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哲学变成现实（9）

把哲学变成现实（9）　　

——认识论的前提是分清物质的东西和精神的东西　　

   我们认识改革开放，就是认识中国的客观世界，就是认识中国的现实，就是认识中国的社会是什么不是什么。　　

   要认识中国的客观世界，首先就要把社会中的存在的一切事物，分成精神的东西和物质的东西。　　

   改革开放中，所谓精神的东西，首先是思想，是人的思想。这种思想，不仅是每个人的思想，而且是社会中的思想。个人的思想是在社会的思想中形成的，由社会思想决定的。所谓社会的思想，就是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思想。改革开放中社会的思想是什么呢？就是改革开放中形成的宪法、方针、政策、法律、规范、理论等等。所有这些思想，就是精神，就是意识形态。改革开放的发展变化就是在社会思想的统领下进行的。　　

   改革开放中，所谓物质的东西，首先是人，是现实中的人，是活生生的追求着自己目的人。然后是物质，这些物质既包括，自然界的自然物质（土地、山水、动植物等），也包括人为的生产出来的一切物质（产品、生产资料、生活资料等）。　　

   一旦认识了改革开放中的精神的东西和物质的东西以后，我们就可以用辩证唯物主义来分析精神的东西和物质的东西。我们就可以用物质第一的原则或者精神第一的原则来分析改革开放。　　

按照辩证唯物主义的原理，凡是坚持物质第一，精神第二的认识论，就是唯物主义。凡是坚持精神第一，物质第二的原则，就是唯心主义。　　

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任务就是：或者用唯物主义的原则认识改革开放，或者用唯心主义的原则认识改革开放。这是两个不同的认识方法，是两个根本对立的认识方法。这个大道理是每个人都已经背熟了的方法。现在的问题是如何运用它来认识我们的改革开放。　　

要使用唯物主义的方法，我们就要把改革开放中的物质的东西摆在第一位进行分析。改革开放中物质的东西归结起来，一个是人，一个是物。改革开放中的人（十三亿人）分成了各种等级，或者说各种阶级。但是所有这些人，并不是作为人的人，而是异化了的人。改革开放中的物，也不是为人使用的、为人消费的物，而是异化了的物——价值。因此，改革开放中的人的一切活动，是异化了的人的活动，或者说，人不是作为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主体，不是把劳动作为人的生命活动而创造历史，而是把自己的生命活动作为维持自己生命的手段。同样，改革开放中的物，是异化了的物的运动，或者说，这种物不是为了实现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化过程，而是为了赚钱。　　

要使用唯心主义的方法，就是把我们社会的一切意识、思想、方针政策等放在第一位，把物质的东西放在第二位。在这里，思想、政策等起决定性的作用。人及其物仅仅起附属的作用，是在思想、政策的统领下，进行社会活动，完成自己短暂的生命活动过程。在这里，人是根据政策决定自己的活动。在这里物是根据价值决定自己的运动。所有人为决定的、制定的政策是实实在在的存在的。存在决定意识，所以人的活动物的运动，只能是如此，而且不得不如此。　　

为了弄清改革开放，到底是遵循物质第一的原则，还是遵循精神第一的原则。我把列宁的《哲学笔记》中有关马克思对这个问题的论述摘抄下来，望同志们参考。　　

学习列宁的《哲学笔记》的摘要　　

1895年马克思恩格斯《神圣家族》一书摘要。　　

  列宁说， 在这里，马克思由黑格尔哲学转向社会主义这个转变是显著的，——可以看出马克思已经掌握了什么以及他如何转到新的思想领域。　　

   “把私有制关系当作合乎人性的和合理的关系的政治经济学，不断地和自己的基本前提——私有制——发生矛盾，这种矛盾正像神学家所碰到的矛盾一样：神学家经常按人的方式来解释宗教观念，因而不断地违背自己的基本前提——宗教的超人性。例如在政治经济学中，工资最初看来是同消耗在产品上的劳动相称的份额。工资和资本的利润彼此处在最友好的、互惠的、好像是最合乎人性的关系中。后来却发现，这两者是处在最对立的、相反的关系中的。最初，价值看来确定的很合理：它是由物品的生产费用和物品的社会效用来确定的。后来却发现，价值纯粹是偶然确定的，它无论和生产费用或者和社会效用都没有任何关系。工资的数额起初是由自由的工人和自由的资本家自由协商来确定的。后来发现，工人是被迫同意资本家所规定的工资，而资本家则是被迫把工资压到尽可能低的水平。强制代替了立约双方的自由。在商业和其他一切经济关系方面的情形也都是这样。有时经济学家们自己也感觉到这些矛盾，而且揭露这些矛盾成了他们之间的斗争的主要内容。但是，在经济学家们这样或那样地意识到这些矛盾的情况下，他们自己也攻击表现在某种个别形式中的私有制，把私有制的某些个别形式斥责为本来合理的（即他们认为合理的）工资、本来合理的价值、本来合理的商业的伪造者。例如，亚.斯密有时攻击资本家，德斯独特.特拉西攻击银行家，西斯蒙第攻击工厂制度，李嘉图攻击土地所有制，而几乎所有近代的经济学家都攻击非产业资本家，即仅仅作为消费者来体现私有制的资本家。　　

  “所以，经济学家们有时候，特别是在他们攻击某种特殊的损人利己的犯罪行为的时候，例外地维护经济关系上的合乎人性的外观，但在大多数场合下，他们恰恰是从这些关系同人性显然有区别的方面，从严格的经济意义上来把握这些关系的，他们总是不自觉地在这个矛盾中徘徊不已。　　

   “蒲鲁东永远结束了这种不自觉的状态。他认真地对待经济关系的合乎人性的外观，并把它和经济关系的违反人性的现实尖锐地对立起来。他迫使这些关系真正符合于它们自己对自己的看法；或者更确切些说，他迫使这些关系抛弃关于自身的这种看法而承认自己是真正违反人性的。因此，蒲鲁东不同于其余的经济学家，他不是把私有制的这种或那种个别形式、而是把整个私有制十分透彻地描述为经济关系的伪造者。从政治经济学观点出发对政治经济学进行批判时所能做的一切，他都已经作了。”　　

  列宁说，以下非常鲜明地提出了马克思的几乎已经形成了的对于无产阶级革命作用的观点。　　

   “以往的政治经济学从私有制的运动似乎使人富有这个事实出发，得出了替私有制辩护的结论。蒲鲁东从政治经济学中被诡辩所掩盖的相反的事实出发，即从私有制的运动造成贫穷这事实出发，得出了否定私有制的结论。对私有制的最初的批判当然是从充满矛盾的私有制本质表现得最触目、最突出、最令人激奋的事实出发，即从贫穷困苦的事实出发。”　　

   “无产阶级和富有阶级是两个对立面。它们本身构成一个统一的整体。它们二者都是由私有制世界产生的。问题在于这两个方面中的每一个方面在对立中究竟占有什么样的确定的地位。只宣布它们是统一整体的两个方面是不够的。　　

   “私有制，作为私有制来说，作为富有来说，不能不保持自身的存在，因而也就不能不保持自己的对立面——无产阶级的存在。这就是对立面的肯定方面，是得到自我满足的私有制。　　

   “相反地，无产阶级，作为无产阶级来说，不能不消灭自身，因而也不能不消灭制约着它而使它成为无产阶级的那个对立面——私有制。这是对立的否定方面，是对立内部的不安，是已被消灭的并且正在消灭自身的私有制。　　

   “有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同是人的自我异化。但有产阶级在这种自我异化中感到自己是满足的和稳固的，它把这种异化看作自身强大的证明，并在这种异化中获得人的生存的外观。而无产阶级在这种异化中则感到自己是被毁灭的，并在其中看到自己的无力和非人的生存的现实。这个阶级，用黑格尔的话来说，就是在被唾弃的状况下对这种状况的愤慨，这个阶级之所以必然产生这种愤慨，是由于它的人类本性和它那种公开地、断然地、全面地否定这种本性的生活状况相矛盾。　　

   “由此可见，在整个对立的范围内，私有者是保守的方面，无产者是破坏的方面。从前者产生保持对立的行动，从后者则产生消灭对立的行动。　　

“的确，私有制在自己的经济运行中自己把自己推向灭亡，但是它只有通过不以它为转移的、不自觉的、同它的意志相违背的、为客观事物的本性所制约的发展，只有通过无产阶级作为无产阶级——这种意识到自己在精神上和肉体上贫困的贫困、这种意识到自己的非人性从而把自己消灭的非人性——的产生，才能做到这点。无产阶级执行着雇佣劳动因替别人生产财富、替自己生产贫困而给自己做出的判决，同样地，它也执行着私有制因产生无产阶级而给自己做出的判决。无产阶级在获得胜利之后，无论怎样都不会成为社会的绝对方面，因为它只有消灭自己本身和自己的对立面才能获得胜利。随着无产阶级的胜利，无产阶级本身以及制约着他的对立面——私有制都趋于消灭。　　

   “如果社会主义的著作家们把这种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作用归之于无产阶级，那么这绝不像批判的批判硬要我们相信的那样是由于他们把无产阶级看作神的缘故。倒是相反。由于在已经形成的无产阶级身上实际上已经完全丧失了一切合乎人性的东西，甚至完全丧失了合乎人性的外观，由于在无产阶级的生活条件中现代社会的一切生活资料达到了违反人性的顶点，由于在无产阶级身上失去了自己，同时它不仅在理论上意识到了这种损失，而且还直接由于不可避免地、无法掩饰的、绝对不可抗拒的贫困——必然性的这种实际表现——的逼迫，不得不愤怒地反对这种违反人性的现象，由于这一切，所以无产阶级能够而且必须自己解放自己。如果它不消灭集中表现在它本身处境中的现代社会的一切违反人性的生活条件，它就不能消灭它本身的生活条件。它没有白白地经受了那种严酷的但是能把人锻炼成钢铁的劳动的教育。问题不在于目前某个无产者或者甚至整个无产阶级把什么看作自己的目的，问题在于究竟什么是无产阶级，究竟无产阶级由于其本身的存在必然在历史上有些什么作为。它的目的和它的历史任务已由它自己的生活状况以及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整个结构最明显地无可辩驳地预示出来了。英法两国的无产阶级中有很大一部分人已经意识到自己的历史任务，并且不断地努力使这种意识达到完全明显的地步。”《神圣家族》43-45页　　

   “哲学是事物现状的抽象表现这样一种看法，就其来源而言，则不是埃德加尔先生提出来的，而是费尔巴哈提出的；费尔巴哈最先把哲学规定为思维的和神秘的经验，并证明了这一点。”　　

   “‘我们一再地提起这一点…蒲鲁东是为了无产者的利益而写作的。‘（埃德加尔德华）是的，激励蒲鲁东去写作的不是自满自足的批判的利益，不是抽象的、人为的利益，而是群众的、现实的、历史的利益，使超过简单的批判的利益，也就是导致危机的利益。蒲鲁东不但是为了无产者的利益而写作，他本人就是无产者。他的著作是法国无产阶级的科学宣言，因而比起任何一个批判的批判家的拙劣的作品来，它都具有完全不同的历史意义。”　　

“普鲁东想消灭不拥有和旧式拥有的愿望，和它想消灭人对自己的事物本质的实际异化关系、想消灭人的自我异化的政治经济学表现的愿望是完全同一的。但是，由于他对政治经济学的批判还受着政治经济学的前提的支配，因此，蒲鲁东仍以政治经济学的占有形式来表现实物世界的重新争得。　　

“批判的批判硬要蒲鲁东以拥有来反对不拥有；而蒲鲁东则相反，它以占有来反对拥有的旧形式——私有制。他宣称，占有是‘社会的智能’在这种智能中利益不是要排斥别人，而是要把自己的力量、自己本身的力量使用出来和发挥出来。　　

“蒲鲁东未能用恰当的话来表达自己的这个思想。‘平等占有是政治经济的概念，因而还是下列这个事实的异化表现：实物是为人的存在，是人的实物存在，同时也就是人为他人的定在，是他对他人的人的关系，是人对人的社会关系。蒲鲁东在政治经济学的异化范围内来克服政治经济的异化。”　　

关于群众的历史。　　

“如果绝对的批判真正谴责什么东西是表面的，那就是谴责过去的全部历史，因为历史上的活动和思想都是‘群众’的思想和活动。绝对的批判推翻群众的历史并打算用批判的历史取而代之。”　　

“‘思想’一旦离开‘利益’，就一定会使自己出丑。另一方面，不难了解，人和得到历史承认的群众的‘利益’，当它最初出现于世界舞台时，总是在‘思想’或‘观念’中远远超出自己的实际界限，很容易使自己和全人类的利益混淆起来。这种错觉构成傅立叶所谓的每个历史时代的色调。用法国革命的例子阐明了这一点，并说出了一句名言：历史活动是群众的事业，随着历史活动的深入，必将是群众队伍的扩大。 　　

在鲍威尔那里，精神和群众的分离达到了何种尖锐的程度，从下面那句遭到马克思抨击的话中看出来：“精神的真正敌人应该到群众中去寻找，而不是到别的什么地方去寻找。”马克思回答说，进步的敌人是独立存在着的、群众的自卑自贱的产物，但这种产物不是观念的，而是物质的、外在的。早在1789年路斯达洛编辑的报纸上就有过这样的警句：伟人们之所以看起来伟大，只是因为我们自己在跪着。站起来吧！但是，要想站起来，仅仅在思想中、观念中做到这一点是不够的（马克思语）。　　

“可是绝对的批判从黑格尔的现象学中至少学会了一种技艺，这就是把现实的、客观的、在我身外存在着的链条变成只是主观的、知识在我身内存在着的链条，因而也就把一切外部的感性的斗争都变成了纯粹观念的斗争。”　　

“讲到‘进步’，情形也是这样。与‘进步’的奢望相反，经常可以发现退步和循环的情况。绝对的批判没有想到‘进步’这个范畴是没有任何内容的、抽象的，可是，它竟如此地深谋远虑，以致为了谬论抬出进步的‘个人的对头’即群众来说明退步而承认‘进步’是绝对的。”　　

一切共产主义的和社会主义的著作家都从这样的观察出发：一方面，甚至安排得最顺利的出色的行动显然都没有出色的结果，并且还蜕化为平庸的事情；另一方面，精神的一切进步到现在为止都是损害群众的进步，使群众陷入每况愈下的非人境遇。因此，他们宣称‘进步’（见傅立叶）是不能令人满意的抽象词句；他们猜到了（见欧文及其他人）闻名世界的根本缺陷的存在；因此，他们对现代社会的现实基础进行了无情的批判。在实践中，一开始就和这种共产主义批判相适应的，是迄今仍遭到历史发展的损害的广大群众的运动。要理解这个运动中人的高尚性，就必须知道英法两国工人对科学的向往、对知识的渴望，他们的道德力量和他们对自己发展的不倦的要求。”　　

“绝对的批判不去研究精神的空虚、思想懒惰、表面性和自满的来源，而在这些品质中寻找出精神、进步的对立物，并从道德上去加以侮辱。——这种做法比起共产主义的著作家来具有多么大的优越性呵！”　　

“然而，‘精神和群众’的关系还有一层隐蔽的含义。这个含义在以后的论述中将完全揭露出来，这里我们只大略地谈一谈。布鲁诺先生所发现的‘精神’和‘群众’的关系，事实上不过是黑格尔历史观的批判的、漫画式的完成，而黑格尔的历史观有不过是关于精神和物质、上堤和世界相对立的基督教的意志教条的思辨表现。在历史的范围内，在人类本身的范围内，这种对立表现为：代表积极精神的少数杰出人物与代表精神空虚的群众、代表物质的人类其余部分相对立。”　　

马克思指出，黑格尔历史观的前提是抽象的或绝对的精神，这种精神的承担者是群众。同黑格尔的学说平行发展的，在法国有空论派的学说，他们宣布理性的独立自主是和人民的独立自主对立的，其目的是为了排斥群众而单独地实行统治。　　

黑格尔的过错在于双重的不彻底性：1，它宣布哲学是绝对精神的存在，但没有宣布哲学家就是这种精神；2，它仅仅在表面上、仅仅在事后、仅仅在意识中把绝对精神变成历史的创造者。 　　

布鲁诺取消了这种不彻底性；他宣布批判是绝对精神，也就是实际上的历史的创造者。　　

“一方面是群众，他们是历史上的一种消极地、精神空虚的、非历史的、物质的因素；另一方面是精神、批判、布鲁诺先生及其伙伴，他们是积极的因素，一切历史行动都是有这种因素产生的。改造社会的事业被归结为批判的批判的大脑活动。”　　

在认识到人是全部人类活动和全部人类关系的本质、基础之后，唯有‘批判’才能够发明出新的范畴来，并像它正在做的那样，重新把人本身变成某种范畴，变成一系列范畴的原则。当然，这样‘批判’就走上了那条为惊慌不安和遭受追击的神学的非人性还能够走的唯一的生路。历史什么事也没有做，它‘并不拥有任何无穷无尽的丰富性’它并‘没有在任何战斗中作战’！创造这一切、拥有这一切且并为这一切而斗争的，不是‘历史’，而正是人，现实的、活生生的人。‘历史’并不是把人当作达到自己目的的工具来利用的某种特殊的人格。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　　

鲍威尔说：“犹太人现在在理论领域内有什么程度的进展，他们就真正获得什么程度的解放；他们有什么程度的自由愿望，他们就获得什么程度的自由。”关于这段话，马克思说：“这个论点是我们有可能立即去测量那条把群众的世俗的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同绝对的社会主义分割开来的批判的深渊。世俗社会主义的第一个原理就否认纯理论内的解放，认为这是幻想，为了真正的自由它除了要求唯心的‘意志’外，还要求完全感触得到的物质条件。‘群众’认为，甚至为了争得一些只是用来从事‘理论’研究的时间和经费，也必须进行物质的、实际的变革；这样‘群众’在神圣的批判面前显得多么的低下啊！”　　

马克思引鲍威尔的话说：“但是，法国革命所产生的思想并没有使我们超出革命想用暴力来推翻的那个秩序的范围。”马克思说“思想从来也不能使我们超出旧秩序的范围：在任何情况下它都只能使我们超出世界秩序的思想范围。思想根本不能实现什么东西。为了实现思想，就要有使用实践力量的人。”　　

“由此可见，正是自然的必然性、人的特性（不管它们表现为怎样的异化形式）、利益，把市民社会的成员彼此连接起来。他们之间的现实的联系不是政治生活，而是市民生活…在今天，只有政治上的迷信才会以为国家应当巩固市民生活，而事实上却相反，正是市民生活巩固国家。” 　　

劳动者　　

2009.6.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