在工业污染方面，深圳与佛山并列榜首，已佔全省的31％。　　

广东省环保厅表示，这与珠三角经济相对发达、中小型企业数量泷多有关，而污染源正是集中在这一地区的服装製造业、塑胶製品业和电子设备製造业等，而造纸、农副食品加工、非金属矿物製品、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等行业也是污染元凶，故需要加快产业升级。　　

《广州日报》引述环保厅污染控制处处长林文称，「广东家庭作坊式的污染源比较多，而大型的污染企业较少。」因此，并不意味广东的污染程度是全国最严重。　　

粤港防污被指流于「口号」　　

绿色和平资深项目主任张韵琪对本报表示，广东省无论空气、水质及土壤污染都会波及香港，虽然近年两地政府有防治污染合作，但协议只有「口号」缺乏具体减排目标及行动细节，「其实香港有很多东西可以做，如广东省每两间厂便有一间是港资，政府大可透过规管及监察要求港资工厂实施减排措施。」　　

本港环保署回应指出，粤港双方一直就改善区域空气质素和海水水质等方面紧密联繫和合作，双方会继续推动减排工作，为改善珠三角区域的环境质素而努力。　　

本田加薪34% 佛山厂复工　　

【明报专讯】前后近20天的佛山南海本田汽车零部件製造厂罢工事件终于结束，劳资双方前晚达成协议，资方同意加薪34%，每人每月约增加500元（人民币．下同），使工人的月薪约提高至2044元，工人昨日起已全面复工。　　

工人月薪增至2044元　　

中新社引述南海本田一名实习生小庞透露，谈判从4日下午3时开始至9时结束，而铸造科一名周姓工人称，工人代表在前晚深夜已向他们传达了谈判内容，中方工人接受谈判结果。　　

南海本田中方工人从5月17日启动首轮罢工，到5月28日南海本田宣布全面停产。劳资双方就加薪额进行多次谈判没有结果。在广州汽车集团集团副董事长曾庆洪的斡旋下，南海本田中方工人前日下午派出15名代表与资方就加薪额进行谈判，终于达成协议。　　

2030年称霸全球？中国负担不起的虚荣 　　

环球网    　　

　　美国《世界日报》30日刊文《2030年中国GDP打败美国称霸全球》。文章说，日本内阁府发表的统计报告指出，中国GDP在全球所占比率，预测将由2009年的8.3%大幅增至2030年的23.9%，取代美国跃居全球首位。2009年GDP全球排名依次是美国、日本、中国、德国，2030年将变成中国、美国、日本、印度。　　

　　该统计报告分析认为，受到人口老化、劳动人口减少的影响，日本的GDP全球占比2009年时为8.8%，至2030年将跌至5.8%，只达中国的四分之一。美国也将从24.9%降至17%，把排名首位拱手让给中国。从这些数据来看，大家都看好中国经济的增长率将达到或超过10%，因而将领先于全球其它经济体。　　

　　人们注意到，近来关于中国的GDP将在2010年第二季度超过日本，2030年超过美国的声音不绝于耳，频频见诸报端。问题是，为什么西方国家总是喜欢将“中国经济超越日美”当成一个话题来反复讨论？答桉可能有三个：一是自我的警觉；二是希望以此话题达到某些目的，如逼迫人民币升值、加速中国垄断市场的开放速度等等；三是制造“中国威胁论”。　　

　　也许第三个答桉更为准确。中国经济在世界排名不断上升，在西方人的眼里，中国已对他们构成了威胁。有一个现象值得我们注意，如果较多西方国家共同遏制新兴经济大国的崛起，新兴经济大国的崛起目标就有可能被扼杀。即使不被扼杀，也会给新兴经济大国的崛起带来极大的困难和障碍。全球面对一个国家的崛起，在世界历史的长河中中国并不是首例。　　

　　例如在过去的三十年里，美国学者曾无数次预言日本、欧盟甚至中国、印度将超越美国，而这些国家无非是美国的假想对手中的一个。1979年，美国哈佛大学着名学者傅高义推出一本名为《日本第一》的书。此书一出，立即在美国引起轰动，成为当年美国最畅销书之一，美国媒体也对此书进行了大肆炒作。　　

　　20多年前，美国曾用日本是NO.1来捧杀日本，并取得了成效。1985年的广场协议之后，日本进入了快速升值的轨道。由于美元贬值，很多日本人为自己在世界范围内的疯狂购买沾沾自喜，殊不知，他们所看到的所谓经济繁荣其实是一个巨大的“泡沫”。由于当时日本企业还缺乏海外投资经验，对美国资产的大量收购其实非常被动和盲目，结果在期货、地产等市场都损失惨重。　　

　　如今西方又把目光转向了中国，故而“中国经济赶超日美”的论调不断出现。不过，这些论调也让我们更加清醒地认识到，西方国家在经济发展上对中国是极尽打压之能事，例如在诸多的国际贸易谈判中，西方国家每每不再以发展中国家看待中国，提高谈判门槛，或者频繁对中国出口产品实行“双反”调查，为中国经济的发展设置种种障碍。可以预见，在不久的将来，此类事情将会越来越多。　　

　　不错，中国正在向一个世界性大国迈进。中国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出口与GDP连续多年的高速增长，经济总量排名世界第三，也许在今年超过日本排名世界第二。但世界爱谈的是总量，中国强调的是人均。有关中国的任何统计数据一经庞大人口的平均，差距就显而易见。更何况中国在科技发展、技术创新、文化影响力等方面，还远远没有能力引领世界。　　

　　事实上，经历了经济多年高速增长的中国，在唯GDP论上面有着不少的经验教训——在GDP高速增长的同时，环境、民生、社会保障等问题近年来逐渐凸显。虽然GDP总量增长很快，但这些增长与国民的财富的增长是不匹配的。如果考虑到财富分配不均的局面正在加剧，则有相当一部分人，对经济增长并没有太多的感受，因为这一切与他们的关联程度还不够。　　

　　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经济在世界排名的快速上升并不能说明一切。即使中国的GDP在可预见的未来取代日本、美国，并不是最重要的成就。只有国民在GDP增长中整体富裕起来才是至关重要的，因为提高国民满意度是GDP最大的价值所在。在中国面临经济转型和结构调整的关口时，我们应当更多地看到爬坡的艰难、蜕变的痛苦，而不是觉得自己可以称霸世界了，可以指点江山了。我们必须切记，2030年中国称霸世界不是现实，而且这个虚荣我们也负担不起。　　

北京拒美防长是苦肉计 中国对美外交依然软弱不堪　　

米尔军情    2010-06-05  　　

　　中国日前以「时机不便」为由，婉拒美国国防部长盖茨访华，西方媒体认为这是因为美对台军售，中国对美展示强硬立场，令中美关系再起波澜。实际上，这不过是一厢情愿的解释，中国婉拒盖茨，目的是安抚中国民众，对中美关系的影响有限。　　

　　放出今次消息的是美国国防部新闻部秘书莫雷尔，而不是中方，假如中国为了显示强硬，为何外交部不自行公布呢?而美方为何又故意大声喧哗呢?中美两国，一冷一热，一静一动，显然事出有因。　　

　　今年初美国对台军售之后，中国军方反应强烈，少将杨毅曾表示，已到了给美国「立规矩」的时候了，应对肇事的美国军工企业施加制裁，使这些企业在大陆的利益受惨重损失，超过他们对台军售所得。他还表示，如果只是口头说说，中国还叫甚么大国，还怎么向自己的老百姓交代。这一次，中国要让美国受到惩罚。　　

　　少将罗援则称，现在已到了对「八一七公报」执行情况进行「清算」之时，中方应要求美方做出最终停止军售的时间表与路线图。弱国无外交，中国现在已不是弱国了。美国对中国的核心利益和安全关切十分清楚，我们也知道美国的核心利益和安全关切。　　

　　可惜，军方虽然义愤填膺，但中国对美外交依然软弱不堪。在中国宣布几项制裁措施之后，外交部却批准美军「尼米兹号」航母编队访问香港。为此，中国国内舆论强烈不满，认为中国对美外交不过是刀子嘴豆腐心，更有人抨击外交部投降主义路线。　　

　　随后中国领导人又出席美国主导的全球核峰会，并追随美国对伊朗进行制裁，更在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时，在美方未做出任何具体承诺时，又片面做出一系列让步。中国对美一系列妥协，国内左派大为愤怒，不少人在网络上奋笔疾书，抗议当局过度亲美，认为中国被美国一骗再骗，军方学者亦含沙射影地抨击当局过于软弱。而且美国早前也宣称，中国对美外交的强硬，不会超过六个月便会恢复常态。　　

　　在这种背景下，美国国防部长盖茨访华，显然是不合时宜，不仅会进一步刺激中国民间的反美情绪，更会将矛头直指中国政府言而无信，而且也让美国关于「中国强硬不超过六个月」的预言成真，所以，北京婉拒盖茨访华。　　

　　不过，中美关系显然不会因此而受到影响，亲美是中国外交的主轴，亦是一切对外关系的出发点。今次中国婉拒盖茨，只不过是给中国老百姓一个交代，显示中国已经强硬过了，只要经过今次拒绝，有过交代之后，下次盖茨访华便可能一路绿灯了。中美之间，有时就像演苦肉计，一个愿打，一个愿捱。　

中国的血汗市场经济

薛涌

中国主流经济学家所信奉的血汗市场经济理论，是建立在错误的心理学基础之上。

薛涌﹕耶鲁大学历史系博士，现任波士顿 Suffolk University历史系助理教授。被《南方人物周刊》评为「影响中国的五十位公共知识分子」之一。着有《直话直活的政治》、《中国不能永远为世界打工》、《草根才是主流》等书。　

富士康员工十二跳，本田在中国的工厂因罢工而被迫停产……突然间，这些消息从媒体消失，上面下达了「宣传纪律」。找不到可靠信息的老百姓在那传的「小道消息」：已经有十五跳了，据说第十六跳被制止……

富士康已经请来大量心理医生。确实，不管什麽条件下，这种系列自杀肯定和心理问题有关。但人们在关注个人心理问题时，却忘了整个制度的心理基础。中国的市场经济有心理病，因为中国的主流市场经济理论是建立在错误的心理学基础之上。

不管是富士康还是本田，都是世界着名企业。但是，他们在中国给员工的底薪，基本卡在当地最低工资线上。富士康是九百，本田是一千五百。而员工大多一天工作十二个小时，每週干六天。相比之下，美国最低工资七点五美元一小时，但汽车工人的工资，如果包含福利可达七十五美元一小时，整整高出十倍。在发达国家，最低工资和大企业几乎没有关係。一个年轻人也许可以找份钱多的工作，但这必须干全职，使他无法完成学业。于是他决定一边读书一边找些小时工，日后另谋前途。所谓最低工资，经常是用来保护这种人的权益。但在中国，最低工资居然成为跨国公司的常规。

为何会如此？这不得不涉及中国市场经济的理论基础。过去一些年来，中国的经济学家们大谈低工资的比较优势，为「衬衫经济学」唱讚歌。其实，「衬衫经济学」就是「血汗经济学」。七、八年前，我在美国碰到位国内来的「主流经济学家」。当我表示对低薪的忧虑时，他不以为然地说：「这是中国的竞争力所在。看看美国，工人工资高得吓人，他们怎麽可能有竞争力？」我马上提出欠薪的问题。他则一摆手：「那都是极少数，都是被媒体炒作的。你下去看看，低薪提供的是工作机会，大家都是自愿的。」

对话自然不欢而散。不过我们足以看出主流经济学家对于「血汗经济」的认同。这也怪不得，无论是富士康还是本田事件，主流经济学家对于这种震动全国的问题集体失语。

我们不妨翻翻旧帐。几年前，经济学者张五常站出来高呼所谓中国的贫富分化过大之说是「胡说八道」。他甚至说下岗工人是活该：「很多人不是被老板炒鱿鱼，而是他自己炒老板鱿鱼……我的一个朋友在东莞开厂，软件企业，一年会有百分之五十的工人流失。」「假如一个人真想找工作的话，你找到一个月六百块钱一份的工是没有问题的。」

房地产大鳄任志强几年前接受《南方人物週刊》记者的採访，在谈起自己的「扶贫」经验时更是义愤填膺：「我从那儿 (任曾经插队的村庄，人均年收入四百元，)拉了六十个人到北京打工……拉到顺义别墅区里当服务员、当保安，我一个月给(每人)三百元的工资，管吃管住管服装。可是，不到两个月全跑光了，宁愿回去受穷！干了一年半的只有两个人。该不该穷？我说我再不给你们捐钱。活该！」

对此，我们不能不说，富士康以及本田，对待职工怕是还好得多呢。中国经济中普遍的血汗原则，要残酷得多。

不管是自觉还是不自觉，中国的主流经济学家信奉的是西方十九世纪的血汗市场经济。这种血汗市场经济，是建立在那时人们对人性、人的动机的理解上。这一点，被二十世纪上半叶美国心理学家克拉克•赫尔 (Clark L.Hull)总结得清清楚楚。他的心理学，基于简单清晰的生物学原则：生物机体身受困乏之苦。这种困乏创造了需求。需求激发出动机。动机激发出行为。行为则是目标导向的。达到这种目标乃生存之必需。一句话，穷则思变。人首先要穷得不舒服、难以忍受，这样才能有工作的动力。想想看，在那个时代，上流社会可以公开用侮辱的语言说「无产阶级是只会生孩子的阶级」。战后西方国家建立福利制度时，反对派的理由基本还是这一心理学原则：福利消除了贫困匮乏，无法激发出工作的动机。茅于轼至今还在不停地说，「福利国家的害处不仅仅是效率低，更因为会把人们的心思引向不劳而获」。

照这些人的标准，战后欧洲、日本、甚至包括美国在内的所有发达国家，几乎都可以说是福利国家。但为什麽反而经济发展得最健康呢？我们不妨还是回到心理学上来。一九五九年，罗伯特•怀特(Robert White)的一篇经典心理学论文推翻了赫尔的困乏理论。怀特指出，当人的基本需求被满足后，人不会像许多低级动物那样停止猎食，或像机器那样关闭停运。恰恰相反，人正是在这个时刻开始了最有创造性的工作、开始挑战自己的极限、要建立对世界的把握以获得生命的满足。所以我们可看到，许多基本需求未满足的人，每天不得不干自己不想干的事，经常能偷懒就偷懒。可世界上一些最为富有、根本不需为生存而工作的人，反而经常过劳奋斗，甚至会为此牺牲健康。

怀特以及战后发展起来的「积极心理学」，既反映了资本主义社会的进化，也直接影响了这些社会中的管理理论。这也是为什麽如今西方国家的大企业宁愿僱用高薪的「贵族工人」的原因之一。在后工业社会的高科技竞争中，创新经济而非血汗经济才是正路。中国的主流经济学家和领导层也必须早早摆脱血汗经济学的束缚，以「积极心理学」为基础设计一个创新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