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性问题的思考

关于政治经济学的方法论问题,本不是本文的阐述内容,本文只是认为对于抽象法的使用,必须在掌握足够的历史材料下才能做到正确的应用。历史和逻辑必须能够吻合而不是背离。历史和现实是首要的,研究的对象决定了我们可以抽象到事物的界限,例如,研究资本主义只能抽象到商品。对于人性假设这种与生产关系接近的东西,则必须抽象到人的生产与行为。这是历史逻辑方法的必然要求。对于批判,“为批判而批判”毫无意义,逐字逐句的批判从篇幅而言似乎难以胜任。本文的批判是总体而不针对某个学派或个人的理论。　　

1人性假设理论的历史与发展　　

在古典和新古典经济学理论中“人性假设”是最基本的假设之一。标准的 “人性假设”即“经济人”是指自私的人，或者说从事经济活动的个人都试图以最小的经济代价获取最大的经济利益。经济人唯一所关心的目标是其个体利益或效用的最大化。经济人的决策是唯一的，不存在随机型或经验型决策。此外还假设商品和资源是完全流动的，经济人的信息是完全的等等。正是这种假设使得数理经济学中得以采用求最值和微积分的办法描述经济理论。在几乎所有经济学教科书中，上述认识或模式是普遍被认可存在的。人性假设的这种“完美”表述并非与其早先相同，在近来的人性假设理论研究中，经济学者倾向于承认各种人性假设都源于古典经济学家的经济理论，“经济人”假设在基本经济理论中是最先提出的，各个时代的经济学家都对人性假设理论作出了某种程度的完善。实际上这内含了一种历史性，由于本文采用历史逻辑方法，所以有必要对其历史进行简单回顾。　　

由于当代的各种人性假设实际上都以“经济人”假设为基础，只是其假设的某些条件的放松，因此可以看作是“经济人”假设的各种形式变种，所以一概称其为“经济人假设”|而不加特殊区分。从这一研究角度出发，“经济人假设”的提出经历了自发、发展、继续发展的理论体系历史过程。经济学对其含义随时代变化作出修正补充，“经济人假设”实际上是一个动态过程。总体而言，人的假设的认识经历了三个阶段：　　

1.1自发认识阶段　　

古代和中世纪的经济思想已包含经济人和人性理论萌芽。在罗马奴隶主加图的著作中已有明确区分对待监工和奴隶的建议方法，早期基督教的教义《圣经》也包含有这方面的内容。在恩格斯看来中世纪异教反映了不同阶级的经济要求，宗教作为阶级斗争的工具映射出部分人性的理论的新兴认识；在东方，孔子提出性善论，荀子则提出性恶论，尽管人性的善恶到今天依旧没有一个确切的答案，但是按照司马迁《史记》中《货殖列传》的经济史实叙述，一批“素封”[1]人士的经营理念无疑可视为相当现代的经济人行为方式观念的“超前”表达。不过这些认识或思想还只是零星的散碎的存在于各类著作中，没有形成体系，更无严格的定义或规范的叙述，尚处于自发的意识和思想状态当中，只是一些“萌芽”性质的东西。这与这一阶段商品经济不发达有关，在自然经济的夹缝中生存的小商品经济不可能产生成熟的经济人的理论。　　

1.2发展阶段　　

十五至十六世纪，欧洲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商品经济的发展也产生了新的经济思想,随着商人阶级和市民阶层的出现，这一时期经济人的思想逐步提出。最早提出“经济人”的是孟德维尔，在《蜜蜂的寓言》一书中，经济人被首次提出。随着经济理论的发展，特别是重商主义的出现，经济人理论开始成型。1796年亚当·斯密出版《国富论》，书中第一次提出“看不见的手”，这也意味着经济人假设的自由竞争经济理论开始成熟。斯密在书中以个人利益为出发点，论证了自身利益最大化的个人即“经济人”在其追求自身利益的同时可以使得全社会福利达到最大化。斯密以后的古典经济学家如约翰·穆勒正式提出“经济人假设”并发展了这一理论。经过边际革命到十九实际末，帕累托及阿尔弗雷德·马歇尔将其规范化。经济人也成为“理性人”，马歇尔以后的一些经济学家特别是新古典综合派的萨缪尔森将经济人理论进一步系统化，今天新古典理论的基本内容都与人的假设有关。总体而言，这一过程是以经济人理论为基础建立起效用论、生产成本论、福利经济学理论的微观经济学框架的一般历史过程。尽管效用理论经历了基数效用论和序数效用论，但经济人却成为日益重要的理论概念存在于经济学的教科书中。　　

1.3继续发展阶段　　

在这一阶段，特别是经过结构主义、货币主义对新古典经济学的批判后，非均衡经济学大量发展，经济人的内涵受到各种修正：例如西蒙提出了“社会人”概念引发管理学的新理论的出现，制度经济学者的将机会主义，不完全理性，交易成本等观点的引入使得“古典”观点开始日益严格化，现在通行的经济人概念加入了一系列严格的假设条件，一方面是规范化的结果，另一方面也是各种学术研究争论的结果。人的假设问题已经不完全等同于“经济人”。“经济人”不过是其中的一种假设而已。早期的经济人假设是直观建立的理论前提，而古典和新古典的理论则是以一定的心理学或伦理学假设为依据，但是这无法解释复杂的经济行为，以西蒙为代表的“社会人”理论因更“接近”于实证和现实，而被广泛接受并流行于管理学中和一些非均衡经济学中。同时新的研究方法也开始被引入经济学中，例如生物经济学和行为经济学方法的引进。经济人原有的含义已无法解释益发深入的经济行为和现象。但总的来说，人性假设是经济学到目前为止最少受到挑战的，也是最困难的经济前沿问题之一，目前西方经济学界还没有提出一种理论可以完全取代经济人古典假设的地位。　　

日益先进的研究方法的产生应用的确促成了人的假设理论的进一步发展，近一二十年来实验经济学的发展便是很好的例子，特别是“实证性”似乎在增强。不过其未来的发展趋势仍有待于我们观察和引入研究。　　

2人性假设与经济学的内容和方法　　

从经济学的学科内容看乃是研究人类在有限资源与无限欲望条件下选择决策的学问。（马歇尔），也即含有人性的无限欲望的假设；至于西尼尔，瓦尔拉斯等人的所谓“稀缺性”的说法以及罗宾斯的“资源配置”的提法，都与人性假设有关或者以其为隐含的的前提。[2]没有人的欲望是不可能有经济学的，这样人性也就成为经济学存在的必要条件。自经济学的萌芽阶段，人性假设都是其立论的最基础条件之一，不论这种假设的内容如何。归根结底，经济学是人或人与人关系的学问，人性是其必须研究的内容，而以人性假设为基础的理论构成的经济现象活动实际就是经济学的主要内容。人的假设可以看作是经济学理论的一块最基本的基石。西方经济学的一切经济理论都无法绕开这一理论。事实上，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种西方经济学的理论不直接或间接的以人性问题为基础。　　

从经济学的研究方法看，人性假设是其研究方法成立运用演绎的前提。到目前为止，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可以分为两类：西方经济学数学方法和马克思哲学抽象法。对于数学方法而言，如若失去人性假设中完全理性的前提，按照次优理论，是得不出教科书所叙述的完美结论的。假设个人的理性是不完全的，那么一系列的微积分是不成立的，只要人的决策不是连续的唯一的那么就无法得出完全竞争理论那些结论，“看不见的手”也无从发挥作用。数学方法模型推导的假设中，人性假设是最基础的，正是经济人的行为模式决定了那些函数成立演绎的合理性，至少表面如此。数学的作用不过是仿佛用磨盘将小麦碾成面粉一样[3]。对于哲学抽象而言，按照国内学者的提法，人本身是社会关系的总和，现实的人乃是历史社会关系的承担者，不存在抽象不变的人性，人的社会属性是变化的，每一社会下有不同的人性。即使同一个人随时间变化也有不同的人性。近来在国内，马克思经济学的研究者如孟捷，武建奇等人一般认为人性即“阶级人”，人性是资本家的属性的体现。当然将哲学理论引入经济学的结论和其方法有待商榷。不过以此可见人性假设是各种经济学的基础研究方法的基本要件。　　

由于本文采用政治经济学的方法，阶级性是十分明确的。所以本文提供第二种分类，将后文引出的政治经济学人性理论统一称为“人性假设”理论后再以阶级性划分为：西方经济学和马克思经济学人性假设类别。前者很明显是主张永恒的人性的，这一点是理论界的共识并为西方经济学认同，但这并非为本文批判的重点内容，本文只是从总体逻辑上论及其人性假设，至于政治经济学的人性假设，本文认为有必要重构其理由与批判见下文。　　

3人性假设在西方经济学中共同倾向的两大问题　　

对人性假设论证不可避免的涉及对西方经济学的批判，前文已经论及二者的关系。严格的说，并不存在一个统一的西方经济学，这一点西方经济学界也是承认的，三个经济学家会有四种经济学理论并不是笑话，而是事实。因此本文只能对人性假设共同倾向作一逻辑论证，虽然这是缺乏那种逻辑上所要求的及其苛刻的严密性的。但是足以说明问题。　　

3.1第一个问题：人性假设理论体系的缺陷　　

人性假设是西方经济学理论的假设前提，且是大前提，类似于数学中的公理一样的东西，从形式上看人性问题的实质从西方经济学中是不可能得出结论的。通常经济学也被认为是一种模式，即被某一共同的集体所共同认定或某一权威所支持的范式；一定程度上，其科学性是由某种信念而不是科学事实构成。埃克纳的《为什么经济学还不是科学》很好的说明了人们对其科学性的质疑。　　

由于数学在经济学中的应用常被视为经济学的科学性的表现，研究数理经济学得出的结论对其理论本身也是适用的。数学公理的正确性是依赖于一种不可自证其身的前提的，一般情况下，证明的命题与借以论证的公理应当独立，但是这在几乎所有的数理经济学是不成立的。在数理经济学的各种证明中，撇开其技术问题，那些所谓抽象的规定的经济含义是否对应数学的证明体系本身就是个问题，如果经济人假设是公理，是不可证明的，那么它就不能自证其内容。如若它对应的是定理或判断的命题，那么其数理证明是循环论证。违背基本的逻辑判断。例如一般均衡，只有像物理学中麦克斯韦的妖精一样的“拍卖人”存在的前提下才成立，问题是这个虚拟人也是经济人，而哈耶克本人对兰格的反驳的理论其实也同样适用与他信奉的自由市场，甚至相当程度上动摇一些据说逻辑很完美的譬如卢卡斯的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的数学模型的正确性。[4]　　

当上面的科学性的外衣式诡辩无法成立的时候，西方学者通常会借助“工具”来证明自己，这种工具通常与生物学或心理学有关。一些实验经济学家声称可以不依赖人性假设得到效用论的科学成果，但是却偷偷采用了所谓制度或着生物进化的理论来证明其正确性，并事先称模拟人类经济环境是其前提，问题是这是人类社会，禽兽是不会要求这样的，事实是制度和进化论依旧只是一种学说而非科学结论。(这里的制度是制度经济学的制度)一些经济学家们常常引用心理学的说法以论证其理论。如凯恩斯所言，“我们可以相当自信的采用一条心理规律……”[5]请注意，他的理论是建立在所谓心理上的。除他以外，戈森定律则是心理规律，亚当斯密的时代更是经济学伦理学心理学不分的，像西斯蒙第这样的经济学家用文学的浪漫主义的忧伤来叙述经济理论。马歇尔为了某些目的，把西尼尔的“节欲”换成了“等待”，“节欲”或“等待”无非是名词代换，但二者的相似之处都在于它们是心理学名词。到目前为止，心理学也无法证明人性的问题，心理学的科学性本身就是值得怀疑的，并不具有西方经济学所说的自然性。毫不夸张的说即使心理规律百分之百正确，它的结论也未必适用于经济学，例如，佛洛伊德的精神分析说，用来分析人类的经济行为便未必是正确的，动物心理与人类行为终究是不同的。即使人的行为中有其动物属性的一面，但远非人类行为的全部，这一点亦是西方学者承认的。借用其他学科的成果发展而来的学科是很多的，但其前提是其他学科已为人们所接受，符合科学性，否则只能是无根之木，无源之水。以上不过说明经济学的人性假设体系的论证缺陷。事实上，这似乎是个“硬伤”，到目前为止，西方经济学还没有开发出像样的一种理论来加以修补。(一般情况下,他们认为经济学的假设是不能证伪,也不能证实的。)　　

3.2第二个问题：实证角度下的非中立问题　　

非中立其实是意识形态问题。据一些经济学者的说法，经济人是实证理论而不是道德规范，这似乎是不正确的，这种实证压根没有靠得住的事实支持。我们的科学是观察和实验所得，然而，观察的结论的正确性却为自身所限，很难说经济人这样的东西是正确的，实证的说法是靠不住的。教科书的作者常试图掩饰这一问题，他们经常举出如A如何根据其所谓的经济人行为方式行动，但是这个例子只是例子，普通人只能根据其经验加以接受，问题是单个人经验是有限的、缺乏可靠性的。在真实的环境下，A的行为是可以这样也可以那样的。这一点姑且称为不确定性，事实是人的行为的不确定，而许多经济学家却认为是环境的不确定，环境的问题是客观存在的，决非一定导致人的某一行为，问题是经济学研究的是人的活动。这使得经济学带有某种神秘主义的倾向，当然这也毫不意外，例如重农学派的人物都是教徒，信奉君权神授，他们的著作带有浓厚的宗教性。马歇尔则企图利用社会达尔文主义解释经济现象。经济理论可以看作是某种循环的结论。从这种循环中是找不到经济人的正确性的结论的框架之所以被使用，仅仅有时处于对理论完美的追求，仿佛对上帝的伊甸园的希望一样。而这种理论完美的倾向在各个时代的心理学家的著作也看的出类似的影子。马歇尔本人是教士，斯密则是伦理学家。通常被某些人关注的经济道德问题没有在这些人的著作中出现的原因是经济学的理论根基在他们自身的意识的影响下，是非独立的，简言之，其根基是神学。近来兴起的经济心理学直言不讳的承认，经济学与心理学是不分的，既然如此，捏造和无端的武断的经济人的说法当然是成立的。[6]尽管经济人只是个不正确的命题，但是维护者众多。如果你攻击其收入分配学说，西方经济学不会过度反应，但是你说经济人是错的，是阶级观念，立即就会有人血压升高。这也是从西方经济学无法认识人性假设问题的另一原因。　　

马克思在《资本论》引言中提及的高教会的例子当然同样适用于今天，而且有更广泛的适用性。[7]当然这是一种倒退。(一些制度经济学家声称可以利用马克思的方法得出非马克思的结论。当然，一些人也说用斯拉法的理论替代马克思的话，当然斯拉法本人也是相信经济人的。这至少说明这种政治经济学方法的方法论性质。)严格的说人性假设并不是马克思经济学的研究的名词，出于架构的需要，本文的论述起点从《资本论》开始，而不是一般的政治经济学，但是框架从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方式构建。本文认为，马克思对人的考察的论述大体上在《资本论》以前都是非经济学的哲学理论，作为该书的一些附录也存在着一些类似的问题,并不能严格视为经济理论。如果用哲学批判经济学的命题，是有些问题的，原因同上文指出西方经济学的问题是类似的。哲学和具体科学的关系马克思已经论述过，它不能代替经济学，同理哲学的东西不能当作经济学的范畴使用，所谓抽象使用的提法也是不妥的。本文认为人性假设问题不是什么高深的维度问题，此类批判是有些失去靶向的倾向，既然一种方法已经独立使用一种科学上，从逻辑角度看他们只有方法论意义的相似性，内容上至多只有边缘的内容可以相同。哲学不是万能的。当然不能万能的插手经济学。西方经济学中也存在西方哲学思想和方法，但是我们很少见到它被用来批判经济学。　　

4人性假设问题的政治经济学框架　　

武建奇的《论马克思关于人性假设的三个维度》一文提出了以下认识形式，哲学社会人→人性假设→经济人格化→阶级人或经济人，这实际上相当程度上可以看作是几乎所有国内经济学解释人或人性的认识的一般思路。[8]马克思的《资本论》是较为可靠的经济学著作，研究其人性观察，主要也应从第一卷引言部分的内容开始，在那里人性是资本主义社会阶级关系的体现。关于这些叙述限于篇幅，本文不在引述，一部分学者的陈述是十分完备的。[9][10]在以上的图示中本文以为从马克思的经济学方法看是缺乏逻辑的。从抽象法的角度看，在政治经济学中基本的常识是生产关系或者经济关系是最基本的关系，人不论如何抽象，都必须从某一社会的生产关系中抽象出来，是某一社会中现实的人。因为注意我们研究的是与经济问题相关的人，研究经济问题把所有的社会关系都加上是没有意义的。将任何关系附加的结果得到的是模糊的结果，从一堆沙子中无法认识沙砾。从矛盾分析法看，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但是与哲学的社会人并不对应。从历史角度看，直到阶级社会发展的很完善的时候才诞生哲学的社会人理论，如果研究起点从此开始则违背历史逻辑的方法。甚至可以认为，把哲学人作为起点，或者从哲学引入问题，根本就是错误，因为哲学人也是从人性中概括而来，而不是相反。本文以为必须从政治经济学的基本方法来重新建立人性假设理论。　　

4.1人性假设的政治经济学逻辑前提问题　　

由于上文的示意图提及“阶级人”这一概念。有必要对“阶级”的概念重新认识。阶级概念的性质历来被视为政治概念，阶级学说被认为与经济学无关。认真考察马克思著作的逻辑方法，阶级应当同“剥削”一样是经济学概念。在西方经济学中，“利益集团”这个名词是确定的经济学术语，然而，政治经济学者却不肯承认阶级或阶层的经济学地位。回到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生产关系的定义，不论是四环节还是三分法，动态还是静态定义，生产关系是一种抽象，与之相关占有生产资料的所有者，生产者都应当是经济学研究的对象，阶级即处于不同经济地位的集团，本质也是经济利益集团。当然，阶级不等于奥尔森的利益集团。（阶级的范围要广一些，利益集团的意义更接近与阶层。阶级应该被视为经济学的研究对象，而不是被摒弃在外。随着西方经济学中“政治”经济学的流行，新制度经济学的普及，阶级学说，不能被类似李嘉图的理论一样被经济学的某些学者视为煽动的教科书{凯里}，而应被当作重要的理论来加以研究。）阶级本身是一种人的经济关系地位的抽象，资本家阶级以占有生产资料被抽象为惟利是图的资本人性的代表，工人阶级附属与资本属性而作为资本运动着的载体。人性假设实质是将人与物联系起来的生产方式的间接抽象。人性其实是阶级性，在意识形态左右下，西方经济学的人性必然偏向资本，于是资本的人性便成了人性或形形色色的人性假设。将社会关系的复杂的网络层层剥去，马克思抽象出商品和与之对应的交换关系，当把围绕资本形成的的各种经济关系抽象出来，那么交换所体现的最基本的关系即是阶级关系。因为当社会中的个人最普遍的关系是雇佣关系时，个人的地位不是被雇佣，即是雇佣时，交换只是“平行”的关系，是虚假的面纱，交换中隐藏着的关系才是本质，换言之，商品和交换都是客观的存在的，且是中性的形式，而非本质。在《资本论》中，马克思的对这种人性假设的叙述是分散的，在资本原始积累中提到一些，在叙述资本家多余人的地位的地方也述及到，资本的再生产中工人的附属性的叙述和手工业工场资本家的为资本代表的理论的阐释也是十分明显的。[11]而人性假设是否是实证理论，取决于意识形态，意识形态的作用又在于维护阶级性。新制度经济学的意识形态的说法，实质不过如此。如果从阶级理论定义制度的话，制度即带有阶级性的秩序。西方新制度经济学要依赖交易和制度才能成立，然而二者是有矛盾的，交易只有在阶级社会中才开始出现，人类的数百万年的历史中交易存在的时代只是极小的部分。制度成立是因交易成本的说法不足为凭，反过来，制度导致交易的产生又同其引进进化论的演化思想不符，因为这和交易现状不符，那种思想试验从来都是不可能成立的。因为它已经暗含了其假设的前提。(此段系从张五常的逻辑推论)　　

4.2人性假设的政治经济学要素　　

人性问题自其提出时，便处于经济学的核心位置，亚当斯密试图以一种人性说明经济活动的规律性，这种经济形式被称为市场机制。甚至可以说所谓市场就是一个人的经济活动，或者鲁滨逊克鲁索经济。(十八世纪缺乏想象力的神话)要使自私的资本个性得以进行，资本必须在循环运动中发展。如果经济人假设存在，那么所有的活动必须像机器齿轮般的运行下去，每一环节都应当执行的如同机器一般，所谓“看不见的手”不过如此。之所以如此，只是因为直观的观察，经济活动只是交换或代替，是不会有丝毫质的变化的，经济人不过是附加了一个平行的虚假等价形式，这样永远不可能得出变动的任何结论。这样马克思的方法的必要性是十分明显的。抽象的方法和历史逻辑的方法可以对人性假设问题重新解释。　　

一定生产方式的阶级关系，还原到现实不过是人的活动或人的经济活动，不管如何抽象，如何划分生产方式必然是特定的人的活动，反过来将它细分为例如某一生产要素或生产函数，则是无法认识其本身的。这一方面的批判，只要翻开《资本论》最后一卷便可清楚。人的活动包含两个方面，一方面“人”对“物”的经济行为；另一方面“人”的经济行为的趋向性。前者是经济现象或活动，是形式；后者是经济规律的人为本质，反映经济社会关系。经济人理论实际上是前者的描述。最大化并不等于自私性。当经济人被抽象为类似与人的动物属性相关而实际为私有制辩护时，最大化才等同于自私或利己主义。因此，单纯描述经济行为特别是资本主义经济行为，它是正确的。但是，第二个层面决定了它总体的错误性。人的本性必须以人性假设的形式出现。人性假设以某种判断存在，人的趋向通过经济行为才能显示。经济趋向寓于经济行为。没有经济行为便没有经济行为趋向。对于同一个体，二者不能同时成立。精确的判断二者在同一时间上是不可能的。双方的经济关系方向是相反的，在商品交换中，对于同一个人而言，与另一方的交换行为指向另一方，而经济关系的方向指向本身。或者说经济关系的发生必须通过另一方才能显示。　　

历史上，人性问题只有当阶级社会来临时才产生，最初只是偶然的氏族贵族因交换或战争宗教占有较多的产品，对战俘或奴隶的劳动剥夺时，引起了随后对氏族内部成员的类似行为的反作用，人性才同氏族过去的原始共产主义道德威望习惯发生冲突而产生。人性问题产生必须建立在两个条件上，可能的经济行为和行为取向的差别，在不存在阶级的社会中，没有经济利益的差别就不可能产生行为差别。共同的经济活动不可能产生对立的经济关系。当阶级社会来临时，原始共同体的种种开始显示出分化的风貌。《史记》记载，禹让皋陶制定礼乐，对三苗进行文化攻势，就是因为炎黄部落已发生阶级对立。要通过宣扬人性论来进行统治，四凶的名词开始出现。而在黄帝时代不过不服者平之，决不像禹时宣扬其为凶。在西方，克洛维杀害反对其的战士的行为也反映这一问题。人性论是阶级产生后第一个打上阶级烙印的经济性质观念。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即生产、交换分配，消费等活动中人与人结成的关系。从静态的角度看即从某一确定的生产关系的断面观察由三部分构成：生产资料所有制，分配和人与人在生产中的关系。阶级问题的研究，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达到空前的高度，人性假设问题的矛盾在商品交换关系的形成中，以对生产资料的占有抽象为两大阶级的对立，在劳动价值论的判断下，价值的形式以资本为代表，归根结底是阶级对立的形式，人性即资本的性质。从个人行为中得到利己主义的人性结论，而从劳动雇佣关系和资本主义生产和再生产过程及生产和扩大再生产中工人附属于资本家的结论看也只可能得到这样的结论。资本主义制度下人性的阶级性是确定的，因此，经济人问题的另一含义是资本家的行为方式。一些经济规律在资本主义国家的统计资料中存在，就是因为操纵经济活动的是资本。例如，著名的消费函数，问题不在于资本家的剩余价值以更大幅度的增长，而是工人的消费被资本家控制在劳动力价值以内，因此消费即资本增长的歪曲的镜像。人性问题并未从宏观经济学中消失，相反，近来的宏观经济学各派的向微观经济学的融合特别是出现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经济人假设的重要性被其再次强调。事实上这类问题可以解释几乎所有的科学的统计数据。人性假设问题几乎同阶级是同一时间产生的，随着阶级消灭也必将消失，历史上存在的东西必将在历史中灭亡，生产关系却随社会形态的演进而改变，与经济学相关的生产方式抽象将为新的形式代替，也许这就是马克思所谓联合起来的自由个人。资本并不随资本家阶级的灭亡而灭亡只有当其作为生产关系灭亡后才灭亡，资本的躯壳死亡并不代表其形式的死亡，工人阶级作为其载体形式仍然存在，资本是价值运动形式，因此，社会主义依旧存在商品经济，但是其本质已经变化，资本徒具有其形式，而其内容则与资本家无关。当生产力进一步发展，阶级也必将消灭，到那时这种形式也将消失。至于其途径，并非本文所能阐明。人类历史上，新的生产关系采取旧的形式的例子不胜枚举，人性问题可以看作是这种事例之一。经济学并不能发明新的生产关系，但可以利用旧的问题形式阐释新经济规律。　　

关于行为经济学的行为，本文以为较类似与本文的抽象分析，但是这只是从分析角度看，事实上，行为经济学的方法上的意义大于其理论意义，这种科学要证明的知识不过是效用论，其理论上的合理性可见如此。况且它所谓的行为只是类似与资本主义经济社会的环境下的行为。人性问题其实也与统计规律无关，统计学数学马克思经济学也可以利用。由于澄清了人性假设，数学的影子可以从“经济人”的虚妄中脱离出来，而具有比较现实的意义。本文已经指出，第一类形式在政治经济学的存在性是确定的。我们完全可以利用。　　

关于拜物教，人们之所以拜物，源于无法认识事物。拜物教这个名词太过落伍，我们不妨将它替换为经济宗教或经济学神话。对市场学说的狂热迷信不过是现代更加高级的经济宗教，一切金钱崇拜物欲或类物欲的东西，像价值脱离使用价值运动的扭曲一样，不过是社会关系脱离行为的歪曲形式。　　

马克思的方法的批判性是作为对经济学的批判的。人性结论的批判也应当局限于经济学，采用其他的批判是不合适的。社会人，全面人，都是一种思路，用经济学以外的结论企图驳斥经济人的错误，这注定了只是陷入了偏离论题的怪圈，而不能增加丝毫的说服力。以往的经济人批判事实只是用西方学者循环的方法以图证明其错误性，这是不可能的，上文已指出，在那个体系中无法得出正确的理论。　　

关于本文的结论，或者说清晰的框架，大体上可以叙述为：生产力→生产方式（关系）→人性假设，现实人→人的活动→行为和趋势的矛盾运动→各种社会经济形态下的人性假设（历史经济分析）。所谓政治经济学的人性假设的基本逻辑框架的解释可以引证人性假设的历史和现实和将来。　　

参考文献：　　

[1] 司马迁．《史记》．中州古籍出版社,1994　　

[2] 吴易风.《吴易风文选》.经济科学出版社，2001　　

[3]ANTOINE　 D’AUTUME 　AND JEAN CARTELIER .IS ECONOMICS BECOMING A HARD SCIENCE.　 EDWARD ELGAR PRESS,　1997　　

[4] 张军.《比较经济模式：关于计划与市场的理论》.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　　

[5] 凯恩斯.《货币，就业和利息通论》. 101-102页　　

[6] 俞文钊等.《经济心理学》.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0　　

[7] 马克思.《资本论》.华夏出版社,2006　　

[8] 武建奇.论马克思关于人性假设的三个维度.经济学家{J}2008.3　　

[9] 孟捷.经济人假设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社会科学{J}2007.1　　

[10]以上的英文版2008.1　　

[11] 马克思.《资本论》.华夏出版社,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