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用事物的多重属性偷换概念是某些人的惯用伎俩

　　利用事物的多重属性偷换概念是某些人的惯用伎俩

　　偷换概念是一种诡辩术。

　　诡辩论本身是一种方法论。更确切地说，诡辩论是一种论证方法，它的根本特点是一种歪曲的论证。诡辩既不同于一般的武断，也不同于谣言。武断，是根本没有理由，人们一看就看得出它是强词夺理;谣言，它纯粹是无中生有，人们一听就能听出它是居心险恶。但诡辩在论证其道理时，总是拿出一大堆的“根据”，所以，在表面上，它很能迷惑一部分人。

　　诡辩同一般的谬误有什么区别呢?最大的区别在于：谬误是无意的，而诡辩是有意的。在世界上谁会有意地要把真理说成谬误，而把谬误说成真理?这就是那些手上没有真理的人。我国有句古老的俗语，叫做“有理走遍天下，无理寸步难行”。手里没有真理的人，他们的周围也就没有群众，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就得施展种种诡辩手法，玩弄歪曲真理与掩盖真理得种种骗人的把戏，为某种言行强行辩解。

　　诡辩术包括下面种种：

　　含糊其词，模棱两可

　　偷换概念

　　虚假论据

　　循环论证

　　以人为据

　　诉诸权威

　　人身攻击

　　机械类比

　　以偏概全

　　在偷换概念的诡辩术中，某些人常常是利用事物的多重属性偷换概念，抓住概念之间的某种联系和表明相似之点，抹煞不同概念之间的根本区别。

　　概念是反映对象特有属性或本质属性的思维形式。

　　任何反映对象及其特有属性或本质属性都有两个逻辑特征，即内涵和外延。

　　概念的内涵就是反映在概念中的对象的特有属性或本质属性，通常也可以叫概念的含义。

　　概念的外延就是指具有概念使反映的特有属性或本质属性的对象，通常称为概念的适用对象。

　　概念的内涵、外延具有确定性和灵活性。确定性是指在一定条件下，概念的含义和适用对象是确定的，不能任意改变或混淆不清;灵活性是指在不同条件下，随着客观事物的发展和人们认识的深化，概念的含义和适用对象是可以变化的。

　　从概念的内涵、外延具有确定性方面讲，在一定条件下，概念的含义和适用对象不能任意改变，可是某些人出于政治需要，随意改变概念的概念的含义和适用对象范围;同样，从概念的内涵、外延具有灵活性方面讲，即使某些人还是那些人，但是概念的含义和适用对象是已经发生变化，某些人同样是出于政治需要，用同样的概念表述某些人，以收到偷换概念的效果。

　　对于前者，很多人比较容易理解;而对于后者，就不那么容易辨别，下面就举两个例子。

　　例子一，比如，邪路派公知为了抹黑新中国和社会主义制度，在表述镇反运动的时候就运用了后一种偷换概念的方法，

　　据统计，在镇反运动中，全国共歼灭土匪240余万，关押各种反革命分子127万，管制23万，杀掉7l万。

　　邪路派公知出于特定的政治目的，故意用“中国人”这个概念来表述所有在镇反运动中被杀的人。

　　从方方面面提供的历史材料看，镇反运动的确有扩大化和冤杀的情况，至于占多大比例，可以用事实说话，但是用“中国人”这个概念来表述所有在镇反运动中被杀的人绝对是别有用心。

　　GMD败逃台湾后，在大陆留下一大批特务、土匪、恶霸、反动党团骨干分子、反动会道门头子等反革命分子。他们进行种种破坏活动，如炸毁工矿、铁路、桥梁，烧毁仓库，抢劫物资，杀害干部，妄图颠覆新生的人民政权。特别是朝鲜战争爆发后，他们认为“第三次世界大战即将爆发”，“蒋介石即将反攻大陆”。因此，反革命气焰更加嚣张。据统计，从1950年春天到秋天的半年多时间内，就有4万多干部和群众积极分子遭到反革命分子的杀害。为了巩固人民民主专政，维护人民根本利益，保证抗美援朝和土地改革的顺利进行，1950年3月，中共中央发出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

　　主要打击对象是多年外逃混在外来人口中的残余反革命分子。其中包括土匪(匪首、惯匪)、特务、恶霸、反动会道门头子和反动党团骨干这五类人。

　　采取“杀、关、管”三管齐下的方式。

　　镇反运动在很大程度上是以捕杀地方恶霸，以及惩处那些历史上曾经危害共产党人的分子为重点，间接取缔打击任何可能结成团伙的社会黑恶势力，藉以发动社会上的积极分子，组成联防及居民治安小组，因此也就不可避免地大大加强了社会的治安力量，极大地降低了刑事案件的发案率。 但是，即使按照当时定的标准，镇反运动无疑也已经发生扩大化了。

　　问题的关键在于，即使是扩大化了，某些人想用“中国人”的概念为所有在镇反运动中被杀、关、管的人正名，政治上是别有用心的，逻辑上是站不住脚的。

　　不错，从这些在镇反运动中被杀人的国籍来说，说他们是“中国人”没有错，问题的关键在于，在那段特定时期，其中一部分人不但与新生的红色政权为敌，同时也与广大民众为敌，形成了你死我活的敌对矛盾，因此，他们身上的“中国人”的概念的含义和适用对象是已经变化，从逻辑上说，他们这部分“中国人”的概念的内涵增加，不但具有中国人的属性，同时还具有作为土匪(匪首、惯匪)、特务、恶霸、反动会道门头子和反动党团骨干的属性，同时，他们他们这部分“中国人”的概念的外延缩小，只能特指具有上述属性的“中国人”，因此某些邪路派公知用“中国人”表述在在镇反运动中被杀的所有人，从定性和定量方面都是错误的，而这种错误又是故意为之的，目的就是达到他们“改旗易帜”的目的。

　　例子二，比如，邪路派公知为了凌驾于中国的法律之上，用“维权律师”来表述某些因为违反国家法律已经沦为法痞的律师。

　　不错，从某些具体的律师人员来说，他们的确曾经为某些弱势群体维护过合法权益，但是那是他们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的属性，而且律师依法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本身就是职责所在，根本不存在什么“维权律师”与“不维权律师”的区别。如果能够按照他们这样划分，那么还可以分出“维权警察”、“维权检察官”、“维权法官”来，是不是这些警察、检察官和法官曾经维护民众合法权益，就可以也給自己戴上这么一顶帽子，并且可以凌驾于法律之上，违法犯罪也可以不受惩罚呢?岂不荒谬，一旦这些人违法犯罪，这些人的属性就发生了了变化，增加了一个“违法犯罪的律师”的身份，在这个时候，有关部门依法惩处的是已经成为“违法犯罪人员”的律师，而不是惩处正在“维权”的律师，虽然他们人还是那个人或者那些人，这就是两者之间的联系和表面相似之点，但是不同概念之间有着根本区别。

　　邪路派公知不会不知道其中的区别所在，他们是出于特定政治目的故意偷换概念。

　　其实，邪路派公知偷换概念进行忽悠的例子非常多，不妨首先举这两个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