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残梦——美利坚霸权主义的终结（二）

帝国残梦——美利坚霸权主义的终结（二）

谢韬 郑佳节　

第2章　 四处树敌——山姆大叔执迷不悟

　　在一块毫无文化积淀的“新大陆”上产生的美国，本可以建立起自己全新的核心文化，美国人却懵懵懂懂地把欧洲中世纪沉重的历史包袱背到自己的肩上，追寻着“十字军”骑士的梦想，不断加剧着同伊斯兰文化的仇隙。

　　“渔翁得利”的企图换来的只可能是一个个致命的反弹——处处都是敌人。

　　1、谁动了帝国的奶酪

　　“多行不义，必自毙。子姑待之。”    

　　——《左传•隐公元年》

　　•爱徒反了：奥萨马•本•拉登

　　在过去的10多年中，几乎每一件震惊世界的恐怖大案都有本•拉登的影子。他被美国列为头号公敌。然而在另一些人眼里，拉登却是充满传奇色彩的“圣战英雄”。新世纪来临之际，西方迷漫在一片恐怖之中，圣诞节前夕，拉登利用电子邮件向美国关岛发出了恐怖信息。而耐克公司的著名广告“只要做了就好！(Just do it！)”也被拉登改成“只要炸了就好！(Just bomb it！)”为了逼阿富汗塔利班政权交出拉登，联合国开始对阿富汗实行制裁措施，美俄也气势汹汹要联合对拉登下手。而拉登本人正在阿富汗各地招兵买马，准备对美国发动新一轮“圣战”。

　　美国的徒儿——拉登

　　奥萨马•本•拉登，1955年出生于沙特的吉达，在52个兄弟姐妹中排行17。老拉登早在幼年时期，即率整个家庭从也门移居沙特从事建筑业，如今，本•拉登家族的财产据估计有50亿美元，属于本•拉登的约有3亿美元。1979年，苏联入侵阿富汗后，拉登离开舒适的家庭，参加了阿富汗伊斯兰圣战组织，展开了反对苏联入侵阿富汗的斗争，从此步入“圣战”的道路。

　　拉登的第一步便是建立一个有系统的征兵计划。拉登组织了一批来自阿拉伯国家的志愿者前往阿富汗参加圣战。拉登还把世界各地的游击战、破坏和隐匿专家聚集在一起，成为在阿富汗参加战斗的阿拉伯人领袖。

　　1988年，拉登圣战者们建立了一个新的组织——名为“基地组织”的大本营，专门训练“圣战者”。拉登称，“基地组织”的目标就是“统一所有的穆斯林。”拉登认为，建立伊斯兰教国家的唯一途径是暴力。因此，“基地组织”的目的就是推翻几乎所有的在拉登眼中看来是“腐败无能”的穆斯林政府，驱逐这些国家的西方势力。

　　阿富汗战争的背景实质是两个超级大国长期对抗和全球争霸的一个部分。为了对付苏联，美国不仅大力支持拉登，甚至还称他为“英雄”。拉登的许多阴谋诡计和暴力手法就是从中央情报局那里学来的。

　　从80年代初至1986年间，美国给了拉登大量的援助，其中包括专门对付直升机的“毒刺”便携式导弹等尖端武器。美国中央情报局每年拨出5亿美元的军费来武装和训练拉登的游击队员。美国高科技武器中的不少尖端产品都陆续进入了拉登的兵器库。

　　1989年苏联撤军后，拉登带着他的“弟兄们”重返沙特。在中东，拉登看到了美国势力对阿拉伯国家的渗透和操控，看到了巴以冲突中美国对以色列的偏袒。1994年4月，拉登的沙特国籍被取消。拉登便靠着他在建筑业中所积累下来的数十亿美元的家财，重操旧业。哪一地区的穆斯林陷入争端，他都会帮着招兵买马，甚至带兵征战。

　　拉登和美国人翻脸

　　1996年5月，拉登辗转返回阿富汗.在阿富汗巩固了他的基地后，拉登很快就让他庞大的国际网络投入工作。通过高科技手段，例如电传、卫星电话和互联网，他得以同分布在阿拉伯世界的素未谋面的追随者进行联系。由拉登亲自指挥的“基地组织”大本营，已被狂热的圣战者们视为反对西方势力和反犹太人的核心。1998年2月，所有阿拉伯恐怖组织在拉登的大本营聚会，宣布成立“伊斯兰反犹太人和十字军国际阵线”。后又从中派生出了一个新的军事组织——“伊斯兰圣战解放军”。

　　在这次恐怖分子大聚会中，拉登宣称：美国人是全世界最大的“贼寇”，是真正的“恐怖分子”，美国在中东的驻军是“十字军”。拉登说，他的毕生目标就是使用暴力手段，将所有的美国人赶出伊斯兰的世界，不管他是穿制服的军人，还是布衣平民；不管他是男人，还是女人；不管他是老人，还是儿童。拉登说：“如果谁杀死了一个美国士兵，那是比无所事事要好得多的事。”拉登的讲话令美国人感到“胆战心惊”。

　　各国安全部门一致认为，目前拉登恐怖集团实施爆炸的材料、技术以及爆炸物的载体越来越新，并且先进多变，很难预测和发现。

　　有报道说，拉登在埃及、黎巴嫩、巴基斯坦和克什米尔等地都有忠实信徒，组成了一个恐怖分子网络。他的“伊斯兰圣战组织”战士除了在世界各地搞恐怖爆炸之外，还被派往北非、车臣、塔吉克斯坦甚至波黑等地参加保卫穆斯林的战斗。拉登还在其中一些国家开有银行帐户和金融机构，用来资助恐怖活动。拉登准备与美国为首的西方各国打一场“十字军战争”，以雪900年前十字军东征给伊斯兰世界所带来的切齿之恨。

　　1998年5月，拉登说，美国陷入黑暗的一天将会很快到来，不久将有震惊世界的暴力事件发生。此后，美国设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风声鹤唳，一片紧张。时隔不久，美国驻肯尼亚和坦桑尼亚的使馆竟然同时发生了震惊世界的恐怖爆炸事件。两起爆炸使数百人死亡，数千人受伤。“山姆大叔”挨的这一“闷棍”着实不轻，白宫发誓要将打闷棍的“流氓”绳之以法。

　　美国拿拉登没有办法

　　于是，拉登——这个藏身于阿富汗山洞之中的神秘人物被挖了出来。而此时世人才发现拉登的追随者已遍及全球，而阿富汗强硬派武装塔利班则是拉登坚定的支持者。这支由神学院学生组成的武装不仅能征善战，而且不乏玩新技术的高手。拉登在阿富汗各地的军火库中，从迫击炮、火箭、坦克直至先进的“毒刺式”地对空导弹都一应俱全。拉登的军力足以与一个小国相媲美。

　　然而，面对拉登的恐怖威胁，美国方面似乎有些技穷。实际上，美国情报部门从1995年开始就对拉登进行跟踪。中情局和联邦调查局当时发现，他与索马里美国士兵受袭有关。更重要的是，美国还发现拉登自1993年起一直在寻求购买核武器。一开始，拉登想在黑市上购买俄罗斯的核弹头，但是没有成功。接着，拉登的手下开始在前苏联一些共和国内搜罗制造核武器的铀原料。他们被骗了，买到的只是低级的反应堆燃料。

　　1995年底，克林顿总统签署了一个绝密文件，授权中情局对付拉登的恐怖体系。中情局的反恐怖主义中心专门成立了一个拉登工作组。这位沙特富翁说过的每一句话、写下的每一个字都由分析人员解读，他在十几个国家的上千同伙的资料都被输入电脑。

　　但中情局一无所获。相反，拉登的活动却游刃有余。从90年代起，已被证实拉登与下列恐怖案件有着直接或间接的牵连：1992年12月，针对驻索马里的美国部队制造了也门旅馆爆炸案；1993年2月，策划美国世贸中心爆炸案，致6人死亡，数百人受伤；1993年6月，谋杀约旦王储阿卜杜勒王子未遂；1995年1月，预谋在菲律宾暗杀教皇保罗二世；1995年6月，阴谋暗杀埃及总统穆巴拉克未遂；1995年11月，在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美军军营爆炸案中炸死5名美国人；1995年11月，策划巴基斯坦的埃及大使馆爆炸案，致17人丧生；1996年，策划宰赫兰美空军住所爆炸案；1997年，策划开罗外国旅游者客车爆炸案；1998年8月，策划内罗毕和达累斯萨拉姆美国大使馆爆炸案，致257人死，5000余人受伤；2000年10月12日，在也门亚丁港制造美国“科尔”号军舰袭击爆炸案，造成17名水手死亡、众多人员受伤；2001年9月11日，……

　　•“为什么他们恨我们？”

　　“9•1l”当天，世界贸易大厦被两架劫持的大型客机先后撞击起火。许多人被困在高温燃烧的顶层，从窗口向外呼救，后来在火舌即将吞噬自己而救援无望的情况下，一些人选择了从400米的楼层上跳下，另一些人则活活被烧死，随后，这两座摩天大厦轰然倒塌，变成一片瓦砾……这一惨绝人寰的一幕，成为这次人类悲剧中最为令人震撼和恐怖的场面。

　　美国人百思不得其解

　　“9•11”事件之后不到一个月，布什曾谈到一个发自内心的感受：“我真的很吃惊……居然会有（其他国家的）人恨我们。像大多数美国人一样，我就是对此难以置信，因为我知道我们有多么好。”美国总统的困惑，代表着无数美国人的真实想法：我们这么好，为什么居然会遭到恐怖袭击？他们为什么恨我们？

　　  “9•11”事件一周年的时候，美国新闻电视网MSNBC著名主持人克利斯•马修斯采访了美国前第一夫人、现纽约州的民主党参议员希拉里。他反复提出的问题显示出一年来美国人对“为什么他们恨我们”依然百思不得其解：“一年前所发生的事情在我看来，仇恨本身就可以转化为大规模杀伤武器。我们如何能够在世界范围内减少对我们深切的仇恨情绪？”“你认为我们是否已经理解为什么有人如此的仇恨我们，结果竟至于强迫美国人做出那样的选择——要么从100层楼上跳下去，要么活活的被烧焦。是什么导致了如此的仇恨？”

　　“他们”为什么要恨美国人呢？美国人慢慢有了这样的回答：不是我们有问题，而是别人变态。这种推理就好像希特勒在告诉他的人民：别的民族都是劣等民族，只有我们的民族是高贵的。别人恨的是美国的自私、美国的骄横、美国的侵略。长期以来，美国人已习惯于用二元思维的方式去考虑他们的宗教、种族、性别。大多数美国人历史上就是基督教徒，在这中间再作二元区分那就是新教与天主教之别；跳出基督教，再作进一步的两分法，应该就是“基督教徒”与“犹太教徒”的区别了。第二个层次的二元区分，则是耶稣教、天主教构成的基督教以及同源的犹太教组成的居于文化上主导地位的宗教，与其他的“另类”之间的划分。

　　学者们如此说

　　美国学者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在“9•1l”事件后又重新流行起来。“文明冲突论”建立在西方文明的基点上，将西方基督教自许为人类文明的“中心”和“主流”，以此出发再将基督教以外的各种文明作为异端和另类进行三六九等的划分，然后在这个先入为主的架构下讨论其自身优越的文明与其他劣势劣等文明的“冲突”。作为亨廷顿在其理论中最着力强调的基督教文明与伊斯兰文明冲突的例证，美国及其支持的以色列与中东阿拉伯国家的矛盾，在当代条件下即是上述以西方文明为中心的心理积淀长期演化之结果，更是有关国家和民族间利益发生摩擦、冲撞的现实反映。

　　意大利学者弗兰克•卡尔狄尼，以研究中世纪欧洲与伊斯兰文化交流史著称，他在颇具影响的《欧洲与伊斯兰教》一书中，为两个大洲、两种文化、两种宗教源远流长的交往与冲突作了详尽的勾画，最后都归结为“十字架”与“新月架”、即基督教与伊斯兰世界之间的冲突。西方社会对伊斯兰世界的这种感觉，真是源远流长、深入人心。在白种人和基督教长期居于绝对“主流”地位的美国，竟然完全继承了这种偏见的衣钵。

　　彼得•威廉姆斯是美国一位从事宗教问题比较研究的知名教授，他的著作《美国的宗教——从开端到21世纪》全面介绍美国宗教的情况。这本多达55章、长达600多页颇具影响的宏著中，伊斯兰教被安排在第52章，只有不足9页的篇幅。这章题为《伊斯兰教在美国》的正文，第一句就是一个毫不含糊的判断，可谓开门见山：“在所有出现于美国的主要宗教传统中，伊斯兰教对美国人而言，也许是最难以理解的一种。” 这个基本的判断已经明确将基督教文化与伊斯兰教文化作了区分，而区分的坐标点则是西方主流的基督教。

　　从不反省自己

　　美国的“主流文化”认为“日益增长的穆斯林移民带入美国的，既有他们自古而然的文化构成，也有产生于当代的政治臆想的共鸣，并非所有这一切都是积极的。所以，伊斯兰教在美国常常被认为扮演着另类的角色；由此，在一个正在发生着的历史进程中，伊斯兰教还不得不承担起整个穆斯林民族由于种种劣根性行为造成的责任。”

　　基于这种古老的偏见，历史上，欧洲基督教文化与在中东、近东兴起的伊斯兰文化一直冲突不断，最典型的莫过于欧洲拜占庭对中东、近东穆斯林发起的“十字军东征”，这场侵略战争历时百年之久。美国人从来也没有总结过这一历史的教训。

　　到了现代，从1948年以色列建国至今的五十多年来，阿拉伯世界对美国支持以色列的做法日益不满，近十几年中东的穆斯林激进组织向美国的使馆、军舰、兵营等海外目标发动了很多敌对性的攻击，美国也一再以打击恐怖主义的名义对许多穆斯林国家施行大大小小的“外科手术”，遭受过打击的国家有伊朗、伊拉克、利比亚、苏丹、索马里、黎巴嫩……在这中间，美国社会内部基督教主导的主流文化对穆斯林文化的漠视、歧视的情绪在逐渐演化和积累。这一点，美国也从来没有一个人试图反省过自己的行为。

　　“9•11”事件爆发后，这两种文化的冲突进一步加剧。“9•11”事件之后第六天，布什总统竟然说出了他领导的打击恐怖主义的战争就是新的“十字军东征”。三次获得普利策新闻奖的《纽约时报》著名的新闻评论主笔托马斯•弗雷德曼发表了《意识形态之战》一文，其中说，关于“9•11”事件的许多线索是早就公开在世人面前的，这就是那些充斥在整个穆斯林世界里的、以学校的经文与清真寺中祷告的形式发出的针对美国的仇恨言论与阴谋理论。托马斯•弗雷德曼的许多观点在中东阿拉伯国家广受争议，“9•11”事件后他的文章及观点更是如此。他对中东国家清真寺和学校中宗教及教育内容的指责，很难被伊斯兰世界所接受。但是，托马斯•弗雷德曼在这一时期的美国新闻界却有着极高的地位。他2002年第三次获得普利策新闻奖，主要就是因为“9•11”事件之后他关于中东阿拉伯国家一系列的评论和时事分析。

　　著名的盖洛普调查中心关于美国公众对伊斯兰国家态度调查的一系列数据也令人极为震惊，“9•11”事件一年之后，其调查仍然显示44％的美国人比以往更加不信任在美的阿拉伯人。2002年9月11 日，既是美国遭受恐怖袭击一周年纪念日，也是美司法部对进入美国的外国人实施新的监视制度的第一天。对来自伊朗、伊拉克、利比亚、苏丹和叙利亚这5个被美国列为支持恐怖主义国家的国民，按司法部的规定在入境时要提取指纹。保障美籍阿拉伯人和穆斯林权利的有关组织一再抗议，这项主要针对阿拉伯人和穆斯林的入境监视新规定包含有明显的种族偏见。

　　   •国土安全保卫战

　　2002年11月，美国洛杉矶机场旅客及行李安检工作景象：随身行李被打开，鞋子要脱掉，笔记本电脑从行李箱中拿出，连同空的笔记本电脑箱子接受x光和其他额外检查，未使用的胶卷在接受x光检查时有可能遭到毁坏，不应穿戴过多的首饰，妇女的乳罩有可能引起安检装置鸣响，所有食品也将通过x光检查。安检人员有权打开托运的行李进行安检，有权对旅客进行额外检查。这一切都在向世人表明，美国“安全港”已经不安全了。

　　“安全港”哲学

　　德国的一位政论家指出，谁不了解美国的“安全港”哲学，谁就无法理解“9•11”事件对美国意味着什么。美国是个移民国家，世界各地的移民涌向美国，本来就是为了逃避旧大陆的宗教迫害、饥饿、战乱，他们视美国为“安全港”、“避难所”。

　　这个“安全港”在“9•11”事件之后不复存在了。经历“9•11”事件的冲击，美国倚仗两洋天然屏障，保护其“本土及国民免遭直接进攻”的神话已经破灭，美国本土可能出现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攻击造成的“人道主义灾难”。美国政府认为，对美国最紧迫的威胁不是来自大国之间的争夺而是来自合法或非法进入美国，直接从美国本土进行恐怖袭击的恐怖组织。美国的对手拥有以往敌人所不具备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使美国本土安全更加脆弱。由于世界力量及军事能力向“非国家行为体”扩散，恐怖组织及恐怖分子通过各种合法或非法的渠道进入美国，拥有对美国领土、公民及基础设施发动毁灭性袭击的能力。反恐怖与“本土防御”被提升到极为重要的地位。

　　美国对世界和美国自身安全的疑惧，坚定了美国政界必须采取行动的决心。美国对整个危机处理机制进行并正在进行大幅度的调整，成立了以白宫地下掩体为工作地点的“总统紧急应变行动中心”(PEOC)，对中情局、联邦调查局、移民局等部门进行改组。2001年9月20日，布什宣布在白宫设立国土安全办公室。2001年10月，布什总统任命宾西法尼亚州州长汤姆•里奇为国土安全办公室局长，协调美国联邦政府的国土安全事务。

　　汤姆•里奇很快就完成了国土安全办公室的组建工作，其班子有几十名工作人员，随后达到200人左右。大部分工作人员是从各联邦机构中借调而来的，对于处理国土安全办公室职责范围内的问题拥有丰富的经验。里奇建立了国土安全顾问系统，发布关于联邦、各州、地方机构和美国公众面临的恐怖袭击风险的信息；还制定了协调各联邦机构活动的正式程序。该程序围绕11个协调委员会进行，每个委员会承担一项职责，例如法律实施、事件的处理和边境安全等。

　　2001年12月，里奇代表国土安全办公室参加了与加拿大的谈判，谈判最终达成了“智能化边境管理”的协议。该协议意在协调美加两国的边境检查工作，规定共享关于潜在恐怖分子的信息，并共同决定哪些国家的公民可以不经签证而入境。里奇还会晤了墨西哥官员，讨论了美国南部边界的问题。经过这些准备工作，布什阐述了边境安全计划的主要内容，其中包括加强执法部门的情报安全合作，以及向穿越美墨边境的个人发放智能卡。

　　里奇根据白宫的要求制定了一项详尽的维护国土安全的国家战略。布什希望该方案规划出联邦、各州和各地方政府的优先事项、战略和目标。这需要与政府所有级别的官员、有关专家以及私人部门的代表进行磋商。

　　2002年6月7日，布什总统发表了电视讲话，宣布将国土安全办公室由跨部委协调单位升格为内阁级“国土安全部”。白宫发言人称：“这是自1947年以来最大的一个政府改组。”新成立的美国国土安全部涉及到合并重组所有美国20个部或其中一些部门的工作，这是联邦政府部门50多年来最大的重组工作，也是继1947年美国一气呵成，成立了国防部、中央情报局和国家安全委员会以来美国成立的最大的一个政府部门。7月16日白宫发表了首份《国家国土安全战略》，用来指导国土安全部的工作。这项战略的主要目标是：防止美国境内发生恐怖攻击，减少美国易受恐怖攻击的弱点，将恐怖攻击的损害减至最低限度并努力复原。

　　花大力气，花大钱

　　2003年1月24日，美国第一任国土安全部部长汤姆•里奇宣誓就职。国土安全部的主要职能是保障公民安全和防止发生恐怖行动。国土安全部工作人员还将承担监督国境和战略设施的职能。美国海关、移民局、海岸警备队、情报部门的一部分业务将交由新成立的国土安全部统一指挥。这个负责本土安全的内阁级部门将主要负责以下工作：分析情报，将政府情报部门搜集来的信息进行综合分析，阻止恐怖袭击；运输和边境安全；紧急情况处理和迅速反应；对抗生化和放射性武器的袭击。国土安全部将拥有与五角大楼同样的资源。这个部的编制是17万人，中央情报局、联邦安全局，以及其他几十个机构的工作人员进入该部，年度财政预算为375亿美元。

　　国土安全部由分工明确的四个部门组成:(1)负责边境安全和运输安全的管理，由移民局、海关总署和海岸警卫队的人负责。(2)紧急状况、准备和应变措施，由联邦紧急事态管理局的人马负责处理。(3)化学安全、生态安全和核安全，由位于加利福尼亚州的利弗莫尔核实验室，以及卫生部和农业部的一些机构所属的部门负责。(4)情报分析和基础设施保护由联邦安全局人员组成的部门负责。这个新部门自身不会有特工，它会是中央情报局和联邦调查局的“顾客”。它的首要任务是帮助把其他这些部门的情报信息连接起来。它还会下设几个负责边界安全、预备应急情况和对付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部门。

　　布什提出，国土安全部不仅要合并现有部门中跟国土安全有关的单位，而且要合并整个部门的所有职能——其中许多职能跟恐怖主义毫不相干。按布什的观点，国土安全部工作人员最重要的工作就是保护美国公民。那么，不相干的工作怎么办?国土安全办公室的发言人戈登•约翰德罗说，归入国土安全部的部门将继续履行次要工作，“国土安全职能是最重要的，但其他职能不会丢弃”。

　　布什表示，在对抗美国本世纪受到的最大的威胁时，联邦政府、州政府、地方政府以至私人公司都责无旁贷，要一起分担责任，其中也包括筹措每年1000亿美元经费在内。在2003财政年度，美国拟投入375亿美元用于国土安全开支，比2002财年的293亿美元有所上升。预算指出有四个关键领域需予以密切关注：加强对付恐怖袭击活动的反应能力，防御生物恐怖主义的威胁，加强边境安全以及开发新技术以更好地保障国家安全。

　　2、剪不断、理还乱的中东坏账

　　“见兔而顾犬，未为晚也；亡羊而补牢，未为迟也。”

　　                           ——《战国策•楚策四》

　　•巴以和谈，巴以如何谈？

　　巴以争端有其历史渊源。巴勒斯坦地区位于约旦河与地中海之间，在《圣经》中有“到处流着奶和蜜”的肥沃热土之称。巴勒斯坦古称迦南地，迦南人在这里繁衍生息，迄今大约有5000年的历史。而犹太人原属生活在阿拉伯半岛的闪族的一个部落，居住在今天的伊拉克巴士拉地区。公元前18世纪，他们在部族领袖亚伯拉罕的带领下，沿着底格里斯河与幼发拉底河之间的商路开始迁徙，辗转于叙利亚地区，最后扎根于当时已有较高文明水平的迦南地，同当地的土著人和睦相处。

　　冲突的由来

　　经过几个世纪的休养生息，犹太人逐渐发展壮大起来，并于公元前11世纪建立了以色列国。然而，到了公元前926年，统一的以色列国一分为二，北部的叫做以色列王国，南部的称作犹太王国。两个犹太人王国控制了巴勒斯坦地区。公元前722年和586年，两个王国分别被亚术帝国和巴比伦帝国所灭。此后，巴勒斯坦地区又先后被波斯、希腊和罗马征服。直至公元135年，犹太人不甘奴隶处境，举行了武装起义。起义失败后，犹太人被迫背井离乡流散世界各地，留下来的人数大大减少，失去了在巴勒斯坦地区的优势。

　　公元7世纪，阿拉伯帝国占领巴勒斯坦，当地居民大多皈依伊斯兰教，并与陆续迁入的阿拉伯人融合在一起，形成巴勒斯坦地区的阿拉伯人，即巴勒斯坦人。从此，他们世世代代居住了下来。虽然流散他乡，但犹太人从来没有放弃重回故土的念头。他们一直认为，巴勒斯坦是他们的“根”，是祖先从“上帝”那里得到的“应许之地”。

　　目前冲突的根源还在于19世纪末“犹太复国运动”的大规模兴起，流落在世界各地的犹太人纷纷踏上回归之路，返回巴勒斯坦地区定居。从此，阿犹两族便开始了长达百年的土地争夺大战。

　　英国殖民主义的分治政策，对巴以争端的发展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巴以争端之初，摩擦仅仅围绕对土地的占有、草场的放牧、邻里间生活习俗的差异等小打小闹的非政治性问题，但是，自英国托管起，巴以两族的冲突就发展成了“谁是巴勒斯坦的主人”的矛盾。巴勒斯坦人是古迦南人的后裔，几千年来他们一直在此生息繁衍，而犹太人认为他们的祖先曾在这里生活了2000年，并建立过强盛的王国。第一次世界大战前，英帝国为了自己的利益，首先于1915年在《麦克马洪书简》中许诺阿拉伯在大战结束后建立阿拉伯国。然而，它又于1917年11月发表了《贝尔福宣言》，明确同意在巴勒斯坦建立“犹太民族之家”。英国的两面派政策，大大激化了巴勒斯坦人和犹太人之间的矛盾。

　　1947年4月，由于无力继续其统治，英国把巴勒斯坦问题提交联合国。在美、英、苏、法等国的操纵下，联合国大会不顾阿拉伯国家的反对，做出了分治巴勒斯坦的 181号决议，规定在巴勒斯坦地区同时建立犹太国和阿拉伯国，并对领土做出了偏向犹太人的具体划分。根据决议，犹太人分得土地1.52万平方公里，阿拉伯人只得到1.115万平方公里，面积约176平方公里的耶路撒冷城由联合国管理。1948年5月14日，以色列国宣告成立。自以色列建国以来，阿以之间战火绵绵，从较小规模的争斗演变成了大规模的流血冲突，巴勒斯坦人和犹太人之间的仇怨越结越深，巴以争端也成了世界上持续时间最长、最为复杂的地区难题。

　　和平的希望

　　在谈到以巴以和谈为核心的中东和平进程的时候，人们不会忘记和平进程的先驱——埃及已故总统萨达特。作为军人出身的萨达特，曾经指挥军队同以色列征战几十年，最后终于作出了同以色列和平解决领土纠纷的抉择：1977年他主动出访以色列，在国际社会的帮助下，通过艰难谈判于1978年同以色列总理贝京达成了“戴维营协议”，并于1979年签署“埃以和约”，收回了“六•五”战争中失去的西奈半岛，开创了“以土地换和平”的解决领土纠纷的先河。由于对中东和平事业做出的突出贡献，他被授予1978年诺贝尔和平奖。

　　阿拉法特和拉宾沿着萨达特和贝京的足迹继续前行。阿拉法特不顾反对派的反对和激进派的劝阻，团结和调动积极力量，毅然走上了同以色列媾和的道路。拉宾也不顾国内反对党和极右势力的阻拦，以大无畏的精神承认了巴解组织，双方达成“奥斯陆协定”。在 1993年9月9日交换的信件中，阿拉法特承认以色列在和平与安全中生存的权利，拉宾则回应承认巴解组织为和平谈判的巴勒斯坦人代表。阿拉法特和拉宾因他们的“历史性握手”而同获1994年诺贝尔和平奖。然而拉宾 “壮志未酬身先死”，未能走完巴以和平之路。

　　   •看似柳暗花明，实际越趟越浑

　　由于美国在中东地区的特殊地位和与以色列的特殊盟国关系，在巴以和平谈判的过程中，美国政府的态度至为关键。美国政府的态度中立一些、积极一些，巴以朝着和平方向的进展就大一些；美国的态度向以色列方面倾斜得多一些，巴以和平谈判就陷入破裂的僵局；如果美国完全站到以色列一边，巴以和平谈判就没有任何可能，双方只能继续在暴力冲突的血泊中挣扎。印证这种规律的例子比比皆是。

　　克林顿与布什的态度

　　这方面成功的例证是有的。在克林顿任内，在当时中东和平出现重大转机的过程中，美国发挥了重要的促进作用，它居间调停，沟通劝解，为巴以双方提供谈判争论、讨价还价的舞台，使巴以双方就主要问题进行谈判，在次要问题上互相让步，这是1993年巴以达成初步和平协议的关键前提之一。克林顿曾在2002年巴以冲突的高峰时期表示，如果在其任期最后关头他能亲赴中东斡旋也许可以使双方达成一项最终协议。

　　布什在入主白宫之初，对中东问题采取了放任自流的态度，其主要的外交事务顾问也对过去克林顿政府极力调解巴以冲突的做法不屑一顾，主张让巴勒斯坦人和以色列人自己去解决问题。结果，巴以冲突很快失去控制，2002年整个4月份，巴以冲突恶化到极点，最后在重重压力下布什不得不站出来宣布“够了够了”，同时布什还史无前例地要求沙龙从占领的巴勒斯坦城镇“立即”撤军。

　　但两个月后，布什忽然倾斜到了另外一个方向上。在6月24日的一个演讲中，他宣布放弃原来明确承诺的中东和会，要求阿拉法特下台，并声称只有产生一个“不向恐怖主义妥协”的新的巴勒斯坦领导人，才能有巴勒斯坦国。由于美国明显地给沙龙开了绿灯，以色列军队由此更加肆无忌惮地一次次地入侵西岸和加沙地带，并在巴勒斯坦领土上不断建设新的定居点。穆斯林极端分子利用这个逆转的局势，再次宣传鼓动，说美国“一边倒”完全站到了以色列一边，巴勒斯坦人除了暴力反抗别无选择。

　　美国的中东“石油桶与火药桶”游戏规则急转直下，原因在于，“9•11”事件之后，布什政府将巴勒斯坦激进组织的自杀炸弹完全等同于“基地”等恐怖主义。这种立场得到了沙龙政府的全力支持，双方完全坐到了一个板凳上。如2002年9月12日，以色列前总理内塔尼亚胡在美国众议院作证，美国议员瓦克斯曼就对他说：“尊敬的阁下，以色列的敌人也就是美国的敌人，美国的敌人也就是以色列的敌人。”而此时，沙龙显然是把巴勒斯坦作为自己最大的敌人。沙龙用坦克、武装直升机、精确制导导弹、推土机，一次又一次地将巴勒斯坦权力机构主席阿拉法特围困；阿拉法特只能一次又一次的从千疮百孔、弹痕累累的办公室中走出来，在废墟“总部”前抗议、呼吁、谴责，并招手接受他的人民的欢呼。这两个几十年的死对头重又冤家聚头，不过此时再也不是在谈判桌上了。

　　国际社会的呼声

　　国际社会担心的事情果然发生了，巴以冲突又趋激烈。到2002年春天，这种冲突已经到了爆炸性的地步，国际上要求美国介入约束以色列的呼声越来越高，美国外交界一些具有战略眼光的人也纷纷出面敦促：美国不能对巴以问题撒手不管，否则美国在这个石油产区的控制权就要受到威胁，其代价难以承受。在种种压力下，布什出面但采取了支持沙龙、压制阿拉法特的“一边倒”做法，一再表示理解支持以色列对巴勒斯坦人的镇压，而对巴勒斯坦则发出的全是这样的信息：在巴以冲突严重升级的情况下，阿拉法特已不足以被美国接受为巴勒斯坦的合法领导人。如果阿拉法特要重建信誉，重新确立他在国际社会的政治地位，他必须对哈马斯和伊斯兰圣战组织等极端分子的恐怖组织采取严厉打击的措施。但是在联合国会议上讨论的所有旨在遏制以色列对巴勒斯坦人进攻的决议时，美国代表无一例外地投否决票。

　　巴以局势因此恶化，恶化到全面失控的地步。以色列对约旦河西岸与加沙地带巴勒斯坦地区的军事行动、巴勒斯坦自杀式爆炸手在以色列各大城市接连不断的爆炸行动、被以色列军队围困在切断了水源电源的办公室里的阿拉法特的命运、指挥以色列军队向巴勒斯坦地区进攻的以色列总理沙龙，等等，都成为世界关注的焦点。先是阿拉伯国家，后来是欧盟国家，再后来是全世界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抗议以色列的军事行动。此时，巴以问题的意义已经远远超出了中东的范围，布什政府的“一边倒”政策在全世界引起了强烈的抗议，欧盟和美国的阿拉伯盟国都通过一切途径呼吁美国改变立场，以稍微中立的形象调解双方冲突，向以色列施压促使其从巴勒斯坦地区撤军、保证阿拉法特的人身安全并恢复他的自由。

　　在强大的压力下，美国认识到这个问题将会关系到自己反恐战争的成败，于是重新开始斡旋，但仍然没有表现出中立和公正。如美国虽然口头力促以巴停火，但对以色列继续重兵镇压巴勒斯坦的行为也听之任之。在阿拉伯各国与欧盟强烈敦促、恳请下，布什终于和以色列总理沙龙通了电话，敦促他“毫不拖延地”从巴勒斯坦地区撤军。针对布什的要求，沙龙表示：他将尽快结束在约旦河西岸的军事行动，但这个“尽快”，前前后后用了十多天，而其间美国竟还表示理解。总之，美国支持，以色列就变本加厉；美国反对，以色列就置之不理。世界也因此看清了谁是美国在这个地区真正的“盟国”。埃及、沙特、约旦等国的人民看到本国政府，对美国中东政策影响如此有限从而更加反对与美国的“盟友”关系，不满和敌对的情绪在进一步积累着。

　　2002年9月9日，巴勒斯坦人时隔两年举行了议会全会。

　　9月10日，巴勒斯坦政治组织“法塔赫运动”宣布停止对以色列平民进行袭击。该组织在纪念巴勒斯坦对以色列进行暴力抗争两周年之际发表上述声明，同时还承诺与以色列和平共处。“法塔赫运动”也呼吁哈马斯等其他激进组织响应这项声明。

　　对阿拉法特和巴勒斯坦的上述积极的声音，美国方面没有做出什么反应，他们正在忙于准备对另一个阿拉伯国家伊拉克发动全面的战争。

　　阿拉伯世界的愤怒

　　几乎与此同时，阿拉伯联盟再三谴责以色列在巴勒斯坦被占领土上大肆镇压的行为，同时点名强烈批评美国支持以色列镇压阿拉法特和巴勒斯坦人的政策，这对于正积极筹划对伊拉克动武、需要广泛国际支持的美国也同样如鲠在喉。

　　阿拉伯国家最愤怒的是美国在伊拉克政策和对待巴以冲突政策之间实行“双重标准”：以色列违反了至少28个联合国决议案，但是美国却没有任何计划采取任何行动来解决问题。在2002年9月中旬一次联合国大会上阿拉伯国家愤怒质问“全世界都要求伊拉克遵守联合国安理会的决议，但美国却支持以色列公然蔑视和践踏联合国决议，这合理吗?”

　　9月23日，阿拉伯联盟在埃及首都开罗召开的紧急会议，再次呼吁国际社会向以色列施加压力，解除对巴勒斯坦领导人阿拉法特的包围和侮辱。阿盟在这份声明当中使用了最强烈的文字来批评美国，声明说，由于美国不停地支持以色列进行野蛮侵略，因此美国要对以色列的行动负完全的责任。这份声明还提到，由于美国反对联合国安理会试图通过给巴勒斯坦人国际保护的决议案，不能再把美国看成是中东和平进程的一个真诚的调停者。

　　但是，尽管阿拉伯联盟的声明中充满了难以抑制的愤怒，美国仍然稳坐钓鱼台。这个世界惟一的帝国心明如镜，在中东这个火药桶与石油桶之间的敏感地区，只有它的干预才能为阿拉法特解围，但此时美国似乎并没有多少克制以色列的意愿。不仅如此，美国还与阿拉伯国家的呼吁反其道而行之，五次三番声称以色列也是在进行他们自己的反恐战争。这种态度使得整个阿拉伯地区的反美情绪进一步高涨。

　　   •这里不是渔翁得利的赌场

　　2002年6月26日，面向爱荷华大学城6万人口的《爱荷华日报》，在头版和第六版各用了1/3的篇幅并在头版冠以醒目的通栏标题，刊出了当天《洛杉矶时报》、《华盛顿邮报》联合播发的长篇电讯《迎接布什“和平计划”的种种忧虑》。这张美国心脏地带的精英报纸，敏锐地感觉到了一场山雨欲来的新风暴：布什从根本上是支持以色列政府的，在新的和平进程中阿拉法特不能再有任何地位。布什的“和平计划”只会鼓励以色列总理沙龙进一步对巴勒斯坦人采取武力措施。逼阿拉法特下台，不仅得到了美国的支持，而且现在变成了美国政府的主张。

　　于是，7月7日，以色列军方宣布，阿拉法特不下台，以色列不会从巴勒斯坦领土上撤军。作为对最近自杀炸弹行为的反应，沙龙派出坦克和地面部队重新占领了整个西岸地区。

　　“和平计划”招来骂声四起

　　在布什“和平计划”出台后，欧盟的许多官员都先后表示，布什总统的讲话对巴勒斯坦人太严厉，对以色列明显偏袒；中东极其复杂的局面下，如果不与阿拉法特打交道，换个人可能更糟。“布什要求组成新的巴勒斯坦领导层，不仅在国际法上令人无法接受，而且在政治上也不明智。” 作为欧洲的国家集团组织和美国的传统盟友，欧盟的公开表态尽最大努力给布什面子，但外交礼节背后的反对立场毫不含糊。2002年春天的几个月里，当布什一再表示不与阿拉法特合作，欧盟则一直明确表态，他们认为阿拉法特是巴勒斯坦的合法领导人。2002年6月25日，布什的中东问题重要讲话刚一落音，欧盟集团立即做出了反应，外交政策主管索拉纳出面强调，只要阿拉法特仍然是巴勒斯坦民选出来的领导人，欧盟将继续与他共事。

　　就连与美国关系最密切的主要盟国英国，这次也例外了。外交大臣斯特劳表示，如果阿拉法特(在今后的巴勒斯坦大选中)当选，英国将继续与之合作。“……英国欢迎美国进一步对中东和平进程的参与，但对美国要把阿拉法特排除在外的做法，英国首相布莱尔也有着欧洲国家共同的忧虑”。美国舆论很快发现，在最关键的对待阿拉法特的问题上，美国陷入了绝对的孤立。没有一个国家加入美国的行列，去响应它关于阿拉法特下台的号召，有些公开对此提出了质疑。

　　布什向全世界宣布了他的“和平计划”后，BBC同一天播出了来自中东的报道，现场是巴勒斯坦破败不堪的集市，一个小贩气愤地说：“这是什么和平计划，这是要我们领导人下台的阴谋，真正该死的是美国总统!”在血雨腥风的巴勒斯坦地区，如果说，这个“和平计划”在出台之前，人们对它千呼万唤，在它出台之后，则立即被千夫所指：对于人们梦寐以求的和平，不是雪中送炭，而是雪上加霜；对于噩梦纠缠的暴力冲突，不是釜底抽薪，而是火上浇油。

　　一个又一个的阿拉伯国家则掀起了新一轮抗议美国的浪潮，中东国家许多领导人不得不再一次出面“灭火”。埃及是美国的中东盟国，是仅有的两个与以色列签订了和平协定的阿拉伯国家之一，历来在斡旋中东和平中发挥重要作用。进入2002年春天后，巴以冲突恶化，对美国偏袒以色列的做法，阿拉伯国家的抗议一浪高过一浪，屡屡接近失控的边缘，埃及总统穆巴拉克感到了极大的压力，对美国“一边倒”的立场及从中所起的作用极为失望和愤怒，以至于鲍威尔国务卿5月份巴以调停失败后返抵埃及，穆巴拉克托病拒绝再次会见。但为了顾全大局，不至于使已经恶化的局面完全失控，穆巴拉克还只能忍辱负重地“解读”布什“和平计划”的讲话精神，试图对布什的讲话进行一些可能的积极的诠释。

　　欧盟也在强调布什讲话的积极的一面，索拉纳称布什的讲话是“呼吁创立一个真正民主的巴勒斯坦国”。索拉纳欢迎美国重新介入中东问题，他说，欧盟同意美国的立场，即必须结束对巴勒斯坦领土的占领，但也必须结束恐怖主义。欧盟同美国的基本目标是相同的，就是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作为两个国家和平共处。至于说巴勒斯坦权力机构应该进行改革，索拉纳说，阿拉法特是否能实现这一步，只有巴勒斯坦人才能回答这个问题。

　　情况不妙了

　　布什与他的白宫班子也感到情况不妙。2002年6月25日，布什来到加拿大参加八国首脑会议，讨论非洲发展、谋求各国对美国“反恐战争”的支持。结果他很快发现会议的主题是自己最头痛的中东问题。这种主题的转换正在于布什一天前提出的“和平计划”，尤其是在这个计划之中关于阿拉法特的命运。所以布什一到加拿大，面临的不是各国领袖对他计划的欢呼，而是各方要求澄清美国立场的压力。“我提出了一些先决条件(指要求阿拉法特下台等)，因为我认为那是必要的。我是要呼吁该地区所有各方都能承担起他们相应的责任或义务。”布什此次一踏上加拿大的土地，就被迫一而再、再而三地进行这样的“解疑释惑”。

　　实际上，美国和以色列要消灭阿拉法特易如反掌。2001年12月，巴勒斯坦领导人阿拉法特平时乘坐的直升机被以色列击毁，据说这是一种“象征性的摧毁”。但与此同时，沙龙都要向美国保证，不伤害阿拉法特的人身安全。

　　就是这么自相矛盾：沙龙仇恨阿拉法特，布什厌恶阿拉法特，但在阿拉法特完全是自己眼皮底下猎物的时候，美国和以色列却要保证他的人身安全。因为美国和以色列都无法回避一个现实：如果在冲突中杀害了阿拉法特，巴勒斯坦问题会立即完全失去控制，巴以冲突会走向片刻不得安宁的白热化，阿拉伯世界与以色列的关系会全面紧张并直接冲突，美国在这个地区会更加陷入孤立……总之，中东这个石油桶和火药桶两位一体的危险地区，真的要因为巴以冲突全面激化而爆炸。

　　中东的苦难太漫长了。无论是巴勒斯坦还是以色列，都在拿着自己民族的生命赌明天的和平。在这个石油桶和火药桶两位一体的赌场上，美国理所当然的坐着庄。谁能是这场赌局的赢家，巴勒斯坦？以色列？还是美国？

　　3、中国一直在说“不”

　　   “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        

　　         ——《论语•八佾三》

　　   •冷战后不倒的铁幕

　　从美国领导人和政府、军队主要官员的言论中可以看出，冷战后，特别是近年来，美国虽然没有把中国视为敌人，但实际上既在战略上把中国视为可能的“合作伙伴”，又将中国作为长期的潜在威胁和战略对手。

　　美国对华战略

　　从老布什政府后期开始，美国政府就将其对华战略称之为“接触战略”，它实质上是“接触+遏制”的双重战略。美国对华战略长期不变的战略目标是改变中国。在这一目标没有实现之前，美国既要同中国接触，利用中国，也要制约和防范，在某些领域、某种程度上遏制中国。前助理国防部长约瑟夫•奈曾表示，接触并不排除采取任何必要的手段保护我们的主要国家利益，如对华制裁等。

　　冷战后，中美两国政府、企业界和人民之间接触、来往的频度和广度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任何时期所不能相比的。美中间的接触有其内在的必然性。美国同中国这样一个处于上升趋势的新兴大国不能不接触和来往。这种接触的内在需要在于经贸关系和政治、安全等领域的合作。美国政要一再强调，接触并不意味着美国的天真，并不是“迁就中国”，并不排斥美对华采取“强硬”的一面。冷战结束以来，美对华外交中并没有放弃采取对抗的形式。美国自以为是冷战后世界的当然“领袖”，在对外关系中更加倾向于向别人发号施令，动辄以制裁、高压甚至军事行动等相威胁，这理所当然遭到中国的坚决反对，造成两国关系中局部对抗的局面。首先，美国在意识形态上把它置于与中国对立的位置。反共、反社会主义仍是美对华战略的重要内容和目的。因而美国在民主、人权等问题长期坚持与中国搞对抗。其次，美在台湾问题上不时采取对抗的方式。第三，加强在亚太地区的战略部署以防范中国。第四，用单边行动和“国际体系”制约中国。第五，在技术转让方面“警惕、防范”中国。克林顿称，美国决心防止向中国转让技术和敏感信息。美不但绝对不向中国转让军事技术，就是对民用技术转让的控制也朝着趋严的方向发展。此外，美国还加大对俄罗斯、以色列和欧盟等对华军售和技术转让的干预和阻挠。

　　美国国内对华战略定位的争论，深刻地影响了中美关系的现状与前景。由于中美关系的重要性，美国国内舆论在对华政策方面曾进行过几次大辩论。40年代末开展过“谁丢失了中国”的辩论，60年代末又对是否承认中国以共同抗苏进行了辩论。冷战结束后，美国国内就对华政策开展了一场新的辩论，其核心问题是发展中的中国在美国全球战略中处于何种地位。

　　学者大讨论

　　著名中美关系研究专家哈里•哈丁在其《脆弱的美中关系（1972—1992）》一书中提出，美中关系的基础是脆弱的。由于美中两国在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外交取向、地缘战略方面的差异，中国对美国来说既非敌国，又非盟国。基辛格等人认为，冷战结束后世界正处于转型时期，国际上主要力量中心之间关系结构还没定型。观察与处理美中关系，应立足于全球战略均势和亚太安全结构。中国的强大是不可抗拒的大趋势。中国究竟是美国的敌人还是朋友，还在变化之中，而“如果把中国视作敌人对待，那么它就会变成敌人”。1996年6月8日，基辛格在洛杉矶《国际日报》发表《美国如与中国为敌是制造政治自杀》一文。他认为，“与中国保持良好关系应是美国外交政策的长远目标”。“亚洲市场对美国经济是绝对重要的，试图扩展与中国的良好关系符合美国的最佳利益，与中国为敌是制造政治自杀”。

　　美国经常刻意渲染中国军队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军队”，即中国军队人数最多，但美国人却十分清楚中国的军事力量比美国等世界先进国家的军事力量至少落后15—20年。前助理国防部长约瑟夫•奈指出，中国的军事能力非常落后。它虽然拥有300万兵力，却几乎没有接受过打现代战争的训练。尤其是，中国军队的能力很弱，不用太担心中国军事力量的威胁，中国构不成对美国的威胁。美国前太平洋部队司令马克对《时代》周刊记者表示，他一辈子都不会认为，中国会对美在亚洲的军事力量构成威胁。现任美太平洋司令丹尼斯•布莱尔在国会听证会上说，中国在军事上构不成对美国利益的威胁。中国人民解放军要过许多年后才能对美国力量形成重大的挑战。

　　台湾问题始终是中美关系的核心问题、原则问题、要害问题，说到底是一个战略问题，它从属于美国的对华战略。20年前，迫于当时的国际战略形势，美国在中国的大陆和台湾两部分之间选择了大陆，选择了“一个中国”的政策，放弃了和台湾的所谓“外交关系”。冷战结束后，美朝野一些人借故世界战略形势及中国大陆和台湾两部分的变化，企图改变战略选择，即：既要大陆，又要台湾；口头上“坚持一个中国”，实际上在很多政策行为上鼓励和帮助制造“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美国政府1992年向台湾出售F—16飞机、1994年“对台政策调整”、1995年允许李登辉访美、1996年春向台湾地区派遣航空母舰。2001年春允许陈水扁“过境”访问、出售一大批先进武器给台及布什会总统表示将“全面协防台湾”等，都是在这一战略调整背景下发生的。

　　美对华的“接触、遏制”的双重战略是一个处在过渡时期的战略。美国尚不能最终确定中国是美国的“战略伙伴”，还是美国未来要对付的“战略对手”，因此，对中国既接触，又遏制下的美对台政策也就成为既要利用台湾防范、牵制中国大陆，又要使其不损坏美中整体关系。由于美中关系的性质的短期内难以根本确定下来，美对台政策的摇摆状态仍会持续下去，台湾总是会仍然不断地对整个中美关系造成冲击甚至形成危机。

　　冷战后中美两国意识形态的对立是美国单方面的行为所造成的。这一对立表现在美国对中国及其政权的认识，对中国的基本态度。

　　美国领导人和政府主要官员大体上从两方面谈论中国和美中关系。一方面从国家利益的角度出发，认为中国对美国和世界是重要的；另一方面在谈到中国政府、中国的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时，往往抱着攻击、指责、批评和敌视的态度。这种意识在美对华关系中是根深蒂固的。美国政府、国会、新闻媒体等从不掩饰同中国在意识形态上的对立，这一点在冷战之后有加强之势。

　　“人权”也是外交牌

　　冷战后总体上不是一个对抗的关系，或者说不是全面对抗的关系。但在局部上，在“人权”和台湾问题上，在相当长时期内，美国采取了对抗的方针。从1990年至1997年，美国连续8年在联合国日内瓦会议上就“人权”问题向中国发起攻击，都遭到了可耻的失败，就说明了这一点。1998年为克林顿访华制造缓和的气氛，美国在日内瓦会议上曾放弃了当年的反华提案。1999年4月在联合国人权委员会会议上，美国又以“中国人权状况正在恶化”为由，重新提出了指责中国人权状况的议案，从而再度引发了中美在“人权”问题上的对抗。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国内取缔大卫教派等邪教组织的美国，在联合国人权委员会会议上居然攻击中国取缔邪教“法轮功”是扼杀宗教自由。

　　对于中国打击新疆、西藏等地区的民族分裂主义的斗争，美国朝野也攻击为“压制人权”。而美国西藏问题专家梅尔文•戈尔斯坦却在有美国务院官员参加的讲座上道出了其中的奥秘：美国利用西藏问题反对中国，是作为其遏制中国总战略的一部分。美国中央情报局从1957年开始训练西藏流亡分子，在美科罗拉多州和尼泊尔边境的营地训练流亡武装分子。美国政府还通过移民、奖学金形式，为达赖集团培训人才，提供人力支援。1992年，美移民局宣布准予1000名流亡印度和尼泊尔的西藏人移民美国。冷战后，美国政府不断加强其官方传媒，声援达赖集团。“自由亚洲电台”从1996年12月1日起直接用短波向西藏进行广播。美国还在政府内设“负责西藏事务”的官方高级职务（2001年，布什政府任命一名副国务卿担任这一职务）。

　　中美在“人权”问题上的斗争反映两国在政治制度、文化传统和价值观上的差异，中美两国的人权观不尽相同。中国认为，在中国目前的条件下，生存权与发展权是最重要的，中国批评美国在人权问题上实施双重标准和对中国施压的做法。大多数美国人并不了解中国在人权和民主化方面已经发生的显著变化。美国政府也不去向美国人民充分介绍中国在这方面取得的进展。而美国及西方媒体则更是从对中国的偏见出发，经常对中国的人权状况作不真实和不客观的报导，甚至“妖魔化”中国。

　　中美在“人权”问题上的斗争，决非美国某些人所标榜的那样的是“关心中国的民主、自由和社会进步”，而是以美国式的政治制度和价值观对中国实施西化、分化。美国《时代》周刊的一篇文章说明了这一斗争的实质：“仅仅遏制中国是不够的。更为重要的是……颠覆中国侵略成性的独裁专制政权。”

　　中美关系的历史表明，战略和安全关系是中美关系的主导因素和核心方面。七八十年代中美关系实质上是一种对付共同敌人的战略合作关系。冷战后，尽管意识形态因素和经济因素在中美关系中的分歧比冷战时期大为上升，但决定冷战后中美关系性质的仍是两国关系中的战略和安全方面。

　　美国的战略目标是要维持其在世界上的一超地位，使21世纪成为“美国世纪”，要确保它在全球和地区的主导地位并防止任何地区大国的兴起对它的地位构成威胁。美国自视为世界领袖，要求建立以西方价值观念为基础的、由美国支配的世界秩序使中国感到不安。同样，中国强调多极化，主张在国际关系中相互尊重、平等互利、共同发展，批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做法也令美国不舒服。

　　中国的日益强盛是美国所不愿意看到的。美国对华战略的实质，主要在于美国战略意图中寻求出现一个什么样的中国，美国的战略努力方向是促使中国向什么方向发展演变。美国对中国的强大存有疑虑和戒心，认为中国的强大不符合美国的利益，不愿看到中国走向强大，成为强国。美国在中美两国间竖立起新的铁幕。

　　   •“关注”中国：“崩溃”和“威胁”

　　2002年7月15日，由美国国会民主、共和两党成员组成的“美中安全审查委员会”公布了所谓的《美中安全评论报告》。对影响中美关系中贸易经济一系列问题分析后，得出结论说，“由于中国向被认为是支持恐怖主义的国家继续出口包括导弹技术这样的产品，中国正在危害美国的国家安全。有关方面应敦促美国国会加强有关技术转让的管理，否则中国就会对美国在世界各地的利益构成越来越大的威胁”。报告说，“中国对美国的巨大贸易顺差给这种直接损害美国利益的政策提供了资金来源”。

　　要贸易制裁中国

　　报告说，中国目前是世界贸易组织成员，中国经济正在发展壮大。中国也是美国的一个巨大市场。但是中国同时还是一个政治前景和外交政策动机都很不确定的国家。报告警告美国政策制定者要做好应付一切变故的准备。中国在经济上变得越来越重要，同时也正在壮大军力。报告称，美中关系正逐渐成为美国最重要也最令人不安的对外关系。

　　美中安全审查委员会的报告建议国会制定法律、对中国政府实行经济和金融制裁。该委员会还认为，美国公司不断在中国增加投资损害了美国的工业生产能力和美国的就业市场，因此要求国会制定相关法律，规定那些去中国投资以及与中国公司进行贸易的美国公司，公开他们在中国的投资内容以及与中国贸易公司的合同关系，并且对那些在中国经营的美国公司制定一套专门的道德规范。

　　曾经在克林顿执政期间担任商务部出口管制局局长的廉•莱恩奇是美中安全审查委员会中唯一持反对立场的成员。他说，由国会立法专门用来管制美国公司在中国的商业行为是不合理的。莱恩奇说：“我认为该委员会提出的最缺乏认真考虑、但是又影响最深远的一项建议是，要求美国公司公布经营报告……我认为这项要求的规范不明确，但是涉及范围又很广，而且是对中国的歧视行为，这样做根本没有必要。我认为让国会来制定公司的经营道德标准是不正确的。” 他说，报告虽未明确称中国“威胁”，但每个章节都渗透着这样的意思。

　　“中国威胁论”

　　实际上，“中国威胁论”在美国由来已久，可以追溯到19世纪后期的“排华浪潮”。当时，美国白人种族主义者和劳工利益集团将大批涌向美国西海岸的华工视为对美国主流文化的“威胁”，认为他们是“劣等民族和落后文化的代表”，是白人“饭碗”的抢夺者，于是推动政府分别于1882年和1884年通过了《排华法案》。这一时期的“中国威胁论”是针对华人移民这一特殊族群的，因而不是现代意义上的“中国威胁论”，但其中体现的白人至上主义思想和东西方文明的冲突，则在其后的“中国威胁论”中仍能找到踪影。

　　新中国成立之初，美国曾炒作过一阵“中国威胁论”，即所谓中国革命的胜利有可能在东南亚引起多米诺骨牌效应，从而对美国形成“红色威胁”。不过，这一时期的“中国威胁论”出现在美苏冷战的大背景下。

　　今天的“中国威胁论”主要起自冷战结束后。大的背景就是苏联威胁消失了，而中国正逐步走向富强。第一次大规模的“中国威胁论”泛滥于1992-1993年间。他们从意识形态、社会制度乃至文明角度展开了对“中国威胁”的具体论证，媒体则推波助澜，以致汹涌成潮。其中，美国费城外交政策研究所亚洲项目主任芒罗首先发难，发表了《正在觉醒的巨龙：亚洲真正的威胁来自中国》，于是名不见经传的芒罗和他这篇“中国威胁”的文章顿时声名显赫，一时间风靡太平洋东岸。“中国经济强大——政治崛起——军事扩张”，这就是头脑中只有强权信条的“中国威胁论”者的逻辑。哈佛大学教授亨廷顿那篇高论《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也在这个大背景下问世。前者渲染中美军事冲突不可避免，后者断言儒教文明与伊斯兰教文明的结合将是西方文明的天敌，具有极强的意识形态色彩。

　　冷战后第二波“中国威胁论”发端于1995-1996年间，诱因则是台海危机及由此而起的美国国内对华政策大辩论。所谓“中国对台湾海峡的和平与稳定构成威胁”、“香港的回归意味着自由民主世界将受到专制制度的威胁”等等言论，在当时不绝于耳。《时代》周刊记者伯恩斯坦和芒罗所著《即将到来的美中冲突》一书更是集上述论点之大成。

　　“中国威胁论”第三次甚嚣尘上则是在1998-1999年间。至今，人们对所谓《考克斯报告》、“李文和案件”、“政治献金案”仍记忆犹新。前中央情报局中国问题专家特里普利特和前共和党国会对外政策助手爱德华•廷珀莱克合写的《鼠年》和《红龙跃起》两本书更是将其大肆渲染，矛头指向“中国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重大威胁”这一敏感问题，“中国窃取美国核机密”、“利用华人科学家和学生在美国广泛搜取情报”、“企图收买美国政府”等胡言乱语满天飞，使“中国威胁论”登峰造极。

　　最近掀起的“中国威胁论”是冷战后的第四波，同时也是最具“实质性”的一次。此次出笼的两个报告据说是经过长达一年的听证会、实地考察、跟踪中国媒体后得出的结论，声称“经得起推敲”；同时，内容上也跳出简单的“指控”和意识形态纠缠，触及中国军力发展的深度分析，并首次公开指出中国军力不仅对台湾，还对中国周边国家甚至美国构成威胁；不仅对中美经贸关系这一两国关系的“润滑剂”大加挞伐，而且还公开否定对华“接触政策”的有效性。

　　“中国崩溃论”

　　近年来，还有一批变种“中国威胁论”也不时涌动，包括所谓“中国不行论”、“中国崩溃论”、“中国发展掺水论”等等，不一而足。它们观察中国的角度虽然不一样，但得出的结论则是一致的，即中国的崛起对美国构成威胁，中国的衰落或者崩溃更对美国构成威胁。

　　前两年的《外交》杂志上刊登伦敦战略研究所学者西格尔的文章《中国真有那么重要吗？》认为“中国并没有人们想象的那么重要，没有必要过分重视中国和发展同中国的关系”，以“中国不行论”开启了另类“中国威胁论”的先河。2000年，美国匹兹堡大学教授罗斯基先后发表《中国GDP统计出了什么问题？》、《中国的GDP统计：该被警告？》质疑中国经济增长统计数据的真实性，被西方媒体炒作，使“中国发展水分论”大行其道。稍后，美国经济记者戈登•尚出版耸人听闻的《中国即将崩溃》一书，“中国崩溃论”逐渐流行，对中国过分“关注”起来。     然而，正是这些经不起推敲的“中国威胁论”，在美国往往过两三年即能沉渣泛起，应者也绝非寥寥，其中原因耐人寻味。鼓噪者和炒作者基本来自美国国防部、国会、右翼思想库和媒体等传统反华亲台势力，如国防部的中国军事研究中心，国会的两大涉华委员会及“台湾小组”、传统基金会、企业研究所、“美国新世纪”计划、史汀生军控研究中心等保守思想库，《旗帜周刊》、《华盛顿时报》等右翼媒体等等。站在前台的，是军方鹰派人物、国会反华亲台议员以及因“志同道合”而拼凑在一起的所谓“蓝队”成员。较为著名的，包括《旗帜周刊》主编比尔•克里斯托尔、《华盛顿时报》记者比尔•格茨、新世纪计划负责人施密特等。这批人真正了解中国的并不多，但却屡屡发表言论，误导民众。他们有时并不掩饰自己的荒唐，克里斯托尔就曾说过，对美国政策持原则性观点并不一定需要有关中国的专门知识，“我根本不是中国问题专家。我对中国的观点……出自我对美国对外政策的看法。美国软弱实在是危险的”。

　　中美意识形态不同、文明之间差异、地缘争夺态势、发展进程矛盾等因素，是“中国威胁论”不时泛滥的大背景和恒定因素。此外，各个时期又有诱发“中国威胁论”的特殊原因。最近这次即有多重原因。首先，随着美俄关系的实质性调整，中国越来越被美国右翼势力视为除恐怖主义和“邪恶轴心”之外最主要的“潜在对手”。因此，中国的一举一动必然比以前更多地受到美国的关注，而且是戴着有色眼镜的关注。其次，中国良好的发展势头引起“自然的心理反弹”。特别是在美国企业制度遭到广泛质疑，日本模式失灵的今天，中国成功的发展模式更加吸引人。美国右翼保守势力因而集中火力攻击中美经贸交流的不对等、诬称“中国利用从美国获取的经济实惠发展军事现代化”。第三，布什政府正面临调整对华政策的关键期，右翼势力原本希望其奉行强硬对华政策，有别于克林顿政府，但实践表明，布什有可能继续沿着“对华接触”政策路子走下去。因此，反华人士按捺不住，赶紧抛出种种言论，指望给布什的对华政策定调。

　　鹰派人物的焦虑与叹息

　　“中国威胁论”泛滥之日，几乎都是中美关系改善之时。1997年和1998年中美关系因首脑互访而升温，反华逆流也因势而动；此次布什正决定积极调整对华政策，反华浪潮又再次掀起。“9•11”事件后，中美关系显露出稳定发展的迹象，这是那些所谓鹰派人士不愿意看到的。他们先是制造“中国崩溃论”，现在又重新弹起“中国威胁论”的老调。

　　最近出版的在美国具有一定影响力的保守派刊物《旗帜周刊》上刊登了右翼代表人物、“新美利坚世纪项目”负责人史密特的文章。此公多年来一直鼓吹“中国威胁论”，他在文章中说，雄心勃勃的中国注定要对美国形成挑战，美国应该利用中国目前正全力处理国内事务的时机，加强对这一地区的控制。美国国内新闻社（IPS）的报道指出，“新美利坚世纪项目”组织的创始人中有副总统切尼和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而史密特提出的解决中东问题的建议也与布什政府后来出台的政策基本一致。在许多方面，史密特是在“代表他们说话”。报道还引用一位中国问题专家的话说：“毋庸置疑，这些人是在用一副漆黑的镜头观察中国。”

　　《华盛顿时报》更是不甘寂寞，跳出来传播“小道消息”，说香港富商李嘉诚及其和记黄埔公司希望在伊朗主要军港阿巴斯北方建造一个大型港口设施，说这意味着中国试图在全球取得能控制海运咽喉的商业和战略据点。和记黄埔的发言人对此已做出严正驳斥。

　　“9•11”事件发生后，美国国内对外交政策的批评一度成为“禁区”，谁也不愿为此戴上顶破坏反恐的帽子。随着反恐战高潮已过，中期选举临近，民主党开始质疑布什的外交政策。而共和党的鹰派人士也认为，现在该是他们加强公开批评，施加影响的时候了。对这些人来说，他们希望布什像在竞选时所说的那样，称中国是一个“竞争对手”。在布什的班子里，仍然有人希望把中国也划进“邪恶轴心”之中。史密特的文章可以被视为新一轮阻止中美关系发展的轰炸开始了。

　　宣扬“中国威胁论”的那些玩意，靠的是虚张声势、无中生有，因而大都不得善终，像《即将到来的美中冲突》一书现在已成了路人喊打的“不严肃读物”，《考克斯报告》在美国也臭不可闻，“李文和案”已公认是一桩冤假错案。无论是“中国崩溃论”，还是“中国威胁论”，两种论调的出笼都有着一定的时代背景，那就是中国的实力在不断增强。面对中国的崛起，美国出现了两种担心，一种是怕日渐崛起的中国政局不稳，引起全球动荡；二是怕中国的崛起对美国构成威胁，形成挑战。在这两种担心的后面是对无法把握和影响中国未来走向的焦虑。美国众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主席亨利•海德不久前的一段话颇能反映出这些人的心态。他说：“虽然中国实力的增长可能构成美国在21世纪最大的单项战略挑战，但我们影响这一走向的常规手段却十分有限。”

　　   •最后的底线：台湾不是不沉的航空母舰

　　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敏感、最重要的问题，也是最具爆发性与最不易处理的问题。尽管台湾问题不能决定中美关系发展的大势与总体格局，但却具有巨大的杀伤力，制约与牵制着中美关系的发展，甚至在某些时候足以影响中美关系的发展方向。

　　从不同的角度看台湾

　　在中美关系中，台湾问题之所以重要，在于台湾问题对双方的重要性与敏感性。对中国政府而言，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领土，是中国主权的组成部分，实现台湾与祖国的统一是中国政府与人民的神圣使命，任何当权者不敢在台湾问题上有任何原则上的让步与妥协。同时，台湾地处中国东海，是“大陆中国”走向“海洋中国”的战略要冲，对21世纪中国的崛起与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这也正是中国政府在处理对外关系上的一个弱点，在同每一个国家建交时必须要求对方在台湾问题上有明确的承诺，承认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反对“一中一台”或“两个中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代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以确保台湾是中国主权与领土完整的国际认同。

　　对美国而言，台湾被认为是美国在西太平洋上一艘永不沉没的航空母舰，是美国在西太平洋围堵中国链环上的重要环节，也是所谓的美国“盟友”，并抓住中国政府在台湾问题上的弱点，以台湾问题为筹码对中国施压或讨价还价。当美国在诸多国际问题上需要中国的合作或配合时，美国政府就会倾向中国，在台湾问题上有较明确的承诺（如三个联合公报或坚持一个中国政策），台湾就会受到挤压；当美国需要遏制中国或向中国施压时，则会倾向台湾，或者提高出售武器的质量或增加数量，或者加强双方官方往来，或者声言在必要时协防台湾。就布什政府上台来的形势观察，在处理中美关系上，美国尽管更多的是倾向维持或支持台湾，较少向中国政府承诺在台湾问题上的一个中国政策或三个联合公报，但就最近形势与布什上台之初相比，布什政府还是不得不向现实妥协，不得不从中美关系的大局出发，努力改善与中国的关系，加强在反恐、防止核扩散等问题上的合作。在这种局势下，台湾不论何时，只能是美国用来处理中美关系特别是遏制中国的一颗棋子。

　　美国对台政策的调整

　　2002年2月28日，美国在台协会理事会主席卜睿哲在布什总统访问中国前阐述了布什政府对台湾五点政策说明。第一，强调和平的基本原则，以及无条件坚持台湾问题必须以和平方式解决。第二，美国将继续遵守一个中国政策，美国将在非官方的基础上，与台湾发展丰富的实质关系。第三，任何有关台湾问题的协议，必须是台湾人民可接受的。第四，台湾问题如何解决是两岸双方的事，美国的“一中”政策绝不致主导台湾或北京如何解决双方的歧见。美国鼓励对话，但不作争议的协调人，也不会强迫台湾去谈判。第五，美国支持台湾参与国际组织，如世界卫生组织，并不认为与美国的“一个中国”政策不符。

　　但这五点政策与前政府相比，也出现了明显的调整。一是抛弃了克林顿总统提出的“三不”政策（美国不支持“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不支持台湾独立，认为台湾不应加入任何必须以国家名义才能加入的国际组织），至少不再提“三不”说法。美国政府开始明确支持台湾参与国际组织，尤其在支持台湾参加世界卫生组织问题上最典型，这可能影响到中美关系的稳定发展。二是在声称不发展与台湾官方关系的口号下，积极发展与台湾的实质官方关系，允许台湾领导人过境美国，并给予较高的待遇；允许台湾“国防部长”访美等，已是真正的官方高层往来。目前又在策划陈水扁访美，且不排除陈访美的可能性。三是持续增加对台军售与发展双方的军事结盟关系。美国对台军售问题是中美关系发展的一个重要问题。中美“八一七公报”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美国不寻求执行一项长期向台湾出售武器的政策，美国向台出售武器的性能和数量上将不超过中美建交后近几年供应的水平，并逐步减少对台湾的武器出口，在经过一段时间后最后解决”。然而，1982年以来，美国从来没有遵守这一公报，不断向台湾出售武器，特别是近年来，美国对台军售在数量与性能上都有很大的提高。尤其是美国正在加快发展美台准军事同盟关系，帮助台湾提高各军兵种的协同作战能力，帮助台湾建立低层导弹防御系统。

　　值得注意的是，布什总统在年初访华时，虽声称美国对华政策没有改变，坚持一个中国政策，但并没有公开提到三个联合公报，让外界感到“三个联合公报”有“虚化”的趋势。事实上，自2000年以来，美国官员已多次提到修正三个联合公报的问题。2001年10月底，美国前驻中国大使在一次演说中指出，上海公报已无法精确描述两岸现状，台湾的民主发展也使两岸形势出现重大变化，与三个公报签署的背景大不相同，就有意为修正提供舆论工具。就目前形势而言，美国并不会轻意修正三个联合公报，三个联合公报仍是中美关系发展的基本框架与处理台湾问题的基本原则。

　　牌的反面——《与台湾关系法》

　　在中美三个联合公报之外，美国政府还单方面制订了所谓的《与台湾关系法》，承诺对台湾的保护，这是一种干涉中国内政的强权行为，严重影响中美关系的发展。美国政府以《与台湾关系法》为名，积极发展同台湾的实质性关系，不时声言保护台湾，以遏制中国。目前，该法有凌驾于中美三个联合公报之上的趋势，值得关注。布什总统在访问中国之前，美国通过正式渠道与台湾当局沟通，表示对台立场不会改变，称台湾是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坚实盟邦，美国将对中国重申坚守《与台湾关系法》，持续捍卫台海和平政策。果然，布什在访问日本发表演说时不仅将台湾与太平洋周边国家并列称为“好朋友”，而且迫不急待的主动表示，“美国不会忘记对台湾人民的承诺”，这是美国政府在国际公开场合首次明确对台湾表达的“友好态度”。接着在访问中国时，布什在公开记者会上又首次公开在中国领土上声称美国将继续支持《与台湾关系法》。特别是布什在清华大学回答问题的直言，“一旦台湾遭到攻击，美国依照《与台湾关系法》就要协助台湾自卫”，这不仅对中国是极不友善的行为，而且意味着台湾问题在中美关系中的地位变化。

　　《与台湾关系法》可以说已成为中美关系发展的重大障碍与毒药。特别是布什总统上任来多次公开声称保卫台湾的说法，将给台湾当局更多的错误信息，认为台湾有美国的保护，从而大胆地推动“渐进式台独”，进一步恶化海峡两岸关系。“渐进式台独”一旦出现从量变到质变的转化，两岸军事冲突不可避免，这是中美双方都不愿看到的结果，但却是不能保证不会发生的事件。

　　台湾当局将美国视为最大的依靠与最好的朋友，希望从美国购到尽可能好与足够多的军事装备。美国抓住台湾的这一心理，企图向台高价出售武器。在这种军事武器装备与政治利益的交换中，美国得到的是巨大的商业利益，台湾得到的可能不是最好的武器装备，只是让台湾人民付出更多的代价，换取并不可靠的安全保证。

　　美国政府在军火集团的压力下，要求台湾加大采购高性能与高价位的潜艇、反潜机、基德舰与早期预警雷达系统等。美国在位或退休官员纷纷到台游说，甚至日前美国军方人员即海军潜艇办公室执行官公开到台湾“立法院”游说台湾购潜艇，这在台湾历史上是不曾有的动作。陈水扁与美国军火商共进晚餐，也是非常不寻常的举动。最近，美国前国防部长及现任美国在台商会主席柯恩访台，会见台多位高官，旨在推动台湾对美军事采购。

　　其实近两年来，台美军事关系互动之密切是中美“八一七公报”后从未有过的现象。美国《华盛顿邮报》这样形容美台军事互动情况：美国军事代表来台参加演习、评估各项战备计划、两军设立紧急热线、几百名台湾军事人员在美受训等，双方的军事往来与合作日益密切，而且有进一步升级之势。 将军购与其他事件结合起来观察可发现，美国通过模糊处理陈水扁“公投”与“制宪”等“台独”主张及通过高规格接待变相支持陈水扁连任，以推销武器，争取更大的经济利益；台湾当局则是以付出高昂代价，获取军事装备与美国对台湾政治上的支持。可见，在美台军购交易的背后，有着复杂的经济与政治利益交换。

　　一位危险恶毒的美国女人

　　新任美国在台协会理事主席夏馨是美国右翼势力的代表之一，更是亲台的代表人物。她在台湾问题上有不少非常危险的公开表态，对中美关系极为不利。

　　她称美国总统布什只是表示“不支持台独”而没有讲“反对台独”。夏馨此言论引起中国政府的强烈不满。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对夏馨的言论进行了两次公开批驳，并警告夏馨等人最好还是认清台湾问题的敏感性和“台独”分子的危险性，谨慎一些，不要被“台独”分子拉下水。其实，夏馨的谈话并不是她不了解台湾问题的敏感性，而是她非常了解美国真正的对台政策，也说出了美国在台湾问题上的真实立场，即美国是不问台湾前途或统独的最后结果的，主张台湾前途由台湾人民自己决定，自然就不会反对“台湾独立”的可能，也就是只要条件允许台湾独立，美国虽不一定支持，但至少是不会反对的。

　　夏馨提出“台湾买全险说”。还对台湾的军事防御政策提出批评与建议，认为台湾购买潜艇耗时太久，不划算，美国希望台湾先致力提升C4SR(指挥、管制、通讯、情报、监视与侦察)等。她还特别表示台湾的军事防御仍然无令人满意的吓阻力量，没有“买全险”，台湾不能单靠美国这张“重大伤病险”的保单，同时暗示台湾需要花费庞大的经费，才能达成“令人满意的吓阻力量”。夏馨的言论表明：美国是台湾发生重大意外变故即台海战争时的最大依靠，美国会保卫台湾；希望台湾花大钱从美国进行军事采购，满足军火商与美国的经济利益；“买全险”是希望台湾通过提高军事防御能力，为台湾独立作好准备，随时抵抗或吓阻大陆可能的打击。

　　夏馨认为陈水扁的“公投”与“制宪”不是要独立。陈水扁“台独”活动不断升级，虽有选举的策略运用，但目的性十分明显，确实是危险的举动。特别是陈水扁竟然在美国公开将原本模糊的“催生台湾新宪法”明确改为制订“台湾新宪法”，显然是“台独”的国际化举动。随后，台湾“陆委会主委”蔡英文在赴美国的活动中，公开否认“中华民国宪法”，表示“‘公投制宪’是台湾人民思考并采取必要行动的时候了”。对此，夏馨表示“美国经过沟通后，已能理解陈‘总统’的目的是要提升效率，不是要独立”。这表示，不仅是夏馨，而是“经过沟通的美国”认为此举“不是独立”，否认了“公投”本身包涵的“台独”举动，也等于美国公开支持陈水扁的“公投制宪”与“台独”举动，这是十分危险的。

　　夏馨前不久公开表示美国总统布什是台湾的“守护天使”，尽管后来澄清此言不代表美国官方的立场，但足以明确显示美国对台的安全承诺，就是要成为“台独的保护伞”。

　　夏馨的诸多言论具有很大的危险性，美国政府虽出面说明，但并没有对此提出异议与批评，等于美国认可了她的言论。若这样下去，中美关系将受到很大伤害，岛内“台独”势力将更加有恃无恐，更加嚣张，台海局势将更加危机，对美国并非是一件好事。

　　   •不是软柿子：中国有着强硬的声音！

　　1995年2月26日，北京市中心长安街，中国外经贸部大楼外，汇集着来自世界各国通讯社和电视台的上百名驻华记者。在灯火通明的大楼里，一场唇枪舌剑的中美知识产权谈判正在紧张的气氛中进行着。双方主持谈判的代表，都是女性：美方是律师出身、讲话斟字酌句的贸易谈判副代表巴尔舍夫斯基，而中方则是有“铁娘子”之称、现任国务院副总理、时任外经贸部部长的吴仪。

　　两位女强人的较量

　　中美之间关于知识产权问题的纠纷由来已久，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就一直存在着摩擦，中国也一直以积极的态度对待知识产权问题。1990年4月，美国以中国“对知识产权保护不利”为由，根据美国贸易法“特别30l条款”的规定，宣布中国列入“重点观察国家名单”。1992年1月，中美双方代表吴仪和卡拉•希尔斯共同签署了《中美关于知识产权保护的谅解备忘录》。中国愿意在约定期限内完成对这一问题的保护工作，而美方则承诺取消对中国的特别调查。

　　两年后的1994年6月，美国针对与计算机行业相关的激光唱盘等产品的盗版问题给美国企业造成了每年数十亿美元的损失，再次挥舞起“特别301”大棒，不考虑中国政府在签署谅解备忘录以后作出的努力，要求对中国进行六个月的调查。在接下来的半年里，中美之间就知识产权保护问题一共进行了七轮磋商。

　　对知识产权进行保护是无可厚非的，中国没有蛮横无理地拒绝这些要求。但美方谈判代表们却在谈判中层层加码，提出一系列实际上已经超出了知识产权保护范围的要求。如在“音像制品对外开放市场”这一连发达国家之间也未能达成一致的问题上，要求在中国设立独资的新闻出版和音像制品公司；在“海关边境措施”、“版权认证制度”以及“行政执法部门的权限”等问题上，提出了连美国自身也未能做到的要求；美方甚至对中国的司法和立法程序也提出了要求，要求允许美国在中国设立侦探事务所！美国单方面提出“六个月最后期限” 否则进行贸易报复的威胁！     时任外经贸部部长吴仪，在谈判开始前的记者招待会上，语气坚定地代表中国政府发言：中国在短期内已经走过了发达国家几十年乃至上百年才完成的保护知识产权的立法过程，建立了一个比较完整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对美方提出的非法复制激光唱盘的问题，中国政府专门组织力量收缴并销毁了数以百万计的盗版激光唱盘和录像带，关闭了有关的侵权工厂。

　　面对美国的威胁，吴仪，这位深知双方底牌的中国女部长，没有被美国人吓倒，在记者招待会上毫不客气地警告美国：“你们宣布报复清单之日，就是我们公布反报复清单之时。”

　　1995年2月4日，美国贸易代表坎特亮出了自己的底牌，宣布了对华实施贸易报复的最终决定。中国外经贸部则随即作出反应，也公布对美贸易报复的最终决定。美国将原定为28亿美元的输美产品削减为10.8亿美元，而中国出口美国的大宗商品如运动鞋、箱包等产品则不再包括在内。相比之下，吴仪拿给美国人看的报复清单除贸易外还增加了投资一项。对于新增加的投资一项，美国人是非常清楚这意味着什么的，因为当时美国通用汽车公司正竭力争取在中国合资生产汽车的许可。增加内容后的报复清单击中了美国人的要害。

　　清单公布后，坎特亲笔致函吴仪，邀请中国代表团到华盛顿进行最后谈判，争取尽快消除分歧。吴仪回函，很明确地同意恢复谈判，但是地点在北京而不是华盛顿。面对针锋相对的中国，美国贸易副代表巴尔舍夫斯基从美国飞抵北京，与中国外经贸部副部长孙振宇共同主持最后阶段的磋商，中美知识产权谈判由工作组级别上升为谈判代表级别。

　　中国打出的投资牌开始见效，在美国大企业老板叫苦连天的抱怨声中，美方代表感受到了强大的压力，在有关中国立法与司法权等问题上没有再提出过分的要求。中国在顶住美方在华独资生产音像制品、软件和出版物的要求同时，允许以合资的方式生产上述产品，双方的立场逐步靠拢。

　　2月25日，中美双方开始起草协议文本，26日深夜11时，中美双方宣布草签《中美知识产权保护协议》。一场贸易大战在双方代表香槟酒杯的相碰声中化险为夷，“全世界都松了一口气”。中美两国间长达20个月的知识产权谈判终于落幕。

　　当丝毫没有倦容的吴仪和巴尔舍夫斯基出现在已守候十多个小时的各国记者们面前时，这些见多识广的记者们投向吴仪的目光是充满敬意的。一家日本通讯社驻北京记者在发回本国的电讯中不无感慨地评论说，日本在与美国的贸易谈判中，缺少的就是像中国的吴仪女士这样敢于对美国人说“不”的灵魂人物。她所展现出来的，正是现今中国不畏强权、毅然捍卫自身的利益和尊严的姿态。

　　（《环球视野》摘自《帝国残梦——美利坚霸权主义的终结》中国友谊出版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