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八零后的灵感：法治、宪政与阶级斗争

附录：http://www.wyzxsx.com/Article/Class17/201103/223341.html《潘维：建立迫使官员守法的制度》。

　　潘先生有些观点非常值得左翼汲取，左翼应该有如列宁所说的吸收人类一切优秀文化成果为我所用的胸襟与智慧。即便不全对，也应辨认并吸收其中合理的养分。

　　众所周知，毛主席发动文化大革命，是因为其慧眼独具、目光如炬地敏锐洞察到了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后存在一种新的危险，这一危险将使得即便在社会主义时期，阶级和阶级斗争仍将长期存在，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谁战胜谁的问题仍然没有解决。毛主席的论证如下：旧的剥削阶级，由于被国家剥夺了一切财产而转化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故而在“形态上”被消灭了。但正如马克思指出的，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尤其是意识形态的变动并总不是同步的，经常地，后者要慢于前者。这就决定了剥削阶级的思想意识仍将长期存在于一个由国家垄断性掌握一切生产手段的社会。但国家或全民总是抽象的，实际中总要由一个代理者团体在前台行使配置资源的权力，这一团体就是“官僚-经理集团”。设若这一团体世界观改造不彻底，不能做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而是反过来为剥削阶级的思想意识渗透，那么由于他们垄断性地掌握生产资料并行使资源配置权，后果将极其可怕！

　　毛主席这种高瞻远瞩的洞识，如果说在前三十年的确相当多人不理解，那么经过改开三十年的“教育”，只要是智力正常的人，都不能不承认其远见与英明，包括那些揣着明白装糊涂的资改派自身。

　　毛主席有这样的洞察力不是偶然的。他深刻地懂得，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是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历史进程，新民民主义革命符合大多数人直接利益，因而容易推动；但社会主义革命根本上是要造就一种共产主义新人，一种全新的人类，一种智力和道德上双双出类拔萃的优秀人类分子，这种人彻底地超拔出了资产阶级法权的狭隘眼界，彻底地脱离了低级趣味，他或她，把劳动视作生存的第一需要，把自己融化在为社会与他人贡献自己全部才华与热情的伟大事业中，并视其为幸福感的根本源泉。这一要求是太高了！要将这种革命进行到底，需要克服的远不是一小撮反动派捍卫自己失去天堂的阻力，而是汪洋大海般落后的人民群众习惯性惰性和保守的地心引力。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因此尽管苏联已经成为一个伟大的工业化国家，但当赫鲁晓夫不愿继续前进，而表现出有意与美帝联手主宰世界时，转折点就到来了——怠惰是失败的第一个信号！到勃列日涅夫上台，事情就更明显了，丧失了政治远见和价值忠诚的技术中性的“官僚-经理集团”仅仅是在混日子：条件好时也学着霸权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模样欺凌弱小、瓜分世界；条件不好时干脆寄希望于敌人发慈悲甚至向敌人乞讨：不再自力更生地从事技术创新和发明，而为一点点从西方引进先进技术的可能性而兴奋不已。在他们混日子的这段时间内，社会主义制度与价值体系仍相对稳定，人民群众仍受惠于广泛的福利与安全，不自觉环境的悄然变化。温水煮青蛙，直到被人卖掉才有所醒悟，甚至更蠢者，被卖了还在为人数钱，还边数边赞美。

　　客观地说，毛主席这种认识不是孤例。上世纪四五十年代，哈耶克即已指出：苏联模式是“通往奴役之路”。人的认识总分为两个层次：一是对客观事实的确认，二是对客观事实的价值评判。哈耶克是激进自由主义者，是著名右翼，但这只能说明他与毛泽东在认识的第二个层面，也即价值观上背道而驰，丝毫不妨碍二者对客观事实做出同样的确认。试若不信翻看一下《九评苏共中央公开信》，看看是不是与哈耶克的论断“一个共识，各自表述”呢？

　　毛主席的表述采用的自然是传统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家的话语体系。他仍将社会主义国家这种蜕变的可能性放在他所熟悉的阶级和阶级斗争框架下理解。我们应该明白一个道理，用什么样的话语体系去包装认识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能指”背后的“所指”，是借助语言所把握住的实在对象。在毛主席的话语体系里，上述蜕变可以被理解为剥削阶级的思想意识在党内的反映，或剥削阶级在党内寻找自己的代理人，因此如果蜕变发生，那一定是由于党内存在一个走资本主义路线的当权派，或者叫现代修正主义者。他们装模作样，或者是因为自作聪明（邓小平、胡耀邦、赫鲁晓夫），或者是真实地腐化变质了（赵紫阳、戈尔巴乔夫），总之不想再继续革命了（建设本即是革命的一部分，革命的目的是塑造新人类，这些人具有自发的工作热情，其生产效率和创造热情是资本主义及一切剥削制度下不可想象的，更别提后者经常性存在和周期性发生的生产资源的巨大闲置和浪费），而想快活、想混日子。中国要是个小国、要是首批实现工业化的国家之一，那混日子也就混日子罢。从一七八九现代史开场到一九八九历史落幕，混了两百年，终于资本主义一统天下；再混两百年，霍金说的上船启程的日子就到了，再去半人马座接着混。然而中国是个落后的农业国家，更要命的是，中国还是个幅员和人口上的庞然大物，像块又肥又腻的猪头肉，帝国主义觉着不咬一口简直对不起自己的良心。这就是说，中国这个鬼样子根本没有混的条件，你要混，那你就完蛋了！这个难理解吗？富二代可以混，蚁族不能混；要想混，先混成富一代，那时要实在累了、不想再提高精神境界了、觉着可以了，那就这样吧，反正已经给后人创造了混的条件。可有蠢猪偏偏现在就想混，想显摆自己的肥膘猪肉，那对不起，帝国主义只好摸着自己的良心挤上门，问：how can I help you了。

　　殖民地、半殖民地的两极分化远远不同于宗主性资本主义母国的两极分化。有些傻×说两极分化是工业化进程中必定要经历的一个阶段，先金字塔型，再纺锤型。我去他大爷！那是因为地球上绝大多数人生活在金字塔里，才供养出微不足道的那么几个纺锤来。共产党一旦放弃革命理想，就会变成赤裸裸的法西斯专政，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是历史和政治科学所做出的冷酷无情的结论。一个垄断暴力手段、垄断生产手段、垄断资源配置权，一手与国际资本和新生本土资本就如何利益分配讨价还价，一手剥夺人民福利并奴役和支配工农基本群众的国家政权，已经与皮诺奇特或本阿里或巴列维没有任何区别！正如海外一些正直的自由主义者非常正确地指出的：是十分典型的极右翼专制。

　　今天回首望去，我们看到，中国今日极右翼专制的景象始终、从来、一直都作为一种潜能、一种危险的可能性存在着，贯穿于毛泽东时代，它使毛主席心焦如焚、夜不能寐——因为他真实地、真切地看到了（envision）今天的情景。他比任何人都懂得社会主义革命行百里者半九十的命运；他比任何人都清楚，半是因为“官僚-经理集团”的怠惰和腐化，半是人民群众天性上的愚昧和软弱，资本主义复辟的轻易和迅速将超出人们的想象；他更比任何人都明白，一旦那一天来临，绝不仅仅是什么社会主义革命的心血付诸东流的问题，而是连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成果都将被葬送；不是什么止步不前、不再进步的问题，而是直接被打回殖民地、半殖民地！他辗转反侧，终于决心临终一搏。

　　这悲壮的临终一搏失败了！有些人不承认失败了，说是被保皇派误导了、被无政府主义极左派搞乱了。这种同义反复没有意义。那是不是也能说戊戌变法也没有失败，不过被保守派镇压了；辛亥革命也没有失败，不过被北洋军阀篡权了。这很无聊！失败就要承认失败。如果说，连毛主席这样老练、英明的革命领袖所领导的一场革命运动都会失败，我们不能不反思一些更深层面的问题，而不是简单要求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文革就是毛主席革命路线，你们要回到这条路线，不已经证明它失败了吗？没失败为什么要“回去”，岂不应该一直在路线上？所以我赞同马前卒的观点，二十一世纪的左翼要以更宽广的胸怀和眼光，去整合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国际泛左翼运动在上个世纪的所有经验教训，去补充和吸纳上个世纪新出现的一切科学文化成果，推陈出新、以利再战。革命不是请客吃饭，革命也不是考试背书，革命是科学与艺术、逻辑性与想象力的结合！抱着前人大腿不放，死读马列经典，连新中国都是痴人说梦。美、英、苏、日，一切列强都没有想到中国会在二十世纪发生如此巨变。二十世纪初“中国”还是一个“地名”，根本不是一个“国家”；一九四九年初美苏还在密谋分裂中国，各取南北势力范围。到毛泽东逝世，中国已经是一个掌握导弹、卫星、核武器、核潜艇、巨型计算机，拥有粮食自给能力和独立完整工业体系，正在研制大飞机的国家。这样的工业能力一旦稍许转入轻工业，势必释放出排山倒海的消费品填满世界各个角落，如果再分包一些给亚洲近邻、非洲朋友，完成全球产业链铺设，西方还混不混？需要增加维稳预算的是西方还是东方？——这样的前景，是任何一个在马哲毛概邓论三代表考试中拿高分的好学生能够想象的？

　　在我看来，潘维先生关于法治的理论与观点就是值得左翼吸收、借鉴的对象之一。毛主席试图用群众运动的方式打击和制约“官僚-经理集团”，却被后者利用群众的盲动和幼稚，分化瓦解、各个击破。这证明文革模式，即“领袖-群众同盟”V.S.“官僚-经理集团”的方式行不通。毛主席在延安回答黄炎培，他要用民主的方案克服周期律，文革就是兑现这个承诺。遗憾的是，民主放得开、收不拢，认为群众可以自己教育自己是高估了他们的认知能力，也低估了敌人的干扰破坏作用。难道无产阶级注定不能运用法律这一在资产阶级手中熠熠生辉的利器吗？难道他们注定只能用小生产者这种狂热和无序的方式来实施统治吗？我绝不相信！长期以来，我都在思考社会主义宪政的可能性。潘先生这篇文章使我顿悟一种替代性方案的现实性：无产阶级的统治，只能交由以誓言捍卫无产阶级宪法为唯一使命的最高法院或宪法法院来行使。法律是统治阶级的意志！在阶级和阶级对立没有消失以前，国家的存在只能意味着阶级统治，无产阶级国家也不例外。由于中国革命的胜利是发生在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拥有漫长人治传统而缺乏法治意识的国度，无产阶级在胜利后还不懂得通过法律体现和贯彻自己的阶级意志。历史已经证明，除非无产阶级学会应用无产阶级法治实施阶级统治，否则他们就不能成为成熟的统治阶级，就很容易为反革命阶级反扑、政变或复辟。

　　毛主席看到的问题今天很多人也都已看到，但他们提出的解决方案仍旧超不出毛主席的视野。张宏良教授提出“皇权与相权之争”的问题，尖锐然而影射性地指出党权旁落、人民权力机关边缘化，唯有行政机关权力独大的问题。这实质上仍是文革模式的“领袖-群众同盟”V.S.“官僚-经理集团”的翻版。企图走这条路线防范资本主义复辟已被证明失败，即便领袖是毛主席也不行。这种指望由普罗米修斯式的弥赛亚唤醒原本沉睡中的芸芸众生，共同对抗邪恶精英集团的设想，是过于浪漫主义因而不切实际的。并且正如潘维教授证明的，甚至采用目前流行的所谓“党内民主”方式，也无法解决张宏良教授指出的问题。这是民主的本性使然。民主就是算人头，一算，党员大半在行政机关——最后还是行政机关独裁。这里关键在于“党”是非常抽象的东西，本来它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就算中央委员会也是党的先锋队，政治局是中央委员会的先锋队，怎么就能保证那一小撮人不变质呢？事实上那一小撮人都是官僚，都属于行政机关。不要皮相地看问题，你以为不给他在国务院安排职位，他就不是官僚，就不属于行政权力，就是党了，是吗？党，是有分工的。各路官僚联合起来就叫党，如果他们愿意，还可以叫“人大”，不信你去看看两会代表比例。毛主席已经深刻论证了人有变质的可能性，既然人会变质，分权制衡就永远是必要的，无论对资产阶级国家还是对无产阶级国家。

　　制衡的关键，如潘维教授论证的，便是司法独立。真正的无产阶级先锋队不应该放在政治局里，应该放在无限忠诚和坚决捍卫无产阶级宪法的最高法院或宪法法院里。无产阶级要赢得文化霸权、要成为成熟的统治阶级，就应该把自己的阶级利益表述为普世的、表述为正当性、表述为自然法。无产阶级由于理想远大，由于不解放全人类就不能解放自己的宿命，天然比历史上任何其它阶级更有这个资格。捍卫无产阶级的宪法将是最高荣耀！有没有这样德才兼备的优秀人物来担任大法官职位呢？我相信一定会有的。很多人不了解党史细节，不知道我们这个党曾经有过多么优秀的人物！他们以为党内知识分子都是四八、四九年进来的小资产阶级学生。当然这些人是党内知识分子的大多数，就是《让子弹飞》里面一看到民众冲破了黄四郎家的大门，摇身一变，高呼：“跟我来”的人——本来就是投机分子，解放后党看他们有文化，任用起点比较高，常常是司局长起步，一辈子吃人民的小米、享共产党的福，光荣混到离退休，改开了再摇身一变：说我们参加革命从来就是为了普世价值的，是奔自由、民主、人权来的。——这些人太恶心了哦，我们不偏离重点，不去讲他们。我们还回过头，话说党内其实还有另一部分知识分子的。《读书》曾经介绍过不少这样的人物。我记得有一位是哈佛的经济学博士、弗里德曼的同学、外交部的高级干部，终身不改共产主义信仰。非常感人！像这样的人，就有条件担任大法官。如果能把这些最优秀的人挑选出来组成最高法院或宪法法院，独立行使职权，势必对行政权力构成莫大威慑；再提高工农基本群众在人大中的代表比例，参政议政，一个社会主义宪政的三权分立框架就成型了。有些人一听三权分立就蛋疼，其实这种形式上的东西从来不重要，关键要看内容实质！时时刻刻都要看这些国家机器是无产阶级联合自己的同盟阶级用来专政敌对阶级的，还是被敌对阶级窃取来专政无产阶级自己和同盟阶级的。这是分界线、是试金石。现在倒不是三权分立，倒是党的一元化领导，有毛用吗？

　　当然，有资格担任大法官的人不多，但最高法院或宪法法院本来就只有少数人组成；达到这种境界和修养的人恐怕也不太容易接近群众，“公平正义比太阳有光辉”、“创造条件让人民监督政府”这种话肯定不能张口就来，因为脸皮薄，但大法官职位恰恰就需要这种离群索居的神秘人物担任，并且脸皮愈薄的人原则上愈不让步。几个案件一打下来，人民对领袖的忠诚与热爱，就会转化为对无产阶级法律的无比忠诚、对社会主义法治的无限信心、对无产阶级宪法因而是无产阶级利益的根本捍卫者——大法官们的无比信任和尊敬了！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路就趟出来了，那中国就NB大了！君不见苏联和中国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社会文明和生态文明曾经达到如此高度，但就是因为这条政治文明的路没趟出来，最后连带着把前四个文明一道葬送了嘛；君不见毛主席晚年殚精竭虑、心忧如焚的根本不是什么“四个现代化”能不能实现——那个太好实现了——而是无产阶级政治斗争的框架不成熟、不完善，故而有国家分裂之虞嘛！

　　潘先生这篇文章应用的理论框架固然不是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语言，但确有值得我们重视和参考之处。希望广大左翼网友暂时搁置陈腐偏见，心平气和、有理有据地就建立无产阶级法治和社会主义宪政的可能性广泛探讨、各抒己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