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企业制度主张目的是私有化(节本)

天下第一大老粗论社会主义企业制度之一现代企业制度主张目的是私有化(节本)　　

一、现代企业制度这个新名词是个骗人的东西　　

现代企业制度，是中国人独创的经济学上新名词，是主流派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的“理论”，其表述是：“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离，管理科学”。　　

这个新提法，同“市场经济没有‘性别’之分” 的权威谬论实际上是一样的。这个制度标准分明是以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企业为范本模式而量身定制的。我们回顾一下国有企业改革的实践历程，可以发现，如此表述实际上是说，社会主义公有制国有企业不符合这个标准。用心何其良苦也！　　

 社会主义国有企业产权什么时候开始不清晰的？是在党风式微腐败滋生，人们的思想被搞乱以后。在此之前，社会主义国有企业的产权谁都知道是全民所有，由共产党政府的各级组织任命的负责人，代表人民的利益经营管理。　　

有人不认同这一说法，他们认为国企产权名义上全民所有，其实所有者缺位，谁都没有产权和所者的主人翁意识。产权只有落实到有名有姓的人头上，才算清晰。　　

但有识者指出，产权落实到个人，老板事必躬亲，自已经管企业，这种企业组织形式是资本主义初级阶段原始的家族企业和合伙企业，并非“现代”。　　

现代资本主义国家企业搞股份制，股东可能成千上万，按股权大小组成董事会，再由董事会聘用职业经理人。职业经理人对董事会负责。　　

诚然，党组织与董事会名称和性质都不同，但形式却有相同之处。党风正常的时候，被任命的国企领导人不一定比被聘用的私企经理人要差。例如，极而言之，资本主义世界产生过美国电气公司传奇企业家韦尔奇，社会主义中国也有业绩丝毫不比之逊色的企业领导者，当年领导大庆油田会战的独臂将军余秋里。　　

社会主义国有企业与资本主义私有企业各有千秋，拿产权说事，断言前者不如后者，并不一定经得起实践检验——关键在于你指的是哪个时代怎么样性质的国有企业。　　

二、问题的核心是科学的管理和内行的领导 　　

不论什么性质的产权清晰的现代企业制度，最起码的要求是内行领导。这一点在资本主义私有企业中没有问题，而在社会主义国有企业却存在争议，即什么人才是真正的内行。不同性质所有制企业对其领导者的素质要求会相同吗？　　

即以标准而言，高校科班出身，获得工商管理硕士（MBA）学位的人领导私有企业可能是內行，但对社会主义国有企业的兴衰存亡来说，他可能比目不识丁的外行更糟糕。　　

余秋里出身行伍，你能说他是领导企业的外行么？韦尔奇倒是世界公认内行中的出类拔萃者，但若是要他去领导中国国有企业——大庆油田会战，结果将会怎么样？当年的大庆油田就是初步建立了社会主义性质现代企业制度的国有企业，他的制度要求完全不同于资本主义性质的私有企业。　　

可见，对不同性质企业领导者的内行标准，可能有完全不同的要求。只要你认为国有企业产权不清晰，就不可能在此认识基础上和选拔机制下，产生能使国企兴旺发达的高素质内行领导者。中国再也不会有余秋里式的人物，一个也不会有，关键就在于现在人们认为国有企业产权不清晰了。　　

人的本性是自私的，这种说法诚然并非没有根据。问题在于，不能将人的这种本性引向危害集体，危害社会，危害国家的歧途。声称国有企业产权不清晰，认为所谓国有，其实大家都没有，所以谁都不爱惜，不负责任而导致共同贫困，这种理论就是在误导人们的认识走向歧途。　　

三、什么是内行　　 　　

人们至今还分不清内行的含义，企业产权的属性差异决定了对其领导者素质的不同要求。　　

资本主义性质的私有企业内行领导到了社会主义性质的国有企业就会变成外行领导, 反之亦然。　　

因而, 中国国有企业改革从一开始, 不论其体制组成改革还是机制运行改革的指导思想都是错误的, 因为是以产权私有化的资本主义发达国家企业为蓝图, 首先在选拔内行领导这一关键环节上, 乱点鸳鸯谱。　　

为了说明其中道理, 让我先引述两位外国经济学界权威人士的言论：　　

　　在囯际经济学界被誉为“现代管理学之父”的美国彼得·德鲁克先生, 生前在给北京光华德鲁克研究会的开幕词中写道：“管理者不能依赖进口, 即使是引进也只是权宜之计, 而且也不能大批引进。中国的管理者应该是自已培养的, 他们深深扎根于中国的文化, 熟悉并了解自己的国家和人民。只有中国的人才能建设中国, 因此, 快速培养并使卓有成效的管理者迅速成长起来是中国面临的最大要求, 也是中国最大的机遇。” 　　

德魯克先生这一番理论的正确性有实践可以佐证。武汉市在上世纪80---90年代，曾从德国聘请一位专家格里希先生担任武汉柴油机厂厂长。他不论专业还是管理，可谓十足的内行，而且非常敬业。市政府有关部门也特意为其工作“开小灶”格外周到地服务。但结果并未能使该厂转衰为盛，若是成功的经验，早就在全国推广了。格里希先生如果领导经营资本主义私有企业，无疑是识途老马，完全能成就事业。但在社会主义中国国有企业遭遇水土不服，悄然而归。　　

　　 从宏观上说，中国实行的是应试教育，高校经济学院培养的企业管理人才学的是舶来理论，完全不是扎根于中国的文化，并以下企业基层接触职工群众屈尊下问为耻，以至于不熟悉自己的国家和人民。他们怎么可能成为国有企业的内行领导？　　

　　另一位外国权威人士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诺思说：“自由市场经济制度本身并不能保证效率，一个有效率的自由市场制度，除了需要一个有效的产权和法律制度相配合之外，还需要在诚实、正直、公正等方面有良好道德的人去操作这个市场。” 　　

　　 从微观上说，现在实行的国企领导人由上级有关部门任命委派的机制，更不可能选拔出适用的内行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