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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护民众权益是根本(一)

火烧 2011-11-12 00:00:00 网友杂谈 1025
文章围绕杨琳问题探讨民众权益维护,强调民主法制与法治维权的重要性,分析基层治理中的矛盾与冲突,提出通过合法斗争推动社会发展,反对保守的稳定观念。

维护民众权益是根本(一)  

我首先要作个检讨。关于杨琳问题,在4次催促之后,昨天得到回信:“刘老师,事情的具体进展我们也不知道,也想知道,暂时没有线索。我们也在留意,一有情况会及时通知你的。”不讲客观,只就自己来说,提出杨琳这个具体事情不慎重。我虽然说了“杨琳的事情,尽管还不是十分清楚”,实际上“文章还没有开始做,现在只是考虑怎么做这篇文章。”但是毕竟还没有把事情调查清楚便提出来,很不慎重。这个错误,对我来说,是不可原谅的。对于这个问题,高建新教授写信提醒,他对,我感谢他。  

《首先从民主法制上关注杨琳问题》,以杨琳问题为典型案例是不能了,但是这类问题确实存在。在发表这篇文章之后,我看到新华网首页上转载的人民日报评论部的文章:《解好基层治理“二元方程式”》。我把此文作为对我的文章的评论,发给了乌有之乡和旗帜网。乌有之乡发表了。  

我的文章与人民日报评论部的评论,几乎在同一时间谈的同一问题,只是角度不同,表述的方式不同。人民日报从总体原则谈,我从具体问题谈,但基本观点是同一的,我讲的是“民主法制”,人民日报讲的是“法治维权”。我从具体到总体,人民日报从总体到具体,交汇点是一个:民主法制或法治维权。  

我与人民日报看问题的角度是不同的。评论说:“一户人家不愿搬迁,就算是国家重点工程也无法开工;群众希望把地方经济搞上去,上马有风险的项目却又引来抗议;维稳是干部考核时一票否决的硬指标,少数人却抓住这点‘一碗水要出一个湖的价’。一些地方干部的苦衷,折射出维权和维稳的‘两难’”,名题是“这是基层治理必须解答好的‘二元方程式’。”文章的出发点是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的冲突产生的“二元方程式”,批评的是群众,体谅基层干部的难处,指导他们如何维稳。  

我则认为“现在还没有一个党派可以代替中国共产党,但是党和国家确实存在问题,而且问题严重。”我的观点是国家出了问题,但是现在不能用革命的办法来解决,适宜采取“合法斗争”的方式。我想,这就是新华网和左派网不发表我的文章的缘故。一个认为我没有讲“革命”是“右”,一个是忌讳我讲“斗争”不和谐,不利于稳定。实际上哪有那么多革命,但是斗争总是普遍、永远存在着的。  

我同意人民日报评论部的“没有稳定的社会局面,就什么事也干不成”的认识,但不同意“稳定是发展的前提”这个观点,这是保守的非马克思主义的观点。马克思主义认为,事物只有在矛盾斗争中才能发展。稳定,在我看来,不过是事物矛盾斗争的一个暂时的平衡点,是相对的,而不平衡是绝对的。所以,我同意评论部后面的“不是静态维稳,而应是动态维稳”的观点,只是觉得这个“稳”字不那么得当。认为还是不断解决矛盾,推动社会发展提法好。在这个问题上,产生了毛泽东与刘少奇的分歧,并导致分裂。  

不去咬文嚼字,我很赞同评论部的这个观点:“维权也是维稳,维权才能更好地维稳。所谓的‘维稳’,不是权力维稳,而应是权利维稳,是以保障公众权利为基础的维稳;不是静态维稳,而应是动态维稳,是‘民有所呼,我有所应’的维稳;不是强制维稳,而应是和谐维稳,是围绕群众所急所盼、所忧所愿充分协商的维稳。”这段讲的非常好。抓住了矛盾的主要方面。“维稳的根本目的,是为发展营造良好环境,从而更好地保障群众的各项权益。如果把维稳与维护群众利益对立起来,就走进了认识的误区。”完全正确。  

我想,从这个共同的正确的认识出发,是不是改变一下提法,用“维权”取代“维稳”,把“维稳是干部考核时一票否决的硬指标”,改变为“维护民众权益是干部考核时一票否决的硬指标”。把出发点、着眼点改变过来:就是从毛主席一再教导共产党员和国家干部的“我们是为人民服务的”为干部工作的出发点和着眼点。  

是的,大量矛盾冲突发生在基层,但这是现象。问题在于中央突出维稳,指导思想上有错误。中央把维稳作为干部考核目标、责任,基层干部总是提心吊胆怕群众闹事破坏稳定,一出事就赶快调动警察去“维稳”,激化矛盾。还有给了贪官污吏黑社会保护伞,借“维稳”弹压民众的揭发反对。另一方面,有些人又借“维稳是干部考核时一票否决的硬指标”要挟干部满足他的不合理要求,就是评论部文章开篇提出的问题。  

把“维稳”改为“维权”,干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官民齐心协力谋发展,社会还会有多少闹事的?当然,阶级社会,中国又这么大,少数敌对势力破坏捣乱的事情难免,但是在为数不多的群体事件中,绝大多数是人民内部矛盾。“这些人闹事的直接的原因,是有一些物质上的要求没有得到满足;而这些要求,有些是应当和可能解决的,有些是不适当的和要求过高、一时还不能解决的。但是,发生闹事的更重要的因素,还是领导上的官僚主义。这种官僚主义的错误,有一些是要由上级机关负责,不能全怪下面。闹事的另一个原因是对于工人、学生缺乏思想教育。”毛主席关于少数人闹事问题的原因的分析,是正确的,完全符合今天的实际。毛主席提出的解决少数人闹事的方针政策也是正确的,今天仍然要遵循。毛主席没有把维稳作为干部考核时一票否决的硬指标。他认为,“在我们这样大的国家里,有少数人闹事,并不值得大惊小怪,倒是足以帮助我们党克服官僚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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