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残梦——美利坚霸权主义的终结（四）

帝国残梦——美利坚霸权主义的终结（四）

谢韬 郑佳节　

第4章  双重标准——《独立宣言》的悖论

　　二百年前美国的《独立宣言》，提出了“人人自由平等”的思想，统治者必须征得被统治者的同意。因为当时美国正遭受着英国人的压迫。

　　而在当今的国际事务中，美国人的理解是：自由平等是针对美国人的，别的国家和人民是不配享有与美国人同等的权利；美国人要作世界的领导者，只须看看自己的实力即可，不必问别人同意与否。

　　大英帝国已是昨日黄花，美利坚帝国又能持续多久呢？

　　 1、美国推行双重标准

　　“美国一贯宣扬法制，到头来却总是将自己凌驾于法律之上。”

 ——一位英国大使                                                                   

   •从《独立宣言》到“虐囚事件”

　　 1776年7月4日，北美13个州的代表举行会议，通过了著名的《独立宣言》，正式宣布13个前殖民地正式脱离大英帝国而独立。《独立宣言》也就成了整个美国国家理念的根基和民族思想的灵魂。

　　每年一度的人权报告

　　“天赋人权”是《独立宣言》的指导思想，“我们认为这些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人人生而平等，他们都从他们的‘造物主’那边被赋予了某些不可转让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独立宣言》中确认的原则、奠定的人权思想是整个美国人权立法的基础。《独立宣言》集中表达了资产阶级的政治要求，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以政治宣言、政治纲领的形式确认了资产阶级关于“天赋人权”和“主权在民”的主张，宣布了人的平等权、自由权、生命权、追求幸福权和起义权等基本的权利。

　　也正是因为有了《独立宣言》这柄“尚方宝剑”，长期以来，美国国务院每年都要发表所谓《国别人权报告》，对世界上19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人权状况进行全面指责。从2003年开始，美国国务院又开始发表《美国支持人权和民主的记录》年度报告，吹嘘自己如何在所谓“存在人权问题”的国家和地区促进人权和民主。《记录》同《国别人权报告》一样，都是其“人权外交”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服务于同一个目的：树立美国“人类人权卫士”和“世界人权法官”的形象，丑化别国的形象。两份文件的区别仅在于，《国别人权报告》专门以指责别国为能事，实行所谓“上羞耻薄”或“点名羞辱”的策略；《记录》则热衷于吹嘘美国在国际上推行“人权外交”的成果，“自豪地公布”美国政府对别国进行人权施压的努力。两份文件的一个共同点是，都将美国自己作为“例外”，手捧“人权”这面镜子照人不照己，都是美国在国际人权领域采用双重标准，对别国的人权状况吹毛求疵，却对自己国家严重侵犯人权问题熟视无睹的霸权主义的典型表现。

　　《记录》涉华部分罗列了美国政府“采用多种策略”促进中国人权和法制的情况，无视中国人权不断发展进步的客观事实，指责在过去的一年里中国人权状况“仍然糟糕”、“在关键领域出现倒退”，暴露了美国政府对中国的政治偏见和不良图谋。尤其值得指出的是，对中国的人权状况的指责有两个手法，一是捕风捉影，二是双重标准。报告中对中国人权状况罗织的罪名，许多都是以“据说”为脆弱依据的。既然美国一贯标榜自己是负责任的国家，那么，在人权问题上居然以莫须有或想当然的捏造来诋毁和污蔑中国，是何居心？

　　自己屁股还没擦干净

　　俗话说：正人先正己。美国自身的人权问题一大堆，在许多方面打破世界纪录，根本没有资格充当“世界人权法官”。美国的种族歧视根深蒂固、举世闻名；美国是世界头号“枪国”，几乎人手一枪，杀人案发生率世界第一；美国警察施暴、司法侵权已成痼疾，被剥夺自由的囚犯比例居全球之首；美国的贫困、饥饿和无家可归者问题积重难返，连普林斯顿大学国际法荣誉退休教授理查德•福尔克在最近发表的一篇题为《人权》的文章中都指出：“以美国雄厚的财富和实力来看，存在这么严重的贫困现象简直令人发指”；美国是世界上对未成年人判处和执行死刑最多的国家，是世界发达国家中儿童贫困率最高和预期寿命最短的国家；美国到处穷兵黩武，在粗暴侵犯别国主权和人权方面举世无双；美国至今拒不批准《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是目前世界上仅有的两个未加入《儿童权利国际公约》的国家之一，也是少数几个未加入《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的国家之一，还是西方国家中唯一投票反对《发展权宣言》的国家。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可以说，美国的人权纪录与其经济发展水平和世界大国地位极不相称，更与其自我标榜的“人权大国”形成强烈的讽刺。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004年3月1日发表的《2003年美国的人权纪录》，以大量无可辩驳的事实，揭露了美国在侵犯人权方面的斑斑劣迹。用中国代表沙祖康在联合国人权会上发言中的话来说，这是中国“向美国免费提供的一面镜子”，如果美国真正关心人权，建议美国自己照照镜子，有勇气搞一个自己的提案“羞辱”一下自己。沙祖康代表的答辩博得了与会者一片赞扬，会上散发的《2003年美国的人权纪录》也被一抢而空。这说明，中国反对在人权问题推行双重标准和霸权主义的严正立场在各国代表中引起了强烈共鸣。

　　其实，美国政府在国际上大打“人权牌”、搞“人权外交”与其在国内压制人权是一个硬币的两面。早在20多年前，美国著名宪法学家路易斯•亨金就指出，对美国政府而言，“国际人权一直是‘仅供输出用的’。国会援引人权标准，但仅仅是作为制裁他国的根据”。美利坚大学教授朱莉•迈尔图斯在日前发表的一篇题为《诱饵与鞭子：人权与美国的对外政策》的文章说：美国政府“总是运用一套双重人权标准：一套全世界的其他国家都必须遵从、而美国却可以超然其外的标准”，他们“兜售人权是为了让别人的行为符合他们的心意，为了塑造一种正面的自我形象”，“却不愿以同样的国际标准约束自己”。

　　鲜为人知的基本事实是，美国宪法对人权的保护远远低于国际标准。美国宪法中虽然有一个著名的《权利法案》，但是，美国宪法中找不到“人权”两个字，更没有载明“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原则。美国从宪法上消除选举权方面的种族歧视和性别歧视，从美国建国算起经历了94年和144年，直到200年之后才在法律上实现了普选权，但是，美国宪法至今没有关于权利平等和非歧视的全面规定。《世界人权宣言》和《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规定的各项经济、社会、文化权利，除参加工会和选择工作等极少数几项权利之外，诸如衣、食、住和受教育的权利，工作、休息、工资、适当劳动条件、劳动保护和社会保障的权利，身心健康和家庭、母亲和儿童受保护的权利等等，都是美国宪法所不承认的。就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而言，美国宪法也只是要求政府不得侵害所列举的这些权利，并没有像国际公约所规定的那样要求“采取为实施权利所必需的立法或其他措施”，恰恰相反，它既不要求也不授权国会或联邦政府采取积极措施去促进和保护这些权利或为受害者提供补救办法。正如路易斯•亨金指出的：美国在人权方面“特别是在平等权利和经济社会权利方面所承担的义务，低于当代国际水平”，这是美国人权保护制度的“遗传的缺陷”。朱莉•迈尔图斯教授最近发表的文章也指出：“自联合国大会通过《世界人权宣言》以来，美国从未认真履行宣言的要求。……美国如果早在1948年就按这一要求去做，那就意味着承认种族隔离是合法化的歧视。如果在2004年这样做，那就意味着承认作为一项政策每一届美国政府都否认社会与经济权利是人权。”

　　人权成了共产主义思想

　　美国《独立宣言》是历史上第一个人权宣言，对世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但是，美国革命的理想现在主要用于出口，美国公民对这些理想已不太清楚。20世纪90年代初，美国某大城市曾进行过一次测验：向各阶层居民散发《独立宣言》中的某些引文，征求他们的看法。令人吃惊和啼笑皆非的是，结果有90%的人表示愤怒，宣称这是企图向他们灌输共产主义思想。无独有偶，朱莉•迈尔图斯教授最近也指出：“在美国，民众对人权的了解程度十分肤浅。美国有94%的成人和96%的年轻人不知道《世界人权宣言》。”他还引用一位美国教育家的话说，原因在于美国政府“觉得压制国内人权意识、同时以外国侵犯人权为借口实行制裁甚至侵略对它有利”。

　　就在美国国务院2004年5月17日发表了那份长达270页、封面上刻意配有微笑的伊拉克儿童图片的题为《2003—2004年美国支持人权和民主的记录》的报告(以下简称《记录》)，大肆吹嘘其在过去一年中如何在包括伊拉克在内的全球100多个国家“推进民主和人权”，同时对这些国家的人权状况进行了指责的时候，美军虐待伊拉克战俘的骇人丑闻被曝光，犹如一枚重磅炸弹震撼了国际社会，舆论为之哗然，举世为之震惊。《记录》本想通过渲染美国政府在世界上促进人权和民主的“业绩”来掩盖和冲淡虐俘丑闻，其结果是欲盖弥彰、越抹越黑，更加凸显了美国政府在人权问题上的伪善；本想通过对别国人权的“点名羞辱”来转移国际社会的视线，其结果是事与愿违，以羞辱别人开始，以自取其辱而告终。

　　虐俘事件严重损害了人类的尊严，公然践踏了国际人权公约和国际人道主义法，是对人权的系统、粗暴的侵犯，理所应当地受到全世界人民的同声谴责。这一事件在全世界面前暴露了美国“人权卫士”的反人权嘴脸，使人们看到了自由女神像背后的阴暗面，看到了美国向世界兜售的“人权天堂”里的“人间地狱”，一举将美国的“人权神话”打得粉碎。

　　虐俘事件曝光

　　美军虐待和羞辱战俘事件，并非孤立和偶然的事件，而是带有普遍性、系统性的现象。最初曝光的美军虐待战俘的照片只是极小的一部分，美国国会议员5月12日观看了1600多张尚未公开的虐俘照片和录像后表示，美军虐待伊拉克战俘的方式包括严刑拷打、人身羞辱和强制性行为，其程度比公众目前所了解的更加严重、更加令人恶心，给人的感觉就像是“掉进了地狱之中”。红十字国际委员会负责人皮埃尔•克拉恩布尔5月7日说：“虐待被囚伊拉克人事件并非仅限于臭名昭著的阿布格莱布监狱，而是系统行为。”事实表明，虐待战俘的事件早在美军入侵伊拉克之初就发生了，不光发生在阿布格莱布监狱，也发生在其他监狱。类似的事件也不光发生在伊拉克，早在阿富汗战争期间，美军就曾以同样的方式虐待和羞辱过塔利班战俘。

　　美军虐待战俘并非“只是少数几个士兵的行为”，也不仅仅是管理不善、缺乏纪律和培训所致，而是美国官方的不合理政策所致，是美国军方出于获取情报的需要而加以纵容的结果。根据路透社5月9日披露的一份美军机密调查报告，美国军方情报机关(MI)曾下令阿布格莱布监狱的宪兵对伊战俘进行严刑逼供。这份报告清楚地表明，美军对伊战俘的虐待是系统的侵犯，那些最令人羞辱的招数是美军情报部门为了摧毁囚犯意志而特意设计的。而《华盛顿邮报》披露，在阿布格莱布监狱发生的罪行是美国不合理的审讯制度所造成的，美国国防部和司法部2003年4月曾批准美军在关塔那摩基地使用20项让囚犯身心遭受重压的严厉审讯手段。

　　巧合与发人深思的是，发生虐待事件的阿布格莱布监狱曾是萨达姆政权关押囚犯的地方，是美国谴责萨达姆政权践踏人权的具有象征性的地方。美国一年前发动对伊拉克战争的理由之一是萨达姆专制独裁，践踏人权。美国因此把出兵占领伊拉克说成是为了“解放”伊拉克，给伊拉克人民以“民主”和“人权”。而一年多的事实表明，美军占领伊拉克后并没有给伊拉克人民带来多少人权，却带来了许多人权灾难。美军肆意侮辱穆斯林信众，滥抓滥捕，滥杀无辜，使数以万计的伊拉克平民死于非命。据红十字会的一份秘密报告，在从2003年伊拉克战争以来被拘捕的伊拉克囚犯中，有70%的人“是被错捕的”。

　　当萨达姆政权被推翻时，布什宣布，“伊拉克从此再也没有酷刑室、万人坑、强奸屋了”。但是，虐俘事件表明，在阿布格莱布监狱，萨达姆的酷刑室、强奸屋是没有了，但是，“解放者”的酷刑室、强奸屋却取而代之、应运而生。美国一再自诩美国人是“解放者而不是占领者”，但虐俘事件却使其“解放者”一说不攻自破。德国《柏林日报》说，虐俘事件“牺牲了美国所做出的最漂亮的诺言：民主、自由和维护人权”。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女发言人诺塔里也说：“美国让全世界看到了到底什么样的国家才是一个民主的、法治的国家。”

　　美国的监狱文化

　　事实上，美军虐待和羞辱战俘事件是美国国内固有的人权“罪恶”在国际上的一个延伸和反映，是美国在国际上长期藐视国际准则、推行霸权主义和单边主义的必然结果。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渗透在虐俘事件中的滥用暴力和种族歧视与仇恨原是美国长期存在的最严重的人权问题之一。美国的人权曾经长期是白种人的特权，种族歧视根深蒂固，至今仍然充斥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特别是“9•11”以后，美国对阿拉伯人的种族歧视随处可见，十分严重。《纽约时报》5月8日指出，美国“存在一种容忍暴力的监狱文化”。美国的囚犯比例世界第一，虐待犯人司空见惯，类似于美军对伊拉克战俘的所作所为在美国国内各监狱也经常发生。美国人权组织的报告显示，美国监狱内针对囚犯的暴行每年约有10万起，前弗吉尼亚司法厅长认为至少有25万起，最高可达60万起。此次曝光的虐俘事件就像一面镜子，从一个侧面折射出美国在国内和国际上侵犯人权的糟糕纪录。

　　美国被开除了

　　俗话说，人贵在自知之明。其身不正，何以正人？美国自身的人权问题一大堆，根本没有资格充当“世界人权法官”。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在其不良的人权记录因虐俘事件日渐大白于天下，国际社会的谴责之声不绝于耳之时，美国国务院却抛出了题为《2003—2004年美国支持人权和民主的记录》的报告。《记录》照例将美国自己打扮成“世界人权样板”，闭口不谈美国自身的人权问题，只字不提美军虐俘丑闻，却大言不惭地大谈美国促进世界人权和民主的“工作”，肆无忌惮地指责别国人权。这不能不说是对美国的一个绝妙讽刺，也是留给世人的一个笑柄，让人们进一步看清了其虚伪实质。可以说，虐俘将是美国永远擦不去的污点，并将与美国《人权报告》一起永远留在全世界人民的记忆之中。不难想象，今后，每当每年美国国务院发表《人权报告》的时候，人们很自然地会联想到美军虐俘的那些照片。

　　早在2000年5月3日，在联合国人权委员会的改选中，美国与法国、瑞典和奥地利四国共同竞选分配给西方国家的三个席位。结果，美国在53票中仅获29票居于最末而落选。这是自1947年成立该委员会以来美国首次被排除在外，这对一向以“人类人权卫士”、“世界人权法官”自居的美国无疑是当头棒喝。美国的落选表明，美国长期以来在国际关系中搞对抗、搞霸权已犯了众怒；在人权问题上对美国自己和其他国家实行双重标准，使它失去了评判世界和别国人权状况的资格。

   •砸向自由贸易的 “301” 大棒

　　在国际贸易中，各国都希望扩大出口，使本国商品或服务抢占外国市场。同时设置贸易或技术壁垒，限制进口。因此，当本国的资源相对匮乏，分享世界资源就成为大国贸易的必然。于是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各国迫切需要消除种种壁垒，关贸总协定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这一问题。然而，美国逐渐感到关贸总协定不能有效地维护美国利益，尤其是通过互惠协定，各成员国做出让步，以换得相等的贸易利益，更让美国难以接受。美国认为，自己在降低关税和市场准入等方面做了相当让步，然而其他成员国并没有给美国相等的利益，甚至采取其他扭曲贸易关系的措施，树立障碍，损害了美国的利益。若协商不能解决，依靠关贸总协定的争端解决机制不能有效地解决问题。

　　强买强卖的法案

　　基于上述背景，20世纪70年代，美国贸易出现的巨大赤字使美国将各国的贸易不公平措施视为症结。于是美国国会在1974年通过了《贸易法案》，该法案的第三部分，叫做“不公平贸易之纠正”，其中第一条款内容为“回应外国政府的某些贸易做法”，即“301条款”，又称“普通301条款”（狭义的“301条款”）。该条款规定，当认定贸易对手采取“不正当的”、“不合理的”或“歧视性的”贸易措施，并使美国产品拓展海外市场受到限制时，美国贸易代表可根据总统的指示采取强制措施，主要是对其进口的某些产品实行高关税，关税最高达100％。

　　 1988年美国对“普通301条款”进行修正，修正后的“301条款”适用范围更广泛，包括“普通301条款”、“特别301条款”、“超级301条款”及其体配套措施（广义的“301条款”）。所谓“超级301条款”是根据美国1974年贸易法中的“301条款”修订的。它要求美国政府贸易代表从1989年起，每年在４月30日以前确定一份美国认为在实行“自由贸易”方面做得不够的国家或“市场最封闭”、“最不公平”的贸易伙伴和贸易领域的名单，并向国会提出报告，然后在规定时间内，通过“谈判”迫使这些国家同意采取开放措施，如果贸易纠纷仍无法解决，美国就可以对这些贸易对手实施单方面贸易制裁。所谓“特别301条款”是专门针对保护美国人的版权、专利和商标等知识产权问题而制定的。该条款与“超级301条款”一样，由美国单方面勒令对方在限定的时间内与美国谈判解决纠纷，如果不能满足美国的要求，将对这些国家向美国出口的产品征收高额关税，以示报复。“301条款”制度的范围逐渐扩大，将原先的贸易报复权，由总统转到贸易谈判代表办公室，从而使贸易的谈判者权限大大增加。

　　“301条款”历经修改，最终发展成为一种保护美国贸易利益的制度，是美国人利用贸易政策推行其价值观念的一种手段。“301条款”的核心是以美国市场为武器，强迫其他国家接受美国的国际贸易准则，以此维护美国的利益。其威力不在于条款本身，而在于它所带来的报复性后果。按照“301条款”的有关法律规定，如果其他国家的商品进入美国市场，那么该国就必须以同等条件开放市场，一旦美国人认为开放国的贸易政策和行为不符合美国利益和标准，美国就会挥舞“301”大棒，动用“301条款”制裁，以此达到强迫贸易伙伴改变其贸易政策的目的。

　　301条款——频繁使用的杀手锏

　　美国在克林顿政府时期，一心要打开壁垒重重的日本市场，在谈判未果的情况下，美国政府单方面宣布，根据美国贸易法中的“301条款”，对来自日本的豪华轿车征收100％的关税。理由是：日本从1993年就同意谈判解决日本汽车市场的开放问题，但一直拖了两年都没有和美国开始谈判。结果，日本最后向美国车商打开了汽车市场的大门。1998年-1999年，欧盟和日本将美国告到WTO，主要就是认为美国的“301条款”是单方面的行动，违反了WTO的原则。WTO最终的裁决结果是美国在不违反WTO的原则的前提下，可以运用“301条款”。

　　依据美国贸易代表的1989-1999年的年度特别“301条款”的信息表明，中国作为美国“301条款”法律制度的最大的受害国，几乎每年都被列为重点外国和重点观察国名单，通过美国国内的贸易制度干涉中国的贸易政策。分析其中的原因，美国对中国实行“301条款”的法律威吓的动机和原因有服务其政治目的的，但具体原因则是美国借口中国的贸易进口政策、标准和出口补贴、知识产权存在保护障碍以及其他保护障碍实施攻击性的单边主义，通过潜在威吓的作用打开中国市场，是一种典型的为了美国的利益恶意运用权利，达到美国的贸易目的。

　　 1989年实施的“特别301条款”是美国将知识产权问题与贸易问题捆绑的标志。它规定在每年的3到4月，由美国的专门机构对与美有贸易关系的国家的知识产权保护的法律、政策层面以及某些具体行为情况进行总体评价，由此形成重点国家、重点观察国家、一般观察国家和其他国家等名单。对于名列重点国家名单的国家，美要与其进行谈判。

　　中美历史上重大的正式的知识产权谈判共有四次。1989年“特别301条款”实施第一年，中国就进入了4个重点观察国家的名单(当时还没有重点国家)。1989年5月开始第一次中美知识产权谈判。1991年4月中国再次进入“特别301条款”重点国家名单，在最后双方达成的备忘录中，对以下四方面提出了立法和修改的明确要求：药品和农业化学物质，文学、艺术作品以及唱片，计算机软件和商业秘密。1996年第四次谈判之后，美国同意“将中国从‘特别301条款’的重点国家名单中去除”。美国在此后的“特别301”年度报告中，一直将中国列为受“306条款”监视的国家。此条款比“301”要严格很多，若发现中国执行双边知识产权协议的努力减退，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将可直接对中国采取贸易制裁行动。

　　作为美国贸易法相关的“301条款”，只是美国内法的组成部分，只对美国国民发生效力和管辖权。然而美国希望通过“301条款”达到一种贸易平衡，即我对你开放了多少市场，你就应该对我开放多少市场。表面看这是平等的互惠政策，其实是不公平的，它忽略了各国的实际情况，强迫各国接受美国的标准，确立的一系列制度强迫外国政府的国内贸易政策和美国的国内政策保持一致，极大地影响其他国家的国内立法，无异于削足适履，拔苗助长，打破了其他国家的市场平衡。这种将自己本国法律国内效力单方面延伸至具有域外效力，是违反国际法准则的，是美国强权经济、在国际贸易上采取双重标准的体现。

　　美国历届政府对“301条款”一贯支持并大加推行的政策，更促使了美国利益团体动辄就挥舞“301大棒”。

　　从中国工人手里争就业机会

　　 2004年3月19日，美国最大的工会组织——美国劳工联盟及产业工会联合会(简称“劳产联”)在其网站上发出了一则消息，宣布已经向美国贸易代表提出请求，希望美国政府动用“301条款”，“制止中国人为压低劳动力成本”的行为。这是美国工会组织第一次利用“301条款”中有关贸易权利条款，要求对他国进行制裁，也表明美国的非政府组织鼓动政府向中国施压的频率正在增加。拥有1300多万会员的美国“劳产联”，在向美国贸易代表佐利克递交的信件中指出：一些中国民工陷入“每天工作18小时的噩梦”之中，他们在缺乏保障的情况下，使美国工厂失去成千上万个就业机会。“劳产联”会长斯威尼表示，这是首次引用1974年通过的《贸易法》“工人权益”部分，要求布什以“301条款”制裁中国。他们要求政府根据美国法律而不是世界贸易组织制裁中国，要求布什政府与中国谈判，使中国劳工状况符合“国际标准”。

　　中国方面认为，美国团体对于中国劳动力成本的指责属于“无稽之谈”；中国的劳动力成本低，完全是由于劳动力丰富、供过于求所致；中国政府非但没有有意压低劳动力成本，反而多次提高了最低工资标准。从统计数据看，中国工人的周平均工资低于周边国家和地区的标准，但这主要源于中国经济的“二元结构”，农村大量富余劳力向市场提供了源源不断的供给，因此中国制造业的劳动力成本处于较低水平；即使中国东部地区的工资水平有了大幅提升，但中西部地区剩余劳动力流向东部，东部企业仍然可获大量廉价劳动力。

　　“劳产联”的做法并不是真正针对中国的劳动力价格，而是阻止美国的产业向中国进行转移。美国的一些州政府已经制定了法律，禁止美国的高新技术产业进行外包业务，美国的参议院也正考虑制定法律，阻止由美国政府组织的外包项目。这种法律是美国禁止企业将生产重点转向中国的表现，说明美国为解决国内就业问题，已经开始动用法律武器对中国进行限制。温家宝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提出，要利用国际产业结构转移的时机，促进中国的产业结构升级。如果美国禁止其产业向中国转移，势必影响中国的产业结构布局。

　　自从2003年9月美国财政部长斯诺离开北京后，人民币汇率问题的争论就渐渐淡出人们视野。然而时隔一年后，2004年9月9日，“劳产联”联合26家纺织、钢铁、农业公司组成“中国货币联盟”，再次对人民币汇率发难。他们认为中国为了确保出口商品的价格低廉，采取了一整套不公平做法，人为地压低人民币的汇率，使得中国出口商品价格比竞争对手的产品价格上便宜了40%，中国还禁止工人成立自由工会谋求公平合理的报酬等。“中国货币联盟”向美国政府提出一份长达200页的文件，要求美国政府根据“301条款”对中国是否操控货币进行调查，并实施制裁。这又是一场美国单边主义贸易条款带来的闹剧。

　　•美国相信的是武器装备，需要的是“核垄断”

　　作为现在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美国的所作所为，进一步直接或间接地阻碍了国际裁军和军控进程。在美国看来，国际裁军和军控只有在有利于自身安全时才值得支持，不利于自身发展军事力量时就不值得支持。这种不愿意接受约束与限制的强烈的单边主义倾向，无论过去、现在还是未来，都是国际裁军与军控努力的最大障碍。美国保持着世界上数量最多、质量最精的核武器。然而，它不仅未放弃核威慑政策，反而加强了核武器在安全战略中的地位；同时，美国没有停止对外空武器包括导弹防御系统的发展，在裁军和军控领域实行着单边主义，奉行双重标准，对全球战略稳定产生了极为消极的影响。

　　一些欧洲报刊尖锐地指出，美国眼下标榜的自身的“绝对安全观”，在损害着别国正当安全利益的同时，也阻碍着国际裁军和军控进程。本来，裁军和军控的目的在于增进安全，而安全必须是各国的普遍安全。但美国为了自身的安全而牺牲他国的安全，要求别国严格履约，却又将自己凌驾于国际法之上，甚至把裁军当作自己谋求单方面安全优势的手段和控制弱国的工具。美国相信的只有把自己武装到牙齿的精良武器装备，对核武器这柄达摩克利斯剑更是如此。

　　美国军费开支打着滚儿往上翻

　　在瑞典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2003年6月公布的《2003年年鉴》中指出，全世界军费开支的总额为7940亿美元，比一年前增长了6％，其中美国的军费就接近全球军费开支的一半，达到43%。如果按照这个速度发展下去，美国2005年有望超过全球一半的军费开支。自从布什上台以后，美国的军事预算就节节升高，而且仅在2002年就提高了10%，达到3357亿美元。

　　布什政府确实也是这么做的。2004年1月20日晚，布什发表了他任期内的最后一次国情咨文，为谋求连任营造气氛，大肆渲染他上台3年来的政绩。对此，英国媒体刊登了布什上台以来的一系列军事、财政统计数字，布什成为美国历史上最能花钱的总统。

　　布什上台后穷兵黩武，先后发动两场战争，导致美国债台高筑。反战人数尽管众多，但是战争加在美国人民头上的费用更多，高达1000亿美元。在布什上台之初，国库里还有克林顿政府给他留下的1270亿美元的财政盈余，可是布什在3年之内就把它们挥霍一空，而且又给美国人民增加了3740亿美元的财政赤字，创造了美国历史上财政赤字之最。布什总统似乎并不在乎，他表示：“现代战争耗资巨大，但效果也很明显，美国愿意为此付出代价。”

　　于是，2005财政年度军费预算在这样的指导思想下出炉了。布什在2004年2月2日把一份总额为4017亿美元的预算案提交给国会讨论，这一预算额比2004财年高出7个百分点。该预算案中还不包括阿富汗和伊拉克战争所需的花费。国防部2003年曾经得到国会870亿美元的战争追加拨款，并准备在2004年晚些时候再次提出追加拨款要求。

　　导弹防御系统——美国出尔反尔

　　在提出高达4017亿美元的2005财政年度军费预算后，布什政府已经将构建美国导弹防御系统作为国防项目的“重中之重”。美国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则在一份书面声明中说，这项预算将为美国提供必要的财源，以应对美国面临的国家安全环境。声明说，预算的重点将是提高军人生存质量，改善情报搜集能力和强化五角大楼宏观调控全局的能力。声明还说，预算方案表明布什政府致力于在全球进行反恐怖战争。布什政府表示，美国需要在20世纪80年代里根政府“星球大战”计划的基础上，发展先进的导弹防御系统。

　　布什上台后加快了研制和部署国家导弹防御系统的步伐。2001年12月13日，布什宣布美国退出《反弹道导弹条约》，为美国部署国家导弹防御系统铺平了道路。

　　 20世纪70年代初，美国和前苏联都拥有强大的核打击力量，都可以在遭到核攻击后仍有还手报复的能力。在这种历史背景下，在“相互确保摧毁”核战争理论指导下，美苏两国，于1972年签订了《反弹道导弹条约》。当时，该条约被视为全球战略稳定的基石。国际战略稳定领域中的其他32个条约均在《反弹道导弹条约》基础上建立。因此，该条约被世界各国公认为是世界史上最重要、最成功的国际军控条约。在它的约束下，维持世界和平近30年，世界始终保持着战略稳定和平衡。

　　冷战结束后，拥有世界上最大核武库和最先进常规武库的美国，不顾《反弹道导弹条约》的有关规定，加速研究、发展和准备部署国家导弹防御系统，谋求进一步占据地面和空间的绝对垄断的战略优势。1999年3月，美国国会两院通过了有关部署国家导弹防御系统的法案。2001年年初布什上台执政，凭借霸权主义的心态、单边主义信念以及一心阻止未来“挑战型”强国兴起的地缘战略，在言辞、姿态和行动几个方面咄咄逼人，一意孤行，推行强权政治，宣布美国要加紧实施国家导弹防御系统。

　　美国要部署国家导弹防御系统，首先就要修改或退出《反弹道导弹条约》。为此，美国曾派出高级官员到莫斯科、欧洲和亚洲等有关国家进行游说，但收效甚微。与此同时，美国加紧进行国家导弹防御系统的导弹拦截试验取得成功，特别是2001年12月3日进行的拦截导弹试验，成功地识别了来袭的真假弹头并将其击毁。美国经济从2001年3月起走向衰退，结束了创记录的10年高速增长期，而“9•11”事件更使其雪上加霜。美国为了经济复苏，退出《反弹道导弹条约》，部署国家导弹防御系统，从而使世界战略失去平衡，进而引发新的军备竞赛。美国是军事大国，需要借助军备竞赛手段，促进军贸，拉动美国经济复苏,永远保持其霸权大国的地位。加上美国对阿富汗的战争取得了阶段性的胜利，美国认为时机已到，于是宣布退出《反弹道导弹条约》，从而为其部署国家导弹防御系统扫清了障碍。

　　美国退出《反弹道导弹条约》是历史的倒退，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强烈反应。俄罗斯总统普京指出：布什的决定是错误的。许多国家也都批评布什的这一决定将破坏全球的战略稳定，并引发新一轮军备竞赛。就连美国参议院多数党领袖达施勒也指责说，布什此举是给许多长年致力于军控事业人士的一记耳光。

　　我可以卖武器，你们不许卖

　　其实美国更是在给自己一记重重的耳光，在国际裁军大会上、在核不扩散问题上，在对伊拉克、对伊朗、对朝鲜的核问题上，叫嚣得最厉害的也就是美国。世界在担忧的同时也不觉得过分惊讶，这都在意料之中，因为美国相信的就是武器装备，需要的就是这样的核垄断。在防核扩散和军售方面，美国奉行双重标准，作为世界上最大的武器输出国在国际市场上倾销其先进武器的同时，却又要求别国实施防扩散和军控措施。

　　 2002年6月6日，美国国务院负责不扩散事务的助理国务卿约翰•沃尔夫在美国国会参议院政府事务委员会的国际安全、扩散和联邦服务小组委员会作证时说，如果俄罗斯不为停止向伊朗等国家扩散大规模毁灭性武器改进执法工作，就会面临遭到美国制裁的危险。沃尔夫指出，美俄关系“正在经历摆脱冷战期间敌对关系的巨大转变”，“我们仍然担心……俄罗斯的一些实体向扩散国提供生产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和导弹的相关技术。”在列举俄罗斯与伊朗进行“敏感合作”的事例后，沃尔夫对参议员们说美国官员“已明确向俄罗斯表示，俄罗斯必须采取执法行动，停止向扩散国提供援助，而那不仅是指伊朗。”他说：“如果俄罗斯不采取行动终止这种援助，也许美国必须采取制裁措施。”

　　对中国，沃尔夫也妄加指责，表示“中国在不扩散问题上的表现继续令人担忧，中国对防止生化武器扩散的管制和执法仍存在着漏洞，要制订有关的法律法规，使中国领导人宣布的不扩散政策成为现实”。

　　而对于盟国——中东的以色列，美国政府则是一贯的纵容、扶持其核力量的发展，自己扮演的正式“扩散国”的角色。美国科学家联合会及瑞典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学院指出，以色列拥有至少200枚核弹头。如果这一说法属实，就意味着以色列已经成为全球第五大有核国家。就连美国国会技术评估办公室1993年撰写的一份报告也称，以色列已拥有“未经公布的化学战进攻能力”，而且制定有“未经公布的生物战计划”。以色列没有在核不扩散条约上签字，联合国国际原子能机构专家不会进入其境内进行检查，更不能对其进行制裁。以色列政府的政策是：既不证实也不否认自己拥有核生化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这样的政策使得以色列在国际上具备了相当高程度的威慑能力，更避免了与美国的武器扩散政策和法律产生直接冲突，使以色列每年仍能从美国那里获取30到40亿美元的经济援助。以色列政府始终对自己是否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问题讳莫如深，并不急于揭开这一谜底，美国政府在这一问题上同样“保持着沉默”，也从未想过就此问题向以色列方面施加压力。

　　2、输了地球，赢了世界又如何？

　　无赖：形容词。指不忠、不亲、不恭，不受制约或不负责任，离经叛道，具有变态的野蛮或无法预言的意向。  

　　                                                 ——《韦氏百科详解词典》

   •贫困的黑非洲还是一蹶不振

　　南非总统姆贝基曾经把21世纪称为“非洲的世纪”，认为这个世纪将为非洲实现复兴提供千载难逢的机遇。专家指出，为实现经济可持续增长，使非洲得以摆脱贫困，它需要在10年间至少保持6%的经济增长率。但是，检视这片热带大陆的现状，目前几乎没有一个国家能够长久保持这样的经济增长速度。人们又不禁慨叹：新千年实际上并没有赐福非洲，贫困的黑非洲还是一蹶不振。

　　多灾多难的非洲大陆

　　自然灾害给非洲带来重大损失。在莫桑比克，洪水淹没了村庄和庄稼，冲毁了公路和其他基础设施。在非洲之角（包括索马里和埃塞俄比亚东南部的非洲最东凸出部）和肯尼亚，旱灾导致牲畜大量死亡，农业受到毁灭性影响。连年的战乱给这片大陆带来的更是无尽的痛苦。根据一项最新的统计数据，在1999年8月至2000年8月间，非洲大陆有10万人在武装冲突中丧生，其中60%是撒哈拉以南地区的非洲人。据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透露，1999年年底，非洲约有420万难民和无家可归者。更为可怕的是，据2000年7月公布的一份联合国研究报告称，非洲有2530万人感染了艾滋病毒，占世界艾滋病人群体总数的3/4。报告估计，在艾滋病的打击下，病情最严重的国家的国民财富将下降15%至20%。

　　 “非洲只剩下未经开发的森林、可被利用的木材和没有乘客的非洲航空公司。” 观察家们甚至这样说，“如果把石油、黄金和钻石排除在外，非洲再也生产不出能够真正吸引西方国家的东西了”。在30年的时间里，非洲失去了市场份额，包括在原材料和传统的基础产品方面。世界银行最近的一份报告表明，非洲48个国家的国民生产总值与比利时相等。在这种情况下，非洲从自己的财富中得到的资金最多只是用于还债，或者用于维护“消化道”，换句话说，就是维护独裁者、专制君主、国家之父和地方牧师。至于其他，非洲经济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片广阔的废墟。赞比亚铜带省的铜矿已关闭很长时间了。原材料（如咖啡、可可或花生）价格一落千丈，以至于农民逐渐放弃了这些原材料的种植，而改种其他更赢利但需要偷偷种植的东西，如麻类植物、北美大麻。在某些地区，货币几乎消失，人们又重新回到物物交换的经济时代。

　　在非洲大陆很多地方，人们看到，被解雇的官员当上了偷偷摸摸的商贩、“轮胎修理所”或“钟表修理所”的老板。大学生毕业勉强维持生活，失去社会地位，而妇女则费力地种田。除此之外，非洲还有什么呢？人们现在只是谈论埃博拉病毒在乌干达北部造成的灾害，哀叹婴儿死亡率上升和人均寿命灾难性地下降。

　　美国欠非洲人民的

　　然而，谁真正关心这些问题呢？对于将非洲视为无足轻重的小角色的西方国家政府来说，它们只是针对有关非洲种种灾祸和苦难的电视转播，寻找一种“权宜之计”而已，还没有找到可以在短期内解决非洲任何一个问题的办法。在这其中，美国又扮演着怎样的角色呢？19世纪初，美国为了适应资本主义发展的需要，不断进行领土扩张和拓殖，也把手伸向了非洲，与欧洲列强争夺非洲的殖民据点。非洲的长期落后和贫穷固然有其自身的原因，但与西方列强的长期殖民统治和掠夺是分不开的。美国等西方殖民者对非洲人民是欠了债的。但是，在近年来的全球化浪潮中，非洲似乎又成为一个“被遗忘的角落”，被“边缘化”的危险日益加剧，与世界其他地区的差距越拉越大。

　　 2003年，美国的反恐政策导向影响着整个国际外交，它对其他全球面临的紧迫问题的忽视或根本无视于全世界的积极发展。美国在军事方面的投入达到4500亿美元左右；而在解决贫困、环境恶化以及疾病传播等全球问题上的投入不超过150亿美元。换言之，美国用来杀人的钱和救人的钱在比例上是30：1。美国狭隘的对外策略在非洲的苦难与不幸面前显得苍白无力。置其他重要问题于不顾而一味强调反恐，以及在反恐方面对军事手段的倚重，是无法带来和平与繁荣的，也不能显著地减少甚至相反地增加了袭击事件的发生。

　　2001年，当3000名无辜的人在美国死于“9•11”事件时，每天都有8000个无辜的儿童在非洲死于疟疾。不过疟疾是可以预防和治疗的。问题是大多数非洲国家都太贫穷，无法采取相关的措施来拯救这些孩子的生命。然而，美国在伊拉克用来荼毒生灵的一天的花费,就远远超过了它一年在帮助非洲国家解决疟疾问题上的收入。既如此，美国都一直喋喋不休地声称它是世界的领导。

　　说话不算话

　　具有讽刺意义的是，美国声称联合国未能言出必行，布什最近在伦敦还宣称，“联合国的威信取决于它是否决意遵守承诺，以及在需要行动的时候采取行动”。然而，美国自己却经常对联合国食言。2000年，在联合国千年大会上，美国承诺致力于缓解全球贫困，但是自从会议结束，从美国政策制定者那里似乎只能听到有关行动的只言片语。迄今为止，朝着这个方向它几乎裹足不前。2002年3月，在墨西哥蒙特雷举行的联合国全球发展筹资大会上，美国签署了《蒙特雷共识》。根据该文件，富国将允诺提供的发展援助比例提高到其国内生产总值的0.7%。据此，美国的对外援助每年应该有600亿美元，但是布什总统却完全忽略了这个承诺。2001年，美国在多哈宣言里还承诺对世界最贫穷的国家开放市场。但是，2003年初夏，美国在世界贸易组织坎昆会议上拒绝对外开放市场，经济落后的非洲国家也包括在内。类似的例子举不胜举。

　　当然，在推动全球发展目标上，未能履行对联合国承诺的并非仅美国。但是因为美国是目前世界上最富有、最强大的国家，而且美国要领导全世界，它的食言行为带来了极为恶劣的影响。如果美国真的想扼制恐怖主义，它必须意识到极端主义、贫困以及环境恶化问题之间的内在联系。美国需要明白，到处都是为生存而苦苦挣扎的穷人，世界财富不均衡的流向是导致世界不安的重要因素。

　　还要把非洲当棋子

　　更重要的是，非洲对于美国意味着什么呢？在美国历届政府看来。非洲仅仅是美国外交棋盘上的一颗棋子。布什2003年7月的非洲之行，也无不体现出这一点。在出访非洲之前，布什于2003年6月底在华盛顿出席了非洲企业协会年会。他在会上详细阐述了美国非洲政策的三大目标，即帮助非洲实现和平与安全、提高非洲人的卫生和文化水平以及通过贸易促进非洲经济发展。布什就任总统以来首次非洲之行，美国政府刻意强调对非政策在美国外交中的“重要性”。可是人们不会忘记，在2000年竞选总统时，身为总统候选人的布什表示，“在可预见的未来，非洲不会成为美国外交的重点地区”。

　　美国为什么要走这颗棋子呢？首先，尽管美国宣布赢得了伊拉克战争的胜利，但布什政府是在国际社会普遍反对的情况下发动战争的，美国在道义上丢分不少，推行的外交政策对国际安全和秩序构成威胁。为了挽救美国的“国际形象”，布什政府急于向国际社会表明，除了动用武力外，美国没有忘记承担“超级大国”的其他责任，而帮助贫困落后的非洲国家恰好可以体现这种责任。为此，布什政府在5月底批准设立150亿美元的艾滋病防治援助资金，非洲国家是这笔资金援助的重点地区。其次，国际反恐形势的发展要求布什政府加强同非洲国家的合作，特别是与“非洲之角”国家的合作。伊拉克战争结束后，美国面临的反恐形势依然严峻，贫困落后、战乱频仍的非洲国家极有可能成为恐怖分子新的藏身之地。美国政府认为，要遏制恐怖主义的发展，加强同非洲国家的合作是必不可少的。第三，非洲国家丰富的矿产资源和广阔的市场对美国工商界也有很强的吸引力。近年来，美国对非洲的出口呈现上升趋势，美国在非企业的投资回报率也高达36%。此外，布什已宣布将参加2004年美国总统选举，而黑人选民的选票在选举中的地位不可忽视，布什访问非洲并承诺向非洲国家提供援助可以赢得黑人选民的好感。最重要的还有一个因素，那就是欧洲已经对非洲进行了全方面的干预，美国不甘腾出非洲空白。美国国务院的一位官员透露说：“眼下，英国正对塞拉利昂进行干预，法国正在对刚果进行干预，美国自然不甘心落后了。”

　　尽管美国政府为布什访非营造了气氛，但非洲大陆的分析人士对布什此行并不抱太大的期望。肯尼亚一位学者日前在接受美联社记者采访时认为，布什的非洲之旅是为维护美国的安全利益而进行的，他到底能给非洲国家带来多少现实的利益？一贯被美国所轻视的非洲，仅仅作为外交战术需要的非洲，在言出不行的美国的偶尔慈善“关怀”下能真正得到什么呢？

   •寿终正寝的《京都议定书》

　　环境保护主义是美国发明的。1864年，乔治•珀金斯•马什出版了《人与自然》一书，成了美国首位自然资源保护论者。同年，亨利•戴维•梭罗的遗作《缅因森林》呼吁建立国有森林。西奥多•罗斯福总统，一位提倡保护资源的总统，共建立了17个国家公园和文物保护地，为国家公园管理局的成立奠定了基础。他的远房亲属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步他的后尘，在大萧条时期成立了地方资源保护队，通过修建环境保护的基础设施来提供工作机会。1962年，雷切尔•卡森和她的重量级畅销书《寂静的春天》面世。这本书被称为环保运动“让全世界震耳发聩的一炮”。该书无可辩驳地阐明，被视为进步的现代生活方式之基础的化学制剂，实际上正在毒害着食物链中包括人类在内的大部分生物。她开创的事业已像滚雪球一样不断发展壮大，以致理查德•尼克松总统于1970年设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环境保护局。

　　类似的例子不胜枚举，在过去一百多年的时间里，美国一直是环境问题方面的先驱，开始它只是关注国内的问题，后来在臭氧空洞、全球变暖这一重大的全球性问题上，美国也一直都在扮演领导者的角色。但是，因为美国拒签执行《京都议定书》，美国的环境政策在全世界看来代表了美国所有的错误行为，美国在这一问题上的领导角色只是为了发号施令而自己并不承担义务。

　　美国——全球环境的最大污染者

　　美国人口仅占全球人口的３％至４％，而所排放的二氧化碳却占全球排放量的25％以上。美国曾于1998年11月签署了《京都议定书》。2001年３月，布什政府以“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将会影响美国经济发展”和“发展中国家也应该承担减排和限排温室气体的义务”为借口，宣布拒绝执行《京都议定书》。

　　在2000年的竞选活动中，作为总统候选人，布什说过他将会强行限制发电厂的废气排放量，给人们留下了他当总统后会关注环境问题的印象。然而，就职典礼刚刚过去六个星期，新政府就撤消了此前公布的保护濒临灭绝的大马哈鱼和鳟鱼的一些措施。然后，2001年3月13日，布什放宽了对发电厂排放物的管制，这和他在竞选期间做出的减少二氧化碳排放量的承诺恰恰相反。他一意孤行，全然不顾环境保护局局长惠特曼的劝阻。惠特曼说，“我强烈建议您继续承认全球气候变暖是一个确实存在的严重问题”。她补充道，“总统先生，这是一个关系美国在国际社会中的信誉问题”，“同时也是一个会在国内引起反响的问题。我们需要表现出兴趣。”而总统辩解说，由于电力缺乏，我们的经济处于紧急状态，目前获取更多的电力比处理排废问题更重要。紧接着，3月20日，他下令放宽了对饮用水中砷含量的限制，第二天又推迟了旨在保护森林地带集水区的采矿规定的实施。
   《京都议定书》代表了全球全人类的共同利益，拒签《京都议定书》的决定似乎就更凸显了布什政府根深蒂固的狭隘自私的国家本位利益观和轻视环保的态度，并成为美国挥霍无度、漠不关心和高傲自大的一个象征。正如布什的环境保护局局长克丽斯廷•托德•惠特曼所认为的，就本届政府而言，《京都议定书》已经“寿终正寝”了。

　　《京都议定书》的内容

　　《京都议定书》脱胎于《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以下简称《气候框架公约》)。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在巴西里约热内卢举行。这次会议被视为“人类实现可持续发展历程中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史称“里约地球峰会”。《气候框架公约》通过得并不轻松。在拿到里约会议上之前，联合国设立了一个政府间谈判委员会，为此进行了一年半的马拉松谈判，才在1992年5月22日(离里约会议开幕还有12天)达成协议。这样，人类总算是有了第一个为全面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的国际公约。

　　《气候框架公约》于1994年3月生效。到了1995年，已经有超过50个国家批准了《气候框架公约》，于是公约的缔约方第一次大会于当年的4月在德国柏林举行。会议规定，今后每年都举行一次公约缔约方大会。1996年，第二次缔约方大会在日内瓦举行。因为《气候框架公约》只是一个原则性的、概念性的公约，对各国的约束力也是很含糊的，要真正能达到使各国减少排放温室气体的目的，就需要订立一个约束力更强的、明确规定各国控制温室气体排放量之义务的议定书。于是到了1997年，在日本京都召开第三次缔约方大会时，通过了著名的《京都议定书》。

　　《京都议定书》规定，到2010年，所有发达国家排放的二氧化碳等６种温室气体的数量，要比1990年减少5.2％，发展中国家因为经济欠发达而不承担减排义务。对各发达国家说来，从2008年到2012年必须完成的削减目标是：与1990年相比，欧盟削减８％、美国削减７％、日本削减６％、加拿大削减６％、东欧各国削减５％～８％。新西兰、俄罗斯和乌克兰则不必削减，可将排放量稳定在1990年水平上。议定书同时允许爱尔兰、澳大利亚和挪威的排放量分别比1990年增加10％、８％、１％。《京都议定书》需要在占全球温室气体排放量55％的至少55个国家批准之后才具有国际法效力。欧盟、日本、俄罗斯、中国等政府相继批准了《京都议定书》，批准议定书的国家超过了55个，但批准国家的温室气体排放量仅为全球温室气体排放总量的36％，尚不足以使《京都议定书》生效。

　　美国人说：破坏环境太危险

　　事实上，因为世界各国尤其是发达国家的工业发展，二氧化碳的大量排放使得天上臭氧层早已破了个洞，严重危害着全体人类的健康，需要修补而且要快。在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的领导下，关于臭氧层枯竭的国际研讨早在1976年就开始，1981年各国政府开始谈判，1985年通过了《维也纳公约》，但就“分阶段停止使用破坏臭氧层的物质”达成的，仅仅是外交上典型的一纸空文，没有目标，没有抑制手段，也没有任何有约束力的义务。时任美国环境保护局长的李•M•托马斯坚持认为，“在这种事情上美国应该带头站出来”。1987年夏天，理查德•E•本尼迪克大使被派往蒙特利尔，率领美国代表团去进行谈判。9月，在美国的领导下，达成了一个明确有效而又得到广泛国际支持的《蒙特利尔协议》。

　　但随着新的保守主义的抬头，美国的政治主张在两届里根政府和1988年的老布什政府期间明显变化了，反对“据认为掌握在不创造经济价值的官僚手中那些束缚有经济效益企业的条文”。里根的第一任内政部长詹姆斯•瓦特削减了旨在保护濒危物种项目的资金，推动了将偏远荒凉的地区租借出去开发石油、天然气的努力，并从联邦政府的管辖范围内大幅度减少了环境规划管理方面的责任。老布什政府的白宫办公厅主任约翰•苏努努，也认为环境保护主义者的立场往往是意识形态上的，由于没有足够的科学证据证明破坏环境的危险性，也无法证明其提出的某条措施的有效性，所以常常阻碍经济发展。他说，“如果你要做出的决定牵涉到上万亿美元，会影响到百万个工作岗位，就应该在已知的事实基础上作出决定，而不是被感情所左右。”苏努努反映了美国参议院的态度，而任何国际条约都需要参议院的批准。

　　布什政府仔细掂量着成本与收益的关系，开始小心翼翼地为里约热内卢会议做准备。会议前夕，欧共体达成一项将美国包括在内的空泛条约，放宽了对目标和时间表的要求。布什在1992年6月13日参加里约热内卢地球峰会。当被问及欧共体是否正在扮演新的领导角色时，欧共体的秘书长劳伦斯•简•布林克霍斯特说：“可想而知，我们正在走向那个岗位。”然而，布什却坚持说，“我们是领导者，不是追随者”，“美国人的生活方式不是拿来谈判的”。共同的标准都是经济。谁也不是真想改变美国的制度，尽管会抱怨美国人铺张浪费的生活方式，批评美国以世界人口的4%占了全球废气排放量的25%强。

　　民主党的克林顿政府后，共和党42年来第一次在众议院获得了控制权，议长纽特•金格里奇对环境保护主义的态度在一次报纸的采访中暴露无遗。他说，“我热爱环境，但我在热爱环境时很吝啬。” 众议院自然资源委员会主席唐•杨表示：“我看到一棵树，就如同看到一张用来擤鼻涕的纸。”他还补充说：“环境保护主义者是一个社会集团，这些人是民主党的工具。他们现在不是美国人，过去也不曾是美国人，将来也不会是美国人。”来自爱达荷州的女议员海伦•切诺韦思插话说，“环境保护政策是由一种感情上的惟灵论所驱动的，它威胁着我们这个社会的基础，侵蚀着宪法的基本原则。”

　　小布什——我就不签议定书

　　从里约热内卢到京都，解决细节问题的过渡性谈判会议，2000年11月13日至24日在荷兰的首都海牙召开的。美国谈判代表团的是副国务卿弗朗克•洛伊，他承认，在这十年的谈判期间，美国在减少排放量方面所做太少，对美国自己的事业于事无补；并相信许多欧盟代表想强行改变美国的生活方式，甚至于想惩罚美国。

　　小布什上台，本来完全可以让《京都议定书》继续沉睡下去。考虑到加拿大、日本、俄罗斯和澳大利亚都反对，它几乎不可能获得所必需的占全球排放量55%的55个国家的承认，这样协议也就不会生效。或者布什可以重开谈判。然而，为了达到“满意的效果”，小布什公开宣布美国绝不会签署执行这份协议。

　　因为无论是对美国的还是对欧洲的环保人士，布什都没有什么好感。作为石油专家和商人，他相信的是钻井取油和经济增长，对政府调控则持怀疑态度。他的能源计划包括：鼓励在北极国家野生生物保护区开采石油，提高联邦政府对研究和发展煤炭技术的资金支持，以及放宽对燃煤发电厂的限制。正如一位国务院官员所言，“布什政府认为环境保护主义是苏联解体后共产主义者的新动向。他们痛恨共产主义者。”而且，布什不相信全球气候变暖的科学性，并确实认为在京都商定的措施会损害美国经济。他的经济顾问均来自能源供应界和铝业界。再者，在总统竞选期间，为了赢得像西弗吉尼亚这样关键州的支持，他向煤炭、电力、石油和钢铁公司许下了诺言。现在是兑现的时候了。

　　 2001年6月11日，布什前往斯德哥尔摩与欧洲首脑进行首次磋商前几小时，发表了这样的讲话。他说，《京都议定书》是一个“有着致命缺陷”的协定，它的“目标不现实，没有科学依据”，他不会遵从一个“会造成负面经济影响，会使工人失业、物价上涨”的协定。在外交领域，使用“表示关注”这种措辞，就已经算是一种严厉指责了，而这次的反应来得异常激烈。在斯德哥尔摩，瑞典政府称美国的决定 “令人震惊且会引起公愤”。英国环境大臣迈克尔•米彻认为，美方的说法“极其令人担忧”，是“一个跨大西洋的全球性对外政策问题”。而欧盟说它“深感忧虑”。欧洲议会的反应则更强烈，称：“为了满足美国公司的短期贪欲而牺牲世界上大多数人的长期利益，这让我们感到可怕。”日本敦促华盛顿重新进行考虑。澳大利亚强调指出，以美国消耗资源数额之巨，它有责任削减温室效应气体排放量。《卫报》更干脆就明称美国拒绝签署这一协议是一种“塔利班式的粗暴破坏行为”。

　　 2001年11月10日，经过修订的《京都议定书》在马拉喀什签署并开始生效。美国副国务卿保拉•多布里扬斯基坐在一边看着其他代表签署协议。此时，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把美国看作是它们的敌人。

   •联合国时代结束了吗？美国回答：是的！

　　美国与联合国之间的关系是特殊的。作为联合国的一个主要创始国，作为联合国总部所在地，作为联合国经费的最大提供者，作为大国中的超级大国，美国在联合国中的地位和作用是别国无法相比的。然而，在这个颇具“色彩”的组织里，由于不能完全随心所欲地行事，美国的承诺极其有限。50多年来，美国对联合国从力捧到利用，从忽视到抵制。进入新世纪，联合国更是越来越不能满足美国称霸世界的野心了，美国当前要做的，是“改造”联合国。

　　美国是联合国的董事长吗？

　　联合国的建立，是美、苏、英、中四国共同努力的结果。但是，美国在其中起的是主导作用。早在1940年4月，美国国务院官员就传阅着概述“集体安全和经济发展机构”的选择性文件。1943年下半年，二战发生了有利于盟国的战略性转折，美国总统罗斯福提出建立一个“具有保卫和平能力的新的世界联盟”的设想，他相信这个联盟是美国战后持久参与国际事务的必不可少的工具。建立联合国可使美国在战后满意地做出理想的全球性安排，而联合国的托管制度可使美国方便地取得海外军事属地。在1944年8月的敦巴顿橡树园会议上，美国阐述了详细的建议。“联合国”这个名称亦是美国提出的。1945年联合国的建立，既标志着美国从孤立主义走向世界主义的完成，亦标志着它在全球范围走向霸权主义的开始。

　　在联合国初创时期，美国显然是处于支配性地位。在51个创始国中，苏联集团只占6个，美国在联合国大会和安理会都可以轻而易举地获得多数。由于冷战的美苏对立，为了避开苏联在联合国安理会的否决，美国把注意力转向联合国大会，将一些涉及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原本应由安理会讨论的问题提交联大讨论。1950年在美国的动议下，联大通过了一个为和平而联合行动的决议案，规定世界上出现威胁或破坏和平的行为时，如果安理会由于缺乏一致而无法采取行动，那么联大在多数成员国的要求下，在24小时之内可以召开紧急会议，讨论采取措施，包括动用武力。这个决议使美国可以绕过安理会，直接通过联大采取行动。美国在联合国大会的主导地位大概一直持续到60年代初，联大成为美国的“表决机器”。

　　进入20世纪60年代，美国的主导地位就日益下降。这中间的主要原因是第三世界的兴起。随着非殖民化进程，联合国陆续出现了大批新独立的“第三世界”国家。到1965年，联合国的会员国已达到了118个，其中第三世界国家接近90个。它们之中多数国家没有追随美国领导的意愿，在很多问题上往往反对美国的立场。第三世界国家的增多，日益成为联合国大会上的决定性力量，加之集团化政治的形成，美国则渐渐失去了它的多数控制权。

　　做联合国的司令可以吧？

　　 20世纪70—80年代是美国在联合国最不得意的时候。在联大，美国多数情况是处于少数，有时甚至处于完全的孤立地位，没有明显的盟友。以1980年为例。该年联大共通过157个决议，美国只有24次是居于得胜的一方。有19个决议案，唯有美国投了反对票。还有8个决议案，只有以色列同美国在一起。这些决议并非都是不重要的或关系不大的。这种1∶4的胜负之比，确认了许多美国人的这一看法，即联合国是贯彻美国外交政策的一个“冷淡和充满敌意的场所”。美国在联合国的处境，造成了美国朝野对联合国的失望；加之与苏联的对峙和争霸，对联合国的利用也不能随心所欲，美国对联合国的态度日益冷淡。

　　 8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国际形势的相对缓和，大国，特别是美苏两国，在联合国中不再处处对立，美国与联合国的关系开始重新亲密起来。这种亲密关系突出表现为美国与联合国在干涉主义，特别是人道主义干涉问题上的共同点。联合国比过去更愿意采取行动扮演世界警察的角色，频繁派出维和部队干预许多属国家内部的冲突。美国也就更愿意利用联合国、参加打着联合国旗号的干涉主义行动。作为联合国成员国行事，美国最欣赏的是“得到认可的行动”。本来，联合国采取军事行动，应是成员国向安理会提供武装部队，由安理会“采取必要之空海陆军行动”。联合国虽然授权，但却无法加以指挥和控制的行动，美国完全可以不受制约地行事。1990年海湾战争、索马里和海地的军事干预，都是美国对这种“得到认可的行动”的充分利用。

　　冷战时期，美国清楚地知道自己是西方的领袖而不是全世界的领袖。冷战结束后，美国在新时期要利用联合国体制来确保自己的世界领导地位。美国提出“克林顿主义”，最重要的内容就是美国必须在全球发挥领导作用，并且要以所谓的扩展战略，把原本限于对西方的领导权扩展到全世界。确保其世界领导地位，是美国20世纪末外交战略的首要目标。同时，几十年冷战使美国亦元气大伤，两极体制结束之后出现日趋多极化世界格局，都制约了美国的全球领导战略。最重要的是，世界上的许多暴力冲突，直接威胁美国的利益。这些使得美国进一步加强同联合国的联系，利用联合国的世界主义体制和干涉主义态势，以各种方式争取在联合国的主导作用。

　　随着小布什的上台，美国对联合国采取了现实主义态度：可利用联合国时就利用之，不能利用时则自己干。联合国虽具建设性，但组成它的国家毕竟具有不同的哲学和政治体系以及不同的国家利益。在能够对这样的组织加以有效利用之前，不应该给它更大的权威和更多的资源。美国应优先考虑维持国防能力和诸如北约那样的关键性联盟。在绝大多数情况下，美国应单独或与亲密盟友行动。倘若美国利益与一场危机明确有关，那么不管在哪里，只要美国有必要的军事资源和公众的支持，美国就应该行动或应同那些具有相同利益的盟友一道行动。在极个别事例中或少数危机中，美国转向安理会也许是明智的，通过安理会谋求其他国家的支持。正是在这样的政策指导下，美国政府不经联合国安理会授权，单方面出兵伊拉克，推翻萨达姆政权；当陷入战后的伊拉克泥潭时，又将联合国拉入伊拉克重建。

　　然而，现如今的联合国是世界各国的联合国，安理会不是联盟、尤其不是大国联盟或美国单边外交政策创议的替代者，无法成为美国呼风唤雨的谋求世界霸权的称心如意的工具，也越来越不能容纳美国日益膨胀的野心。

　　干脆，改造联合国算了！

　　2001年初，包括联合国在内的国际社会开始酝酿成立一个在国际上通用的刑事法庭，作为审判发动战争、大屠杀和其他所有违反人道主义的常设法庭。美国深知，美国在海外有几十万驻军，这些大兵经常惹是生非，很容易被受害者告上法庭，这会使美国非常尴尬。美国国会中的共和党保守议员强烈要求布什将“美国军队士兵不受国际刑事法庭的制约”列入有关的法律草案。联合国的一名高级官员对此表态说，“如果将美国军人排除在未来的国际刑事法庭管辖之外，那么，这个法庭的成立将变得毫无意义。”2001年5月3日，联合国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经社理事会)举行会议，对该理事会下属各机构的成员国进行改选。美国在联合国人权委员会的改选中落选。4天后，美国政府提名的候选人赫伯特•奥肯竞选连任联合国国际麻醉品管制局(麻管局)副局长的努力遭到失败，他本人甚至连麻管局普通委员的位子也没有保住。 一连失去在联合国的两个席位令美国国会恼羞成怒，众议院以252票对165票的表决结果决定拒绝缴纳拖欠联合国的第三笔会费2.44亿美元。

　　联合国的日常运行经费、支付维和部队官兵的工资以及其他费用由189个成员国根据各国的经济发展水平按比例分摊，美国是联合国会费最大的分摊国。然而，拖欠联合国会费的并不仅仅是一些发展中国家，相反拖欠最多的却是世界上最富裕的发达国家——美国。2002年8月，联合国发言人席尔瓦说，美国至今还未缴付积欠的数亿美元会费。据联合国最新统计，截至上月中旬，美国所欠联合国款项共计19.8亿美元，占各国欠款总额的2/3。8月20日，联合国秘书长安南再次敦促美国政府无条件补交该国所欠联合国的近20亿美元债务。席尔瓦表示，虽然目前联合国还有能力维持正常运转，但现金储备情况“已非常严峻，到本月底前预计将出现7500万美元的财政赤字”，联合国已开始了负债运营。联大全体会议曾通过新的联合国经常性预算和维和经费分摊比额方案，美国分摊的比例减少到22%，交换条件是美国缴交积欠联合国的债务，当时的克林顿政府同意美国交清所拖欠会费，也获得当时美国国会的同意。但美国国会却出尔反尔，欲以拒交会费为手段来“制裁”联合国，这是对联合国明目张胆地要挟。

　　为了利益最大化，美国今后对联合国和安理会改革的设想也浮出水面。 鲍威尔说，“联合国也将加强自身的作用”，就是要加紧对联合国的安理会的“改造”。对联合国的“改造”，早在几年前美国就说过，那时改革主要是强调提高联合国的效率和节约开支，目的是削减美国所负担的联合国经常费用和维和费用。

　　但现在，美国鼓吹的“改造”是将联合国朝着增强美国地位的方向进行改革。美国认为的联合国早已不是法国、德国、俄罗斯、中国，以及其他许多中小国家心目中的联合国。布什主义根本就不信任现在的联合国，公开主张改变现有联合国体系。其改变联合国的实质方案其实只有一个，那就是另起炉灶，建立美国为中心的国际组织，由能分享所谓美国利益与价值的国家组成新的国际组织，处理国际安全事务。美国政府对改革联合国不抱希望，因为改革涉及到《联合国宪章》的修改，具有否决权的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并不会完全同意美国的改革方案，联合国改革不会按照美国的要求进行。

　　美国早已拟订好“改造”联合国的方案。首先是要改变安理会的组成，把日本、印度和巴西接纳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目的是削弱法国的地位和影响；声称如果日本是常任理事国，今天安理会的形势就不像现在这样了。不再提及接纳德国为常任理事国，而主张给欧盟一个集体的常任理事国席位，也是削弱德国在安理会作用的一种措施。然后是取消或限制使用否决权，认为对于独裁统治的领土或系统地违反人权的地方，联合国可以采取包括使用武力和武力占领在内的措施予以干涉，要求建立对这些地方自动进行干预的权利和机制。安理会对上述情况表决时只需有效多数，任何一国都不得使用否决权。另外要改革制裁机制，主张对不执行安理会决议的国家剥夺其在联合国内的投票权；对超过期限不执行者自动进行军事干预。面临最严重情况时，联合国可以对这样的国家实行临时托管。最后改革联合国内政治权力的分配制度，联合国应根据各国承担联合国会费分摊比例、提供发展援助和派出维和人员多少等因素来给予少数国家特殊的政治权力。

　　可以看出，美国“改造”联合国的核心是要为美国推行“先发制人”战略在联合国内扫清障碍。 当然，美国的激进方案并不是让联合国马上死亡，终结其使命，而是在联合国没有得到改造之前，美国先退出安理会，今后依靠所谓“志愿联盟”来推行全球战略，让那个缺少美国的联合国慢慢地消失；美国另起炉灶搞的新国际组织则逐渐“浮出水面”，待条件完全成熟，就可以取而代之。在美国与联合国关系恶化无法改善的情况下，确实，这样的国际组织是美国需要的。面对“联合国时代真的要结束了吗？”这样的问题，美国的回答是：“是的！”

　　（《环球视野》摘自《帝国残梦——美利坚霸权主义的终结》中国友谊出版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