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时政文摘（59） 2009-07-06

网络时政文摘（59） 2009-07-06
 
楼价何日降下去　百姓哪天站起来
公车改革肥官员 既得利益被赎买
车补不能变成加薪化

东方日报：楼价何日降下去　百姓哪天站起来

儘管金融海啸的冲击未有明显缓和的迹象，市场对楼市是否真正回暖仍争论不休，北京、上海等内地一线城市楼价过去两个月却持续上扬，成交量亦同步上升。地方官员和房地产商喜上眉梢，普罗百姓却愁眉苦脸，离安居梦愈来愈远。

上周二，北京首个开工建设的保障性住房项目正式交付使用。在交楼仪式上，一名中年男子拿到钥匙后突然面向在场的北京市高官双膝跪地。据称，该名男子家庭条件非常差，属贫困户，去年通过配租获得该项目的一套廉租房，下跪是为表达对政府的感激之情。

无独有偶，北京当日也诞生了新的「地王」。朝阳区一幅建筑面积二十八万平方米的土地拍卖，竞投异常激烈。底价不到十七亿元，最终以逾四十亿元超高价成交。地产商笑逐颜开，业界一致唱好，称北京将提前进入「三万元（每平方米）房时代」。

同一城市、同一时空，截然不同的两种反应，贫困市民为得到朝思暮想的简陋廉租房下跪感恩，地产大亨为地价狂涨喜出望外，折射出当下内地房地产市场发展的畸形和荒谬。

地产商赚得愈多，「无壳蜗牛」的群体就愈庞大，望楼兴叹的平民百姓惟有寄希望于政府的保障性住房，期待当局「恩赐」，多建造限价房、廉租房和经济适用房。楼价节节飙升，离工薪阶层的负担能力愈来愈远，给高官下跪的穷人只会愈来愈多。

保障住房 镜花水月

安居是百姓的权利，也是政府的义务。这一跪令当局尴尬，令社会譁然。若政府能履行职责，百姓何须为自己应得的权利得以落实而给当官的下跪？这一跪并非感恩戴德，而是无声抗议。每个有良心、有责任感的官员，都应该为这一跪感到羞耻和无地自容。

令人愤慨的是，在地产市场再现疯狂、中低收入民众对政府落实保障性住房措施翘首以待之际，内地近期却陆续爆出地方官员对本已杯水车薪的保障性住房上下其手、肆意蚕食的丑闻。

浙江温州有权贵集团侵佔安置房藉以牟利的「购房门」事件；湖北武汉经济适用房搅珠过程，竟出现官商勾结、藉保障性住房生财的「六连号」闹剧；河南郑州保障性住房用地怀疑因权贵操弄，居然建起了天价别墅，当地规划局高官质问传媒「你是替党说话还是替百姓说话」的「金句」，更引起了全民震怒。

更叫人愤慨的是，在各地此起彼伏的「地王争霸战」中，地方政府为保政绩，某些别有用心的官员为图私利，与地产商合演双簧。政府高价卖地，房产商高价卖房，高价房销情不济，政府便推出优惠更多、力度更大的政策促销。一唱一和，谋求「双赢」，形成房子建得愈多、百姓愈买不起的恶性循环。

「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在一片「执政为民、以人为本」的口号声中，官商勾结未遏，地价、楼价居高不下，政府在提供足够保障性住房并公平公正地分配方面乏善足陈，应当屈膝下跪的是官员，而不是被高楼价剥夺了安居权的百姓！

太阳报：公车改革肥官员 既得利益被赎买

内地「公车改革」愈改愈离谱，继杭州公务员每月最高可领二千六百元车补后，近日辽宁辽阳宏伟区更传出书记、区长每年车补高达七万六千元，月均六千三百多元，现金实发，不用缴税，被网民称之为「史上最牛的车改方桉」。

这一传闻为当地的一份红头文件所证实：公务员取消公车后实行公务交通费包乾，享受货币支付补贴。具体标准按官员行政级别划分，县团级由每年三万至七万元不等，科级由七千至二万元不等，人人有份。该方桉实施后，坊间劣评如潮，但却受到上级政府讚扬，据称当地一年因此可省一百八十万元公车费用。

从杭州月补二千六百元到辽宁年补七万六千元，大把真金白银落入公僕口袋，这哪里是公车改革，分明是各地官员竞相瓜分公帑。当下内地还有数千万民众挣扎在贫困线下，连温饱都未能保障，更多民众就不了业，读不起书，看不起病，而区区县太爷每月领取的车补额，竟比当地中等收入职工的年薪还高，令社会顿失公平、公正和合理，情何以堪。显然，这是地方政府藉「车改」搞权力自肥，将「车轮腐败」改头换面，自然遭到民众诟病。

首先，顾名思义，公车补贴只能按工作性质来发，不能按职位高低来发，机关单位经常外出办事的多是工作人员，领导官员少有外出，即使外出开会、访客巡查也另有公务车辆安排，根本无必要领取高额车补。就以辽阳书记、区长来说，如没有公干外出，每天怎麽也花不掉二百元车资。

擅订标准 变相加薪

其次，车补属于公共财政支出，花的是老百姓血汗钱，应该徵求公众意见，而不能由共享车补的政府部门自己说了算。彼此利益相连，自然补贴多多益善，谁又愿意切掉属于自己的蛋糕？从杭州、辽阳两地各自为政、黑箱作业、擅订车补标准的种种乱象来看，公车改革已沦为官员自肥的手段，官员的既得利益丝毫未损地被这项「伪改革」所赎买，而车补则成为大小官员的「附加薪酬」。

其实，发达国家公务员的车补也多以现金支付，但车补工资化的前提是需要配备公车者，而且车补按出勤频率、公干地点远近等实情需要而发放，并非按职务高低分等级。最重要的是车补标准必须透明，须让民众或立法机构有知情权、参与权，并且接受社会监督。

众所周知，中国的公务车辆之多在全世界名列前茅，有学者透露，全国公车消费总额已超过国家在教育和医疗方面开支的总和，接近国防开支的两倍。一九九四年，当局雄心勃勃启动公车改革，但经过十五年「摸石头过河」，迄今仍然举步维艰，剪不断理还乱，原因在于每架公车背后都有强大的官僚利益，而改革并没有撼动庞大的官僚政治体制。

这就难怪公务车改革本来是防范「车轮腐败」措施，但这本经一出中南海就被人唸歪，反成为官员腐败的手段。

陶短房：车补不能变成加薪化
 
　　日前，在部分率先实行公车改革的地方，出现了一些让民众感到不公平、不满意的杂音。如在浙江省杭州市，车贴据级别分为9档，最低每月300元，最高的局级干部每月2600元；而在辽宁省辽阳市宏伟区，县团级干部每年可领车补7.6万元，平均每月6333元，且是现金实发，不用缴税。(7月3日《新快报》)

　　尽管推行上述车补方案的部门对这些做法百般辩护，但社会舆论却对此议论纷纷。实行车改，减少不必要的公车，原本有利于改善政府机关形象、提高办事效率、节约财政，但公众普遍担心，由于某些部门、某些人的私欲，车补会变相成为加薪，其形式大致如下：

　　一是自己给自己定标准。如辽阳宏伟区委的车改方案，是由该区委自己发红头文件制定的。党政机关的经费来源于税款，并非可自主支配的经营性收入，而税款怎样用、用多少，都应有民意的知情和参与，并提交人大审核表决。在发达国家，类似增减政府机关公务开支的变动，都必须经过公示———召开市民听证会———议会讨论表决的“三部曲”，而不可能由政府机关自己决定自己是否能多发点钱、多花点钱。

　　二是特权货币化。辽阳宏伟区有关领导称“节约了经费”、“减少了用车”，这也许是事实，但问题是一个县团级单位，倘若其主管干部一年7.6万元的车费开支还是“大大节约”后的结果，则车改前的耗费可想而知。改革的目的，是取消不合理的特权，减少不必要的浪费，而不是将不合理、不必要的耗费“打折变现”，将特权货币化。车改前消耗“归公”，车改后消耗归私，这究竟是进步还是退步，各人心里都有本账。车改的刀如果砍不中特权，则其意义必然大打折扣。

　　三是车补工资化。许多地方的车改，是按干部级别发给现金，不但数额不小，且无需纳税，有的地方县团级领导的一年车补，竟比当地中等收入职工一年的工资还高，这自然会引起社会舆论的不满。在许多发达国家，车补同样是现金化甚至公然工资化的，但实行这些有几个必要前提：首先是原本就无公车配属，其次是车贴按需要(出勤频率、住处离工作地点远近等)，而非按职务高低分等差，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必须让民众和立法机构有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

　　四是车补有增，公车无减。在一些地方，车改的结果是车贴普遍发放，干部们平空多出一笔不菲的收入，而公车虽有所减少，可使用频率并无多大变化。车改的目的就是用交通费补贴代替公车，倘交通补贴费照拿，公车照用，“车改”究竟意义何在，就不言自明了。这样的车改能走多久，自然也不言自明。

　　在中国古代，用于传递公文的驿马属于“官马”，按照今天的说法就是“公务车”。按照规定，官员领取一定数额的车马费，马匹自备，如非特殊紧急军情，不得私自调用驿马，否则将受到严厉处罚。由此可见，不论古今中外，在交通工具补贴问题上，都大抵要遵循公私分明、工作需要决定的原则。车改不能成为特权货币化的途径，车补更不能成为领导干部的变相加薪。否则无论有多少借口，多少理由，都难以赢得公众认同，有损政府及公务人员的公信力。21CN社区  □陶短房(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