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帝内经》和《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圣人版）》

《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圣人版）（14）彼岸信仰者》

从前，查拉图斯特拉也曾像所有信仰彼岸的人一样，迷恋超人世的东西。那时我觉得这个尘世是一个受苦受难的上帝的作品。

那时我觉得尘世是上帝的梦与诗，是在郁闷的上帝眼前飘荡着的彩色迷雾。

善与恶，喜与悲，你与我——我认为都是飘荡在上帝眼前的彩色迷雾。上帝企图逃避自己，于是就创造了这个世界。

受苦的人有意无视自己的痛苦并忘记自己，这只是一种麻醉的快乐。我曾经觉得尘世就是这样一种自我麻醉和自我忘却。

这个尘世，是一种永恒的缺憾，是一个永远矛盾的形象、不完美的形象，这就是从前我眼中的尘世。

因此，我就跟所有信仰彼岸的人一样，把希望寄托于超人世的东西。难道真有超人的东西吗？

不，兄弟，所谓造人的上帝反而是人自己创造出来的幻想，来自于人类自己的愚痴。

上帝属于人，是一个人、一个自我的渺小部分，是从自我的心灰中冒出来的幻影。真的，上帝并非来自超人的世界。

兄弟，后来发生了什么？我超越了自己，超越了原先那个痛苦的自我；我带着自我之灰烬上山之后，在心中引发出明亮的火焰。瞧！那个幻影就此消失了。

现在从我这个已经康复的人来看，信仰那个幻影，那真是一种折磨和羞辱。对于信仰彼岸、关怀终极的人，我就想这样告诉他们。

创造所有彼岸幻影的，是一种病态和无力，是惟有最大的病态才能生发出来的那种短暂而癫狂的快乐。

这种虚弱，企图以致命的一跳而达到所谓终极的彼岸，希望一了百了，甚至希望熄灭一切生命活力，正是这种消极、麻木的虚弱创造了所有的上帝和彼岸世界。

请听我说，兄弟！真正能够对身体产生绝望的正是身体本身，这个丧失自信的身体伸出迷乱的理性之手，摸索那终极世界的壁垒。

请听我说，兄弟！真正能够对大地产生绝望的正是身体本身，这个丧失自信的身体听命于所谓的天道。于是它想穿墙破壁，进入彼岸的世界。

但是，这个彼岸世界是非人道的、反人性的、空洞的世界，而这个所谓的天道其实依然是一种人道，一种“不人道”的人道，一种异化的、自虐的人道。

其实，整个的存在就是自然，所谓“自然”就是“不他然”，不存在什么自然之外的东西来证明、肯定自然，而且“道可道，非常道”。难道最好的证明不就是无需证明吗？

这个自然，这个“大我”，就是辩证的、矛盾的、不可思议的、超理性的，而这就是最直接、最真实地证明并表达了自己的存在——充满创造性，自强不息，厚德载物。

这个最直接、最真实的自然存在，这个“大我”，也就是人的生命，生命就在身体里，就算生命在思维、畅想的时候，其实也是在表达着身体的功能。

当人开始遵从这个“大我”，就会越来越真诚，越来越会发觉身体和大地的尊严和价值。

这个“大我”教给我一种新的尊严，也驱使我想告诉别人：不要把头伸进天国的迷雾之中，而是要自由地仰起头来，植根于自己实实在在的大地之根，去实现大地的意义和价值。

我希望人们能有一个新的志愿：有意识地去领会人类无意识遵循的自然之道，并心存感激——不要像那些病态的、垂死的人一样，企图逃离自然之道，而渴求那种虚幻的、超自然的天道。

这些病态的、垂死的人，出于对身体和大地的鄙视，他们幻想出天国和赎罪的血：但即便是想要制造这些表面甜美、实质悲哀的毒药，也离不开身体和大地。

他们想解除痛苦，而星星又太遥远，所以他们如此叹息：”为什么没有一条可以到达另一个世界以获取幸福的天路呢？！”——于是他们想出自欺欺人的狡计，去喝赎罪的血。

他们自以为可以脱离身体和大地了，这些忘恩负义的家伙！是谁制造了这种脱离身体和大地的自欺欺人的幸福感？正是身体和大地本身。

查拉图斯特拉对病人是慈悲的，正因为“哀其不幸”，所以才“怒其不争”，查拉图斯特拉希望病人能够康复，能够战胜脆弱、胆怯，让身体达到更高的境界。

如果一个正在康复的人还是对于过去的幻想恋恋不舍，还要在夜晚偷偷溜到上帝的坟墓前徘徊，就算他含着信仰的眼泪，那依然是疾病和患病的身体制造出来的（译者注：这就好像一个刚能吃上饭，并且很快就能吃饱的人，暂时还会忍不住留恋过去挨饿时在梦中吃饭的滋味，其实这是因为挨饿的伤口还没有完全愈合，这让人想社会主义新中国的一部值得批判、但更值得同情的电影——《武训传》）；所以，查拉图斯特拉也不会因此而愤怒到失去同情和耐心。

那些渴求上帝的人，大多是很病态的，他们憎恨开悟者和真诚的人，而真诚是不会过时的美德。

那些鼓吹彼岸世界的人，只因自己的身体不健康，所以才想脱离身体。

兄弟们，还是倾听一个身体健康的人述说吧，那是更真诚、更实在的声音——述说着大地的意义。

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

译者感言：

当那些大大小小有权力，有话语权并代表人民制定规则和标准的领导者，如果做不到“自强不息，厚德载物”，那就意味着不称职，那么社会就会出问题，所以就需要真正的、称职的强者来当领导者，来重新制定一切规则，所以尼采的遗作就叫《强力志愿——重订一切规则》——这本书原本是要给资本主义（包括法西斯主义）送终的。

《大学》如是说：

“仁者以财发身，不仁者以身发财。”

崇尚“财”，崇尚“资本”，就是崇尚“理性”。中国文化并非强调“反理性”，而是强调“生命”，而生命是“超理性”的，理性只是大于理性的生命的一个工具而已。“身”代表“生命”，所谓“发身”，就是如何更好地发扬生命，更好地“自强不息，厚德载物”，以达到更高的生命境界。

资本主义社会以“资本”、“理性”、“自我意识”为标准，就是“以身发财”的“不仁者”当道，为了利润，可以不惜破坏人体和地球的生命，这会出大问题；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不是不要“财”、不要“理性”，而是要“以财发身”，要以“生命”为标准，“生命”对于“资本”、“理性”、“语言”、“自我意识”，不是工具，不是奴隶，而是主人。

资本主义也说“人民当家作主”，这是要让每一个人的“理性”、“自我意识”作主，而每个人的“自我”都处于“一切人与一切人的战争”状态；但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人民当家作主”，是要让每一个人的生命作主，而每一个人的生命原本是一体的，整个自然就是同一个生命，就是一个“大我”。生命是一个整体，释迦牟尼说生命是“无人相、无我相（我与他人是相通合一的）、无众生相（人与其他生物乃至无机物都是相通合一的）、无寿者相（永恒的）”。

正如资本主义也说“人民当家作主”，那些“以身发财”的人也会自称是“以财发身”，因为他把“身”当成“财”，把“财”当成“身”，人和自然都是财产、资本，这也是一种“天人合一”，合一于资本——“普天之下，莫非资本”，“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只是“普天之下，莫非资本”的初级阶段，这样的私有制社会机构与“自我意识”正好是对应的，也可以说就是同一个东西，“自我意识”就是“普天之下，莫非‘我’土”。自然生命是无限的，而自我是有限的，所谓“自我”就是意味着跟他人和环境处于对立状态，有限的自我企图成为无限的主人，“部分”企图成为“整体”的主人，那必定导致病态和疯狂。

所以，老子说：“吾所以有大患，为我有身，及我无身，吾有何患！”这里的“身”就是指被当成“财”的“身”，所以这个“身”不是代表生命，而是代表“占有欲”、“自我”。

一旦把“身”当作是被“自我”所占有的“财”，那么这个“身”就是“尸体”，所谓“养生”就变成“养尸”，而真正的“养生”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以便达到“无我”的境界——“心无挂碍，故无有恐怖，远离颠倒梦想，度一切苦厄（《金刚经》）”，这个时候，身心生命处于最健康、最具活力的状态。一个时时想着为人民服务、随时准备杀身成仁的人，跟那些出于占有欲而追求身体健康长寿的人相比，谁更懂得养生呢？

社会主义的文化革命或启蒙，首先就是领会到“吾所以有大患，为我有身（自我）”。在这方面，西方存在主义很值得参考，存在主义揭示了“理性至上”会带来痛苦和疯狂，存在主义揭示了所谓“害怕死亡”，其实是“害怕失去自我”。但存在主义者依然沉溺于理性，不敢或不屑与身体打成一片，与人民打成一片，去从事获得自由解放的共产主义事业，总之是依然在实践上执着于自我（也许嘴上说想做到无我）。

那么达到无我，是否真的意味着自由和解放，“及我无身（自我），吾有何患”是真的吗？只能自己亲自去尝试一下才能知道。反正执着于“自我”，已经是身处地狱之中，自我意识就是精英意识，不管是穷人或富人的自我意识都是想成为精英，想占有天下，想成为天下第一，把万物和所有其他的人都踩在脚下，所以自我意识就是人类政治、经济、生存环境危机和个人身心危机的罪魁祸首，那么何不冒险尝试一下到达“无我”状态呢？何不尝试一下用通往“无我”的“无产阶级意识（或者说是人民意识）”来代替“自我意识”呢？所谓“无产阶级意识（人民意识）”就是不解放全人类就不解放自己，放下高贵的“精英意识”与普通百姓、自然生命打成一片，让理性向身体（自然生命）学习并为身体服务（这就是《黄帝内经》的学问），让理性向人民学习并为人民服务（《黄帝内经》可以引申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政治学、经济学）。

马克思比存在主义更早地知道“理性之上”的恶果，但马克思反对“理性至上”，不是提倡“无理性”，而是希望用理性来为生命服务，因为“理性”不能成为高于理性的生命的主人，所以，马克思从事于“不解放全人类就不能解放自己”的共产主义事业，这就是在实践中通往“超理性”和“无我”的境界，所以马克思比那些存在主义者走得更早，也走得更远。

马克思的智慧还可以追溯到古老东方的圣人摩西，摩西讲过一个“失乐园”故事：人类最初跟动物一样是“无理性”的，吃了“知识树”的果子，就有了理性、自我意识，但进化还没有完成，人类还需要去吃“生命树”的果子，才能“复乐园”。

从前苏联有一句名言：“理论是灰色的，而生命之树常青。”所以吃“生命树”的果子，就是为了达到“超理性”的“无我”状态。

如果没有认识到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和儒家文化是一种“超理性”的、“达到无我”的事业，那就会出问题，只要是奉行“理性至上主义”，那必定就是走向资本主义，理性至上的人不可能真正做到“为人民服务”，而是会把“为人民服务”变成增强自我、争取优越感的工具，那么“服务”很容易就变成“统治、管理”。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如果不是盛行“服务学”或“承载学（厚德载物之学）”，而是盛行“管理学”，那真是悲哀！与其说行星绕着太阳转，太阳是行星的领导者、管理者，不如说太阳承载着行星，太阳是行星的服务者。不但应该强调“服务”，而且还要加上“全心全意”，这都是为了“达到无我”。

如果没有认识到道家、佛家文化并非只关心个人的自由和解脱，那也会出问题，一天到晚只关心自己个人的解脱，只关心自己个人如何达到无我之境，远离他人和社会，那么这种自私也是在加强自我，反而是达到无我之境的最大阻碍。所以老子强调做人要“生而不有，为而不恃”，佛祖强调要有普度众生的大愿。

崇尚理性至上的自我意识，不是生来就有的，是后天获得的，在私有制社会的环境里获得的，反过来，每个人的自我意识、占有欲、那种想成为天下第一的野心，也在创造着私有制社会环境。

既然人的自我跟社会环境、社会关系息息相关，所以，一个人如果勇于反省自己，勇于超越自我，那么必定就不是乡愿（好好先生），必定要得罪私有制社会环境，要“横眉冷对千夫指”。所以，马克思的“问题不在于解释、适应世界，而在于改造世界”，也就是“问题不在于解释、执迷于自我，而在于超越自我”。

马克思、尼采、鲁迅在“横眉冷对千夫指”方面都是很突出的，都很有个性，都拒绝同流合污，但尼采在“俯首甘为孺子牛（为人民服务）”方面，就不如马克思和鲁迅了，这也许就是尼采发疯的原因之一，也许尼采在通往无我之境的途中，被一种极大的恐惧感击倒了。

有不少敏锐的存在主义者都有那种瞬间濒临无我之境的感受，那是一种极大的恐惧感，因为无力对抗恐惧，所以反而更加执着于自我，但这种逃避只是暂时拖延，并不能真正战胜那个恐惧。那么如何获得力量战胜那个恐惧？中国的尼采——鲁迅主张“俯首甘为孺子牛”——这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不要对自己、对人类太苛刻了，不要只看到自己和他人的缺点，其实老百姓就是菩萨——正是释迦牟尼的意思：一切众生皆有佛性，一个人想要达到无我，得到自由解脱而成佛，必须要有这样的大志愿——帮助所有的众生成佛，成佛成圣不是意味着争取优越感而增强自我，反而是要培养一种大气魄，以达到无我，归于平凡，与纯朴的人民打成一片，与自然融为一体，获得自由和解放。

如果“人天合一”不是合一于理性、自我意识或资本（异化的生命），而是合一于自然生命，那么“人民”就是意味着“自然”、“生命”、“道”、“佛性”、“上帝”。

“人民万岁”、“为人民服务”的“共产主义事业”是一个人获得自由解放的希望所在，也是这个地球的希望所在。

一个与人民打成一片创建新中国、制定新规则的共产主义革命领袖，在通往无我之境的途中，在走向自由和解放的途中，当生命的“强力志愿（即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达到一定的阶段，当生命的健康与活力达到一定的程度，曾有这样的感悟：

“你要和群众打成一片，就得下决心，经过长期的甚至是痛苦的磨练。在这里，我可以说一说我自己感情变化的经验。我是个学生出身的人，在学校养成了一种学生习惯，在一大群肩不能挑手不能提的学生面前做一点劳动的事，比如自己挑行李吧，也觉得不像样子。那时，我觉得世界上干净的人只有知识分子，工人农民总是比较脏的。知识分子的衣服，别人的我可以穿，以为是干净的；工人农民的衣服，我就不愿意穿，以为是脏的。革命了，同工人农民和革命军的战士在一起了，我逐渐熟悉他们，他们也逐渐熟悉了我。这时，只是在这时，我才根本地改变了资产阶级学校所教给我的那种资产阶级的和小资产阶级的感情。这时，拿未曾改造的知识分子和工人农民比较，就觉得知识分子不干净了，最干净的还是工人农民，尽管他们手是黑的，脚上有牛屎，还是比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都干净。这就叫做感情起了变化，由一个阶级变到另一个阶级。（《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