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一）：功莫大焉、罪莫大焉！

               孔子（一）：功莫大焉、罪莫大焉！

                           杨连旭

                        （2006年12月）

随着国学热的兴起，对孔子的评价也趋于高涨。这对于传承传统文化、复兴中华文明，当然是再好不过的了。但是，却也出现了极端化倾向，或者把孔子褒得完美无缺、千古圣人，或者一无是处、千古罪人。

这是典型的形而上学的方法论！

其实，作为一个历史意义的人物，孔子既不可能是完美无缺的千古圣人，更不可能是一无是处的千古罪人。

孔子千古一学者，又是历史著名的政治家。作为思想家和科学家，孔子或许不如老子深邃，是他却是个全才和通才。所以，当时就有达巷党人曰：“大哉，孔子！博学而无所成名（孔子真伟大！博学多才不只是某个方面的专家。”（《论语·子罕》）

正因如此，必须对孔子的不同身份的不同表现，分别把握评价。

                           （一）

作为学者，孔子集文学家、音乐家、艺术家、经济学家、思想家、历史学家和教育家于一身。

孔子精通“六艺”，博学多才，少年即成名。《史记·孔子世家》记载：孔子十七岁那年，鲁国大夫釐〔li〕子病危，临终前告诫儿子懿子说：“如果我死了，你一定要以他为师。”

第一、作为音乐艺术家，孔子传承了中华音乐文化。

《论语·述而》记载：子与人歌而善，必使反之，而后和之（孔子和别人一起唱歌，如果别人唱得好，就必定要他再唱，然后自己跟着唱）。

《论语·八佾》记载：孔子同鲁国乐官谈音乐，说（子语鲁太师乐，曰）：“乐其可知也：始作，翕如也；从之，纯如也，皦如也，绎如也，以成（音乐是可知的：开头是合奏；随后是纯正、清晰、绵长的音调，这样就完成了）。”

《论语·子罕》中，子曰：“吾自卫返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我从卫国返回鲁国，才把音乐整理好，《雅》、《颂》都安排妥当）。”

第二、作为经济学家，孔子强调改革为民。

《左传·哀公十一年》记载：季孙欲以田赋，使冉有访诸仲尼（季孙想按田亩收税，派冉有向孔子咨询）。仲尼曰：“丘不识也（我可不知道）。”

三发，卒（问了三次，最后）曰：“子为国老，待子而行，若之何子之不言也（您是国家的顾问，就等您的意见实行呢，您为什么不说呢）？”

仲尼不对。而私于冉有曰：“君子之行也，度于礼，施取其厚，事举其中，敛从其薄。如是，则以丘亦足矣（君子按照礼法行事，厚施薄敛，如果季孙愿意这样，我是愿意为其改赋的）。若不度于礼，而贪冒无厌，则虽以田赋，将又不足（如果季孙只是为了满足自己贪得无厌的欲望，那么，田赋仍然不能使他满足的）。且子季孙若欲行而法，则周公之典在（既然季孙想表明自己所做有所依据，那就去找周公的故典好了）。若欲苟而行，又何访焉？弗听（如果想自己行事，又何必来问我？我不参与）。”

第三、作为文学家，孔子整理传承了中华文化。

《史记·孔子世家》记载：孔子之时，古代留传下来的《诗》有三千多篇，到孔子时，他把重复的删掉了，选取中合于义的用于礼义教化）” ，“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礼乐自此可得而述，以备王道，成六艺（三百零五篇诗孔子都能将演奏歌唱，以求合于《韶》、《武》、《雅》《颂》这些乐曲的音调。先王的乐制度从此才恢复旧观而得以称述，王道完备了，孔子也完成了被称为“六艺”的《诗》、《书》、《乐》、《易》、《春秋》的编修（周室微而礼乐废，《诗》、《书》缺。追迹三代之礼，序《书传》，上纪唐、虞之际，下至秦缪，编次其事（探究夏、商、西周三代的礼仪制度，编定了《书传》的篇次，上起唐尧、虞舜之时，下至秦穆公，依照事情的先后，加以整理编排）。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

第四、作为思想家，孔子的“仁”论既有利于家庭和睦、社会和谐，也突出了尊卑礼教、徇私枉法。

《史记·十二诸侯年表》记载：“故西观周室，论史记旧闻，兴於鲁而次春秋，上记隐，下至哀之获麟，约其辞文，去其烦重，以制义法，王道备，人事浃。”

同时，《史记·孔子世家》记载：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系》、《象》、《说卦》、《文言》。读《易》，韦编三绝（孔子晚年喜欢钻研《周易》，他详细解释了《彖辞》、《系辞》、《卦》、《文言》等。孔子读《周易》刻苦勤奋，以致把编穿书简的牛皮绳子也弄断了多次）。”曰：“假我数年，若是，我于《易》则彬彬矣（再让我多活几年，这样的话，我对《周易》的文辞和义理就能够充分掌握理解了）。”

第五、作为教育家，是中国大众教育的始祖之一。

在50岁之前和54岁后，孔子基本是从事教育和研究工作。他开创了“有教无类”的民间教育之先河，从而打破了此前教育的贵族垄断化和文化知识的贵族化，使文化知识开始向民间、向大众普及。仅此而论，孔子对中华民族的贡献怎么评价也不为高！《史记·孔子世家》强调：孔子以《诗》、《书》、《乐》教，弟子盖三千焉，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人（能精通礼、乐、射、御、数、术这六种技艺的有七十二人）。如颜浊邹之徒，颇受业者甚众（像颜浊邹那样的人，受到孔子教诲的人就更多了）。

第六、作为历史学家，孔子首开了扭曲历史和历史服从政治的先河。

《史记·孔子世家》记载：根据鲁国史书作《春秋》，上起鲁隐公元年（前722），下止鲁哀公十四年（前481），共包括鲁国十二个国君。以鲁国为中心，尊奉周王室，以殷商为教训，上承夏、商、周，文辞简约而旨意广博。所以，吴、楚的国君自称为王，可《春秋》仍贬称为子爵；晋文公在践土与诸侯会盟，实际是召周襄王入会的，可《春秋》中却避讳说“周天子巡狩来到到河阳”）。 推此类以绳当世。贬损之义，后有王者而开之。《春秋》之义行，则天下乱臣贼子惧焉（依此类推，《春秋》就是用这一原则来褒贬当时的各种事件，这种贬损的笔法被以后的国君推广开。《春秋》的笔法通行，那么天下的乱臣奸贼就都害怕了（孔子乃因史记作《春秋》，上至隐公，下讫哀公十四年，十二公。据鲁，亲周，故殷，运之三代。约其文辞而指博。故吴、楚之君自称王，而《春秋》贬之曰“子”；践土之会实召周天子，而《春秋》讳之曰“天王狩于河阳”）。
    不仅如此，《史记·孔子世家》记载：孔子任司寇审理诉讼案件时，文辞上有可与别人商量的，从不独断。至于写《春秋》，他想写的一定写上去，他想删的一定删掉，就连子夏这样的弟子也不能增删一个词（孔子在位听讼，文辞有可与人共者，弗独有也。至于为《春秋》，笔则笔，削则削，子夏之徒不能赞一辞）。

也就是说，孔子改变了史学家实事求是、不计生死、秉笔直书的“在晋董狐笔，在齐太史简”的传统。对此恶果，他一清二楚。所以，孔子曰：“后世知丘者以《春秋》，而罪丘者亦以《春秋》。”

                         （二）

作为政治家，孔子集外交家、军事家、社会活动家于一身。

《史记·孔子世家》记载：“定公以孔子为中都宰，一年，四方皆则之。由中都宰为司空，由司空为大司寇”。

就是说，公元前501年，孔子在51岁时出任今山东汶上县县长，仅一年就成为模范。于是，升任约等于分管山林、土地的国务委员，再升任分管政法的副总理或中央政法委书记，又升任代总理。共在鲁国政府任职三年，期间他做了三件大事：

第一、作为外交家，孔子文攻武卫，能妥善地处理外交危机，迫使强大的齐国归还了以往侵夺的大片鲁国领土。

《左传·定公十年》和《史记·孔子世家》记载：鲁定公十年（前500）的春天，鲁国与齐国和解。到了夏天，齐国大夫黎鉏对景公说：“鲁用孔丘，其势危齐（鲁国起用了孔丘，势必危及齐国）”。于是齐景公就派使者告诉鲁国，说要与鲁定公行友好会晤，约定会晤的地点在夹谷。

鲁定公准备好车辆随从毫无戒备地前去赴约（且以乘车好往）。孔子以大司寇的身份，兼办会晤典礼事宜，他对定公说：“臣闻有文事者必有武备，有武事者必有文备。古者诸侯出疆，必具官以从。请具左右司马（我听说办理外交必须要有武装准备，办理武事也必须有外交配合。从前侯出了自己的疆界，一定要带齐必要的官员随从。请求您安排左、右司马一起去）。”

定公曰：“诺。”具左右司马（就带了左、右司马一道前往）。

定公在夹谷与齐侯相会，在那里修筑了盟坛，坛上备好席位，设置了三级登坛的台阶，用国君相遇的简略节相见，拱手揖让登坛（为坛位，土阶三等，以会遇之礼相见，揖让而登）。彼此馈赠应酬的仪式行过之后，齐国管事的官员快步上前请示（献酬之礼毕，齐有司趋而进）曰：“请奏四方之乐（请示演奏边地少数民族的舞乐）。”

景公曰：“诺。”

于是旍〔jīng〕旄羽袚〔fú〕矛戟剑拨鼓噪而至（于是齐国的乐队以五色羽毛装饰的旌旗为先导，有的头戴羽冠，射披皮衣，有的手执矛、戟、剑、楯等武器也跟着上台了，喧闹着一涌而上）。

孔子趋而进，历阶而登，不尽一等，举袂而言曰（孔子见状赶忙跑过来，一步一阶快步登台，还差一级台阶时，便扬起衣袖一挥，说道）：“吾两君为好会，夷狄之乐何为于此！请命有司我们（两国国君为和好而来相会，为什么在这里演奏夷狄的舞乐，请命令管事官员叫他们下去）！”

有司却之，不去，则左右视晏子与景公。景公心怍，麾而去之（主管官员叫乐队退下，他们却不肯动，左右看看婴与齐景公的眼色。齐景公心里很惭愧，挥手叫乐队退下去）。

有顷，齐有司趋而进曰（过了一会儿，齐国的管事官员又跑来说道）：“请奏宫中之乐。”

景公曰： “诺。”

于是一些歌舞杂技艺人和身材矮小的侏儒都前来表演了（优倡侏儒为戏而前）。

孔子趋而进，历阶而登，不尽一等，曰：“匹夫而营惑诸侯者罪当诛！请命有司（普通人敢来胡闹迷惑诸侯，论罪当杀！请命令主事官员去执行）！”

主事官员依法将他们处以腰斩手足异处。齐景公大为恐惧，深深触动，知道自己道理上不如他，回国之后很是慌恐，告诉他的大臣们说（有司加法焉，手足异处。景公惧而动，知义不若，归而大恐，告其群臣曰）：“鲁以君子之道辅其君，而子独以夷狄之道教寡人，使得罪于鲁君，为之柰何（鲁国是用君子的道理来辅佐他们的国君，而你们却仅拿夷狄的办法教我，使我得罪了鲁国国君，这该怎办呢）？”

主管官员上前回答说（有司进对曰）：“君子有过则谢以质，小人有过则谢以文。君若悼之，则谢以质（君子有了过错，就用实际行动来向人家道歉认错；小人有了过错，就用花言巧语来谢罪。您如果痛心，就用具体行动来表示道歉吧）。”

于是齐侯乃归所侵鲁之郓、汶阳、龟阴之田以谢过（于是齐景公就退还了从前所侵夺的鲁国郓、汶阳、龟阴的土地，以此来向鲁国道歉并悔过）。

第二、作为政治家，孔子维护统一、反对分裂，主持拆除了地方势力的堡垒，亲自指挥平息了叛乱。《左传·定公十二年》和《史记·孔子世家》记载：鲁定公十三年即公元前497的夏天，孔子对定公说：“臣下的家中不能收藏武器，大夫的封邑不能筑起高一丈长三百丈的城墙。”于是就派仲由去当季氏的管家，打算拆毁季孙、孟孙、叔孙三家封邑的城墙。

这时，叔孙氏首先把郈邑的城墙拆了。季孙氏也准备拆费邑的城墙，公山不狃和叔孙辄就带领费邑的人袭击鲁国。鲁定公和季孙、孟孙、叔孙三人就躲进了季孙的住宅，登上了季孙武子的高坛。公山不狃率领的费邑人进攻他们，没有能打进去，但有的人已经突入鲁定公所登高坛的近侧。

孔子指挥若定，命令申句须、乐颀下台来攻打他们，费邑人失败逃走，鲁国人乘胜追击，在姑蔑把他们彻底击溃。公山不狃、叔孙辄两人逃到了齐国，费邑的城墙终于被拆毁了。

接着准备拆成城，孟孙氏的家臣公敛处父告诉孟孙说：“拆除了成邑的城墙，齐国人必将进逼到我们的北大门。且成城又是你们孟氏的屏障，没有成城也就等于没有孟氏。我不打算拆毁”。十二月，鲁定公率兵包围了成城，没有攻下来。

第三、作为军事家，孔子却不推崇武力、不主张一切以武力解决问题。第四次到卫国，卫孔文子将攻太叔，问策于仲尼（卫国大夫孔文子准备攻打太叔，向孔子问计策）。仲尼辞不知，退而命载而行（孔子推辞说不知道，他回到住处便立即吩咐备车离开），曰：“鸟能择木，木岂能择鸟乎（鸟能选择树木栖息，树木怎能选择鸟呢）？”

第四、作为政治家、学者和教育家，孔子诛杀了著名学者和教育家少正卯，开创了借助国家机器镇压学术对手和国家以杀戮镇压学术研究和教育之先河，罪恶远远甚于秦始皇的“焚书坑儒”！

对此，尽管后世尊孔者极力否认，但是孔子的崇拜者、追随者荀子和司马迁都有记载，铁证如山：

荀子是战国时期最著名的大儒。《荀子·宥坐》记载：“孔子为鲁摄相，朝七日而诛少正卯。”

司马迁是孔子的崇拜者，也是给孔子最高评价的历史学家。《史记·孔子世家》记载：鲁定公十四年即公元前496，孔子年五十六，他由大司寇理国相职务，脸上露出喜悦神色（由大司寇行摄相事，有喜色）。人曰：“闻君子祸至不惧，福至不喜。”孔子曰：“有是言也（有这话）。不曰（没听说还有一句）‘乐其以贵下人（乐居高位而礼贤下士）’吗？”于是诛鲁大夫乱政者少正卯（于是就把扰乱国政的大夫少正卯杀了）。

第五、作为政治家，孔子确实是武能安邦、文能治国，值得称道。《史记·孔子世家》记载：孔子参预国政三个月，贩卖猪、羊的商人就不敢漫天要价了；男女行人都分开走路；掉在路上的东西也没人捡走；各地的旅客来到鲁国的城邑，用不着向官员们求情送礼，都能感到宾至如归（与闻国政三月，粥〔同“鬻”〕羔豚者弗饰贾；男女行者别于涂；涂不拾遗；四方之客至乎邑者不求有司，皆予之以归）。

齐人闻而惧，曰：“孔子为政必霸，霸则吾地近焉，我之为先并矣。盍致地焉（孔子在鲁国执政下去，一定会称霸，一旦鲁国称霸，我们靠它最近，必然会首先来吞并我们。何不先送一些土地给他们呢）？”黎鉏（chú）曰：“请先尝沮（阻挠）之；沮之而不可则致（给）地，庸（难道）迟乎（我们先试着阻止他们一下，如果不成，再送给他们土地，这难道还算迟吗）！”于是选齐国中女子好者八十人，皆衣文衣而舞《康乐》，文马三十驷，遗鲁君（于是就从齐国挑选了八十个美貌女子，都穿上华丽的衣服，教她他学会跳《康乐》的舞蹈，身上有花纹的马一百二十匹，一起送给鲁君）。

第六、作为社会活动家，他传经布道、不辞辛劳、百折不挠。在鲁君接受齐人的美女文马荒于政务后，孔子就弃职而去，开始了周游列国。《史记·十二诸侯年表》记载：“是以孔子明王道，干七十馀君，莫能用”。

《史记·孔子世家》记载：公元前484年，冉有为季氏将师，与齐战于郎，克之。季康子曰：“您的军事才能，是学来的呢？还是天生的呢子（之于军旅，学之乎？性之乎）？”冉有曰：“学之于孔子。”

于是，季康子派来公华、公宾、公林，带着礼物迎接迎孔子。这样，在离开十四年后，孔子又回到鲁国。“然鲁终不能用孔，孔子亦不求仕”。

综上所述，作为音乐艺术家，孔子传承了中华音乐文化的贡献；作为经济学家，孔子强调改革为民的理念；作为文学家，孔子整理传承了中华文化的功绩；作为外交家，孔子妥善地处理外交危机的才干，作为政治家，孔子维护统一、反对分裂的态度；作为军事家，孔子不推崇武力、不一切以武力解决问题的主张；作为政治家，孔子武能安邦、文能治国的才能，作为社会活动家，他传经布道、不辞辛劳、百折不挠的精神都是值得学习弘扬的。

作为思想家，孔子的“仁”论既有利于家庭和睦、社会和谐，也突出了尊卑礼教、徇私枉法，这是必须汲取的经验教训。

作为政治家、学者和教育家，孔子诛杀了著名学者和教育家少正卯，首开了借助国家机器镇压学术对手和国家以杀戮镇压学术研究和教育之先例；作为历史学家，孔子首开了扭曲历史和历史服从政治之先河，其罪莫大焉！

作为教育家，孔子他开创了“有教无类”的民间教育之先河，从而打破了此前教育的贵族垄断化和文化知识的贵族化，使文化知识开始向民间、向大众普及，孔子是伟大的教育家，其功莫大焉！

所以，对孔子既不能全盘否定，也不可无限推崇，必须分门别类、分别评价，去其糟粕，取其精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