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崛起应该充分考虑全球空间的再生产

一  引言　　

    时间和空间是人类存在的两个基本向度。人类文明正是在时间和空间交织的语境中得到不断地创新、嬗变和维系（孙江.《空间生产——从马克思到当代》.人民出版社,2008：5）。很长一段时间以来，自然科学领域爱因斯坦和伯格森等对时间的青睐同样导致社会科学领域对空间的不予重视。二十世纪下半叶以来，在社会学领域，以马克思、涂尔干、齐美尔等人对空间的论述为基础，以列斐伏尔、福柯、卡斯特尔、哈维等为代表掀起了新马克思主义空间批判的热潮。他们对空间的社会性、空间与权力、空间-资本-社会的辩证关系的论述，将空间生产提到了政治经济学和意识形态的高度，推动了社会学理论的空间转向。　　

按照空间生产的理论，全球空间生产是以资本为后盾的全球化的时空压缩的作用，促进资本的流动和增殖。结束了殖民地、半殖民地统治全球的方式，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却以知识、信息、人才、技术、文化等各种非物质资本方式进行空间生产和规划，实现空间均质化拓展和资本的转移增值，维持对全球的权力统治。当今时代，知识经济时代和网络社会的崛起，全球化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深度与广度，影响着全球的政治、经济、社会与文化等多维度多层次的变化，并有效维持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存在和发展，推动了后发国家经济增长与人口转移的工业化、现代化和城市化进程。同样在全球化的浪潮中，昔日任人宰制、封闭落后的中国取得了民族独立，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发展、崛起举世瞩目。对于世界来讲，全球化不可逆转，中国的发展不可小觑；对于中国来讲，全球化和城市化正是实现其和平发展的重要路径。借用空间生产的理论，以全球化和城市化的大背景，从全球空间生产的视角研究中国的和平发展之路具有重大的理论和实际意义，不仅有利于丰富空间现有理论成果，建构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空间生产体系，对于中国积极参与全球化、正确规避现代化和城市化进程中的各种空间问题实现综合国力全面提升、人民生活水平的稳步提高，走和平发展道路、构建和谐世界具有重大的现实指导意义。　　

二  关于全球空间生产的理论视角　　

（一）从空间生产到全球空间再生产的理论逻辑　　

 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空间是历史、社会和实践的产物。从米歇尔·福柯的“异托邦”到大卫·哈维的“时空压缩”，从列斐伏尔的“空间生产”、爱德华·索亚的“第三空间”到詹姆逊的“后现代空间理论”，“空间研究”正在成为社会科学研究的新视角、新的理论转向、新的理解当代社会的范式，深刻影响和改变了当代西方批判理论的阐述视野。“生产”是人们创造物质财富的过程，包含着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二重性。因此，正如空间具有鲜明的物质性和社会性，空间生产具有二重性，一方面生产具有使用价值的空间产品，另一方面又生产出产品的价值即掩盖着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这是有关空间生产的基本判断。1974年，列斐伏尔在《空间的生产》一书中明确提出要将空间中的生产（The production in space）转向空间的生产（The production of space），对资本主义社会中空间是如何生产的进行了宏观政治经济学的深入研究，并着重探讨了空间生产背后的意识形态因素，他认为空间不仅是物质和形式的存在，也是社会关系的容器。福柯则认为空间是权力的媒介和通途，并揭示了政治权力的空间化。布迪厄和吉登斯等人也纷纷揭示了空间中所隐含的权力、符号与资本等方面的因素，进一步推进了对空间本质的理解。卡斯特尔利用“集体消费”概念、大卫·哈维采取“资本循环”过程对空间的阐述则充分暴露了内涵于空间之中的阶级关系和不平等。爱德华·索亚继承列斐伏尔的观点，提出了社会性、空间性与时间性的“三重辩证法”。这些学者无一例外认为占有空间生产出相应的空间造型和空间形态是当代资本主义获得维持、发展和新生的独特路径和工具，是资本增殖最集中的表现和方式。　　

依照资本的增殖本性和空间的资本化逻辑，空间生产包括城市空间生产、区域空间生产和全球空间生产三个层次。全球化已经成为统领空间生产实践的主导话语，全球化就是全球空间生产得以实现的时空网络。全球空间生产本质上是资本对空间的宰制越过城市地理边界，延伸至地区和全球，通过在全球范围内塑造等级化的空间结构体系得以生存和发展。正如列斐伏尔所说：“任何一个社会,以及任何一种生产方式，都会生产出自身的空间。”（Henri Lefebvre.The Production of Space. Cambridge. Massachusetts,1991：31）在20世纪旧全球化时代，资本主义发展的特征在于世界范围内工业社会向城市社会的转变，资本主义工业化进程对城市空间不断进行重构，而城市化是资本主义建立其稳固基础的必然要求。工业资本、商业资本、垄断资本是空间生产的主要力量。这段历史就是所谓“时间征服空间”的历史，本质就是以资本主义生产中的时间优势征服了小农生产中空间的无组织生产状态（仰海峰.《全球化与资本的空间布展》.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福特主义的生产体系就是其最充分的表达，它的流水线特征将空间的结合过程所需要的时间大大降低，标准化特征实现了生产对消费的支配和控制。正是这样的一种空间生产建构模式，资本主义国家在国内实现了以工业生产为中心的快速城市化。在资本的控制下进行的城市空间于是被普遍物化；而以资本积累为主要目的的资本主义关系的建构和强化的过程直接决定着城市空间的区域和功能划分，并创造一个等级化的城市居住空间。从全球范围看，资本主义国家以具有创造作用的破坏性力量形成了东方屈从于西方发达国家经济要求的中心——边缘的两级互动全球等级空间体系。　　

（二）当今世界的全球空间生产实践　　

20世纪后半叶，资本主义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全球化时代。福柯在1967年的一次演讲中指出，“19世纪最重要的着魔(obsession)，一如我们所知，乃是历史。……而当今的时代或许应是空间的纪元。我们身处共时性的时代(epoch of simultaneity)中，处在一个并置的年代，这是远近的年代、比肩的年代、星罗散布的年代。”（米歇尔·福柯.《不同空间的正文与上下文》.陈志梧译.包亚明主编.后现代性与地理学的政治.上海教育出版社,2001：18）这与哈维提出了“时空压缩”的概念不谋而合，空间的障碍随着世界时间的标准化和电子信息网络技术的发展进一步消除。毫无疑问，我们已经身处卡斯特尔所谓的以知识为基础的围绕网络而组织的全球性“流动空间”。对于空间中的资本来讲，经济全球化是其最鲜明的注脚，弹性生产和跨国公司成为其活动的主要载体和广阔平台。随着全球竞争日益加剧、消费多元化需求显著增强、以及网络通讯技术与贸易壁垒日益改善，以“产品内分工”和“全球价值链”为特征的后福特主义弹性积累（Flexible accumulation）生产方式在全球铺展开来。跨国公司主导的资金、人才、信息、技术等的全球流动，实质就是因不同地理空间利润率的巨大差异使资本在全球范围内的激烈竞争过程，它造成了不平衡的全球空间等级结构，资本在此过程中实现了转移增殖同时还塑造了各种维持生存和发展的生产关系。我国学者任平、孙江等认同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论，认为流动空间是支配性的空间逻辑，全球空间生产是一个被政治结构分隔的一体化的生产结构组成的巨大的不平衡空间网络。作为空间生产控制中心的大都市利用其绝对优势展开全球性的空间规划，并作为网络节点扮演协调角色，使整合进网络的一切元素在全球空间中顺利互动。　　

对于全球化，哈维从历史唯物主义空间理论的视角这样来描述：“全球化可以被视作一个过程、一项条件或者一个特定的政治规划。”（仰海峰.《弹性生产与资本的全球空间规划 ———从马克思到哈维》.江海学刊,2008：2.）全球范围内的诸多实践活动，无一例外烙下了资本主义的印记。被奉为资本主义圭臬的民主、平等和自由思潮企图通过意识形态的方式在后发民族国家中大展拳脚；从“炫耀性消费”到“时尚消费”，资本主义生产体系塑造了日益消费化和符号化的空间，控制并创造了各种跨越民族、文化差别的共性消费需求，强有力地控制了城市空间的改造、优化和再生；从交通、街道、区域、标志物到声光电技术、广告、娱乐和艺术等建构了色彩斑斓的城市意象空间，通过默默地、不干预地、迷人的视觉映像奴役控制人们的日常生活方式，维持资本主义统治经济的秩序；城市化过程中的“向农村扩张”和“旧城更新”是权力与资本在空间生产中的共享盛宴，通过强制城市居民接受其意志和审美情趣规划的空间形式，实现了资本的无限增殖和国家对个人的控制和管理。另外，全球转移的制造业正在越来越大的空间内造成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空间资源的分割和争夺在国际竞争中日益加剧，由全球空间生产引起的这一系列问题是不容忽视的。　　

三、空间生产与中国的崛起之路　　

一个多世纪以来，中国曾因封闭落后处于全球空间生产的边缘，受着资本主义的支配和控制。改革开放的三十多年是中国积极参与全球化、信息化和知识化的国际趋势，是如火如荼进行现代化、工业化、城市化的国内建设的关键期。面对中国国力日渐上升和国际话语权的增加，由“中国威胁论”到“中国崩溃论”再到经济危机以来的“中国救世论”，中国在从“和平崛起”到“和平发展”的道路上渐行渐远，中国模式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有可为。　　

最近，美国一家名为“全球语言监测”的媒体研究机构分析，“中国崛起”成为近10年来全球阅读量最大的新闻报道，其受关注程度已超过伊拉克战争和911恐怖事件。中国三十年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成就确实是举世瞩目的，快速增长的经济、迅速提高的综合国力、在国际事务中的话语权增大、承担国际义务的意愿加强、在全球范围内的软实力加速提升等等。目前，中国是世界上经济增长最快的国家之一，GDP平均年增长保持在9%左右，已跃升于全球第三大经济体，即使在次贷危机以来的全球金融危机中，“中国模式”仍然能够巍然不倒。美国里根时期的国务卿乔治·舒尔茨和克林顿时期的国家安全顾问安东尼·莱克牵头的《普林斯顿报告》认为，“中国的崛起是21世纪划时代的事件之一……中国已步入迅速获取历史上大国地位的道路”（张立平.《崛起的中国与孤独的美国》.学习时报,　2007-11-21　）。基于冷战结束后和平和发展国际环境的判断和认识，基于中国传统文化中“和文化”以及建国初“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思想的继承和发展，2003年以来，中国和平崛起的理念逐渐呈现世界的视野中。它向世界宣布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和平不仅是中国崛起的手段，也是崛起的目的。“和平崛起”描述了中国的未来形象和自身的角色定位，也彰显中国政府在制定未来发展战略的时候，开始更加强调国际政治与国家兴衰的历史视野。依照西方惯有思维，在世界经济格局复杂的情况下，一个大国的崛起往往会导致国际格局和世界秩序的变化，甚至会引发战争。　　

因此，从2004年开始，“和平崛起”一词在新闻媒体、国家领导人讲话中逐渐淡出，并改为更为低调的“和平发展”。2005年，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表了《中国的和平发展道路》白皮书，全面阐述了中国和平发展战略的内涵及意义。邓小平同志早就指出，和平发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质的要求，是避免走西方附属国或霸权外侵之路的第三条道路。和平发展，是不同于西方发达国家和传统社会主义国家的道路，基本前提是独立自主，自力更新，必经之路是积极参与全球化的全面对外开放和顺应时代要求的国内改革建设。　　

中国和平发展是硬实力与软实力剧增，是政治、经济、科技和文化的全面发展，是自身的全球定位与和谐世界构建两大要求的结合。在全球空间生产的语境下，必然催生一些值得思考的问题：首先是新旧全球化的历史更迭重构当代中国的空间形态。融入全球化的中国，正处于参与全球市场资源重新配置和产业链结构重新组合的交叉点上，而以知识资本和虚拟生产为主的经济主导着全球空间支配权，而中国作为后发民族国家必将成为空间资本化的重要寄居之地，迅猛的城市化、工业化进程正是在全球知识霸权下空间形态重构的表现。中国将如何参与全球空间生产，在全球空间布局中如何定位？第二则是中国国内的城市化进程。无可否认，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建设在短时间内取得了经济增长和人民物质生活水平的增长，但城市空间的建构过程中日益暴露的城乡对立问题、区域发展不平衡、由土地产生的居住空间以及社会损害和社会排斥等问题令人堪忧。总之，在中国的和平发展道路上，全球空间生产与城市空间生产、区域空间生产交织渗透、错综复杂，影响着中国和谐社会和和谐世界目标的建设，是值得国内专家学者和各级政府深入研究的课题。　　

四、全球空间生产语境下的中国崛起　　

全球空间生产的理论在全球化、城市化的背景下日渐成熟，中国不可能置身事外。国际化大都市的兴起，大量的国际交流与合作、流动的资金、技术和人才，越来越多的跨国企业，欣欣向荣的制造业、建筑业，进城务工的农民工都是参与这一实践最生动的体现。在外部全球化、信息化、知识化，内部城市化、工业化、现代化的共同要求和作用下，空间生产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综合国力提高的主要驱动力，是实现和平发展的主要路径，因为它我们看到希望的曙光并信心倍增。全球空间生产与中国的空间生产在新全球化时代的互动与融合,共同创生了当代中国现实的交往实践场（孙江.《当代中国空间生产的现实语境及其矛盾分析》.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置身于这样的交往场中，我们需要利用有利因素，规避风险和不利，积极应对挑战实现自身发展。而要区分利与弊首先就要弄清全球空间生产的具体表现和真正内涵，在这一基础上再结合和平发展的旨意来深入分析它带给我们的双重影响才是明智之举。　　

 全球化指的是在经济、信息、生态、技术、跨国文化冲突与市民社会的各种不同范畴内可以感觉到的人们的日常行动，日益失去了国界的限制。而全球空间生产作为它的题中之义在这一过程中主要表现为西方发达国家凭借强大的经济军事实力、发达的科技、先进的人才向不发达国家输出产品、资金、技术、人才，成立跨国企业，转移制造业，不发达国家承接这些进行国内产业结构的调整，成立空间组织，都市化建设，城市的扩张等实践。尽管国内在全球化的利弊大小、多大程度融入全球化等方面存在很大分歧，但不可否认的是，中国所取得的成就得益于参与这一实践。然而抛开全球空间生产的具体形式，不难发现，这背后的一切都是发达国家的资本在主导，其实质是资本依赖流动空间穿透各种空间障碍在全球布展以实现增殖的过程，是资本本身所具有的扩张性的体现。这将注定我国的工业化、城市化和现代化进程从全球空间生产那儿得到的并不是一劳永逸的利益，和平发展进程因为这一沉重的行囊显得艰难苦涩。全球空间生产是一个广泛关联经济、政治、文化各因素的系统，而中国的和平发展也不仅仅指涉经济的发展，而是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全方面多层次的提升与完善。因此下面笔者将多具体分析全球空间生产对我国和平发展的利弊双重影响。　　

（一）经济全球化带给中国的机遇与挑战并存。 　　

经济全球化致使世界被34个国际性组织所空间化，任何离开一个组织的国家都存在着边缘化的风险。因此，全球空间化的格局既给中国带来机遇，也带来巨大挑战。从国内来看，第一，跨国企业带来先进的管理方法与营销技巧，带动我国产业结构调整和资产重组；促使我国充分发挥比较优势，增加国内就业，扩大出口；为利用国外先进技术发展一批高新技术产业和借鉴经验培养优秀管理人才提高劳动者素质提供条件。第二，资源和要素的全球流动为充分利用更多的外国资金、先进技术和设备、资源和市场创造了条件和机会，能更好解决资金短缺问题，同时获得“溢出效应”，促进经济增长。第三，建设国际化大都市，城市内部的改造、建设、规划和外部的扩张实践有利于发挥城市的辐射和带动作用，加快我国的城市化进程。总之，全球空间生产为我国利用后发优势实现跨越式发展和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差距，提供了重要机遇和途径。同时其消极影响不可忽视，第一，由于发达国家较多转移的是劳动和资源密集型产业甚至是对生态环境破坏严重的产业，致使我国的自然环境受到污染，生态系统遭到破坏，资源浪费现象严重，社会负担成本日益加重，更重要的是它们无助于我国的科技进步和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从根本上不利于中国的可持续发展（聂继永《全球化与中国崛起》.中共中央党校,2005）。第二，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壮大，交通状况的改善，生产方式逐渐由实体生产（物质生产）向虚拟生产（知识生产）过渡，发达国家出于对信息技术“霸主地位”的维护，对知识产权等采取保护措施，使不发达国家陷于科技、知识和信息的荒漠之中。若中国在此荒漠之中找不到自救的路径，最后就会因为缺水体乏而僵死。知识经济方兴未艾、网络社会萌发成长，中国又处在新一轮国际竞争的风口浪尖，停留在“世界工厂”的地位只能坐以待毙。第三，由于资本具有严重的选择倾向，哪里获利大就流向哪里。在我国，从地区与地区，城市与城市，城市与农村相比较来看，资本更多愿意选择各方条件较好的东部地区的城市，这无疑将进一步拉大东西部和城市与农村之间的经济差距。整体的发展提高以区域和城乡发展不平衡的加剧为代价，违背了新农村建设的宗旨，阻碍了我国实现全面小康社会和谐社会的进程。　　

 从国际上看，参与全球空间生产有利于提升我国的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从而为构建和平稳定公正的国际经济秩序做出贡献。但经济全球化步伐的加快使各国对外贸易依存度大大提高，内外部哪怕是很小的经济波动都会引起对方的失衡，尤其是投机性强的金融业将面临更大的安全风险。经济全球化舞台上的主角是少数发达国家，不发达国家只是配角，被动地接受着他们主导的一切。前者利用对经济全球化“游戏规则”制定权的垄断以及对有关国际经济组织的控制，侵蚀后者的经济主权，从而扩大对后者的经济优势，从根本上对不发达国家的经济安全带来了严峻的挑战（参考文献同上）。　　

（二）空间生产的政治策略性不可忽视。　　

列斐伏尔认为空间是政治经济的产物，空间生产是政治性、策略性的，加上其资本空间布展实现增殖的本质能更好把握这一观点。国际角度上，在提升中国国际地位，制定有利于本国利益的对外政策，促进政治方面的交流与合作，加强南北对话与南南合作共同应对解决国际问题和发展难题、共促发展上，全球空间生产功不可没。但在这些交流合作中，双方的权利地位是不平等的，西方发达国家制定规则，占据主导地位，不发达国家缺乏甚至丧失了话语权，只能亦步亦趋。换句话说，一定程度上看不发达国家经济的发展是以政治权利的让步、政治利益的折损为代价的。国内角度上，政府依靠行政力量制定公共政策、投入公民集体消费（如道路、公园、学校、医院的建设）、维护社会环境。促进了经济发展，提高了生活水平，维护了人民利益，它的作用不可或缺而又无可取代。建设“国际化大都市”的口号甚嚣尘上；富丽堂皇、功能齐全的商业区、商业街、高科技园区层出不穷；政绩工程、献礼工程、形象工程此起彼伏，拆迁改造愈演愈烈。诸多现象的背后是强大的行政力量在支撑和推动着，为了所谓的与国际接轨，展现政绩。这些实践固然促进了城市经济的发展，改善了城市景观，但也造成了无秩序的城市空间扩张，浪费了宝贵的城市土地资源，损害了在政治上处于弱势地位的阶层的正当权利和利益。就中国快速的城市化而言，城市的空间生产全面而又深刻地反映着政治、经济、权利等各种社会关系的产生、交织、博弈、冲突过程，并受资本、权力、财富、社会地位、利益等因素的支配（陈为智.《新社会学视域下我国当代城市空间生产的特征》.甘肃联合大学学报,2008-3），中国的和平发展必须慎而置之。　　

（三）社会空间的消费化和符号化日趋明显。　　

空间不仅生产出空间本身，还生产出一系列社会关系。空间被社会关系塑造，同时又重塑着社会关系。这一观点在所有关于空间的理论家那里是已经达成共识的。在这里，笔者主要讨论城市化设计者、规划者、建筑师和企业家等与普通民众在空间生产实践中互相交织的社会关系。由此必须引出消费符号化的理论，英国社会学家鲍曼认为消费不只是一种满足物质欲求的简单行为，它同时也是一种出于各种目的需要对象征物进行操纵的行为，因此被消费的东西并不仅仅是物品，还包括消费者与他人、消费者与自我之间的关系（包亚明.《消费文化与城市空间的生产》.学界视点,2006）。列斐伏尔则认为对于空间的征服和整合，已经成为了消费主义赖以维持的主要手段，空间作为一个整体已经成为生产关系再生产的所在地，因为空间带有消费主义的特征，所以空间把消费主义关系(如个人主义、商品化等)的形式投射到全部的日常生活之中（同上）。按照他的观点，诸如购物广场、高档住宅、顶级酒店、新国际机场等就促成了一种强有力的空间消费文化机制在全国范围内的扩散和繁殖，改变了人们的空间消费观念。就像购买服装会追求品牌一样，人们在消费空间时也更多关注空间象征的符号和其中的非理性因素，这就给城市化设计者、规划者、建筑师、和企业家们带来了契机。他们拆迁原有的贫困人口居住区，以现代化的高层建筑社区取而代之。然而这个过程更多考虑的是中产阶级和既得利益阶层的生存需要、发展利益与生活兴趣，而穷人则非其所愿地被赶到所谓新居———狭小而拥挤的、火柴盒般的高层建筑群中，被迫过上一种拥挤但是没有邻居的、孤独的、离群索居的生活。穷人的“空间的实践”被那些支持城市空间规划改造的成功人士们梦想的“空间的表象”残酷地、剧烈地改变了。这是消费社会、城市化时代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上层建筑对穷人们的日常生活的一次次严重的空间化控制与剥削（吴宁.《列斐伏尔的城市空间社会学理论及其中国意义》.社会,2008-2）。伴随着我国城市化的加速，未来将有2-3亿农村剩余人口涌入城市，他们与城市中其他民众共同要求居住的权利，但由于经济能力薄弱、社会地位低下使得正当的空间诉求得不到表达。再加上政府力量的介入，剥削空间以谋取利润的资本要求与消费空间的人的社会需求之间的矛盾，资本追求空间的剩余价值和消费者追求空间的使用价值之间的矛盾将更加凸显。大量城郊的农田和村庄被城市吞并，中心城区经历更为剧烈的改建、重建，贫民窟“拔地而起”的残酷现实已经警醒人们要对如何赋予城市空间以日常生活的意义，重视城市空间对日常生活的影响来实现普通人的居住正义的问题给予关注（同上）。                                                                  

（四）国家文化软实力构建任重道远。　　

企业文化、消费文化等随着跨国企业的增多、产业的转移、国际化都市的形成而逐渐深入人们的行为方式和思想观念中，反过来又重新置入人们的空间生产实践。异域文化、现代文化能拓宽人们的视野，引导人们的行为，丰富人们的生活。然而在本土文化与异域文化、当代文化与传统文化的激烈碰撞中人们容易分不清是非轻重，全盘接受或一味排斥，还可能迷失自我、丧失信仰。因此在对待异域文化上重点不在于要不要接受和接受的形式，而在于接受的内容，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对待传统文化不能秉持传统与现代二元对立的观点，二者是能够被同时接受的。在现今的城市规划格局上，借鉴外国理论模式和经验的迹象明显。高楼大厦林立、商业街鳞次栉比、欧美式建筑屡见不鲜，流连其中，人们的印象或许是千城一面，更有甚者或许以为自己已身处别国。打着保护历史街区的旗号改建出来的建筑丧失了原有的核心文化底蕴，又没有表征出实质的现代精神，显得土不土，洋不洋。笔者认为这些现象是典型的没有处理好本土文化与异域文化，现代文化与传统文化关系的表现。　　

约瑟夫·奈指出，软实力依赖于“塑造与影响他人偏好的能力”，一个国家的软实力来源于3个方面：（1）文化，即对其他国家和人民具有吸引力的文化；（2）政治价值观，特别是当这个国家在国内外努力实践这些价值观时；（3）外交政策。中国的和平发展既来源于传统古老的“和文化”，是中国政治价值观的最佳体现，也是外交政策的明智选择。当今世界存在的多元文明格局，以及不断的文明冲突更加彰显文化构建的重要地位。全球空间生产中的和平发展，要抓住21世纪文化竞争这一时代机遇，通过加强对外友好交流和平等对话，深入挖掘传统文化精髓魅力，融合异域文化与本土文化、当代文化与传统文化共同发展。在文化软实力构建上，要走出一条拥有中国社会主义特色的异军突起之路，从而塑造良好的国家形象，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和提升国际影响力。　　

五  结束语　　

总之，全球化、城市化是这个瞬息万变、色彩斑斓时代的最显著的特征，以它们为平台和载体的全球空间生产既是“表象”的物质空间的重构，本质上却是资本特有的增殖方式和社会关系的再生产。“和平发展”既是对世界形势的正确判断，也是对和谐世界的美好夙愿；既是从上世纪阵痛中苏醒的中国对目前发展形势的自我总结，也是对未来发展趋势的全球定位。中国的和平发展是通过改革开放、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科学发展全面提升综合国力、构建和谐世界的过程。　　

综上所述，全球空间生产与中国参与全球化的广度和深度、进行城市化的方式和途径所产生的一系列空间问题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其对中国和平发展的影响和利弊可见一斑。伴随知识经济的方兴未艾、消费社会的萌发成长，新一轮国际竞争又开始了，中国如何利用前所未有的后发优势在全球化实践场里获得生存和全面发展，如何正确规避和明智处理城市化进程中关乎经济权利、政治利益、居住正义、文化更新等问题，如何生产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空间是值得发人深省的。只有牢牢抓住稍纵即逝的机遇，积极应对无处不在的风险和挑战，中国和平发展之路才能渐行渐远。　　

本文作者王志章为中国西南大学教授、　管理学　博士；唐小晴、王琳为中国西南大学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