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才是妖魔化毛泽东、文革及共产党的罪魁元凶

  　这些天，所有热爱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人都对茅于轼、辛子陵发表系列反毛文章感到愤恨，乌有之乡更是掀起一场全民公诉运动，大有不把茅于轼、辛子陵押上审判台决不罢休的气势。为了帮助人民弄清楚谁是妖魔化毛泽东、文革及共产党组织的罪魁元凶，今天笔者从网上搜到了一篇关于真理标准大讨论的历史评论文章，作者署名“陈述”，我删去了他文中的评论，为的是让网友们自己去判断是非，希望能有助于大家认识历史真相。

      1976 年9 月9 日，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毛泽东逝世。以华国锋、叶剑英、汪东兴等为代表的中央政治局采用非常时期之非常手段，一举粉碎了“四人帮”，给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画上了句号。粉碎“四人帮”后的第六天，叶剑英派他的儿子去看望胡耀邦，胡耀邦曾让其带话给叶剑英和华国锋。胡耀邦说：“现在我们党的事业面临着中兴。中兴伟业，人心为上。什么是人心? 第一是停止批邓，人心大顺；第二是纠正冤案，人心大喜；第三是生产狠狠抓，人心乐开花。”但是，当时中央主要领导人华国锋没有支持胡的这些主张，反而提出“两个凡是”的方针。邓小平站出来率先指出华“两个凡是”的方针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并提出：“要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把我们党的事业、社会主义事业和国际共产主义事业推向前进”。随后，邓小平等中央领导
在多种场合反复强调“实事求是”的思想，与“两个凡是”进行了坚决斗争。这是当时中国政坛上发生的一场关系到党和国家前途和命运的重要斗争。在这紧要关头，停办多年的中共中央党校复校。中共党史是中央党校的重要课程。

        1977 年5 月，党中央正式批准中央党校建立党史研究室，准备承担编写中共党史的任务。1977年12 月2 日，中央党校党委审议党史教学计划。胡耀邦对这个计划提出了意见，他说：“这十几年的历史，不要根据哪个文件、哪个同志讲话，还要看实践嘛。要用真正的毛主席思想，通过实践来检验分析。”冯文彬也发表了重要意见，他说：“要研究党史就要恢复党的传统，敢于实事求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如果脑子里还有旧的框子、精神枷锁，就研究不好”。在胡耀邦主导下，党史第二稿为刘少奇摘掉了“叛徒、内奸、工贼”的三顶帽子。在学员中间和社会上引起极大震动。不久，由研究小组写成《当前党史教学中的几个问题》一文，在《人民日报》上以岳平的笔名发表。文章在讲“坚持党史教学”时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是坚持党史教学和研究的基本条件。在讲党史教学要“贯彻历史唯物主义原则”时,又着重强调:当前党史教学要注意的首要问题,是坚持唯物史观，拨乱反正，恢复党史的本来面目。在文章的最后一部分“解放思想,勇于探索”中，又强调：科学无禁区，党的历史问题的研究也不应有禁区。“这些没有作结论的问题正需要我们解放思想，认真调查研究，以实践为标准去判断是非”。从这里可以了解到这个党史小组在进行党史教学与研究的指导思想是非常明确的，即以实践标准作为党史教学与研究的指导思想。因此，在某种意义可以说：中央党校在历史重要关头进行的中共党史教学和研究，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大讨论的一个重要源头，在中央党校参加这一讨论的学员，又将这一讨论推向全国。

        在1978 年11 月10 日至12 月15 日举行的中央工作会议上，老一辈革命家运用“实践标准”对党的历史上的重大问题提出了新看法。12 日，陈云在东北组发言，旗帜鲜明地提出应当处理及纠正“左”倾错误的六个问题： (1) 薄一波同志等61 人所谓叛徒集团的问题； (2) 1937 年7 月7 日中央组织部关于所谓自首分子的决定和1941 年的关于从反省院出来履行过出狱手续,但继续干革命的那些同志,经过审查可给以恢复党籍的决定相关的人员的问题； (3) 关于陶铸、王鹤寿等人的所谓叛徒问题； (4) 关于彭德怀的问题； (5) 关于天安门事件问题； (6) 关于康生的问题。陈云的上述意见,是反映了党内大多数人要求重新评价“文化大革命”中的重大事件和“文化大革命”前党的历史上的若干重要问题。聂荣臻、康克清、肖克等也在东北组发言，进一步提出一些重要问题，要求中央给予解决。在会议的继续讨论中，人们又提出：把“二月逆流”的案子翻过来；邓小平1975 年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搞得很好，根本不是什么右倾翻案风；所谓“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也是被颠倒了的是非，应该给予平反；;所谓“一月风暴”的是非要澄清；彭真、陆定一等人的问题也应当重新审查，重新作出结论。还有人提出一些地方性的重大冤案，要求重新做结论。由于参加会议的大多数人强烈要求对以上提出的历史问题给予纠正，中央政治局表示接受大家的要求,并根据“实践标准”，作出几项有关平反冤假错案、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的重要决定。这些决定是: (1) 为天安门事件平反； (2) 反击右倾翻案风是错误的； (3) 为所谓的“二月逆流”平反； (4) 为薄一波等61 人的错案平反； (5) 为彭德怀平反； (6) 为陶铸平反； (7) 为杨尚昆平反； (8) 揭发批判康生、谢富治是合理的； (9) 地方性的重要事件，中央决定由各省、市、自治区党委根据情况实事求是地予以处理。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不久，根据叶剑英的提议，中共中央召开了理论工作务虚会。在会上，经过各家争鸣，进一步巩固了真理标准讨论的成果。四中全会，在讨论叶剑英《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的过程中，初步地总结了党的历史经验。从1979 年11 月开始,党开始着手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在这期间，党主要根据“实践标准”，开始有步骤地对自己历史上重大问题进行较全面的总结。五中全会,又根据这一精神,解决了建国以来党史上的最大冤案,为所谓的“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平反。起草《历史决议》，实际是全党进行中共党史研究。在邓小平、胡耀邦的主持下，经过历史决议起草小组一年多的积极工作，特别是1980 年10 月经党内4000 多高级干部的讨论，以后又是几十人的讨论，政治局扩大会议的讨论，并经过反复征求党内老同志的意见和党外人士的意见，最后经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预备会的讨论，终于向十一届六中全会提交了历史决议的稿子。全会通过了这个集中了全党“智慧”的决议。决议确立了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对党的历史，特别是建国以来的历史作了实事求是的评价，全面深刻地总结了党的历史经验，特别是建国以来的历史经验，并分析了党犯的错误。在党的十二大上，党明确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看过这篇文章后，我相信大家也明白了谁才是妖魔化毛泽东、文革及共产党组织的真凶，一切正如古学者贾谊所言：“呜呼！灭六国者六国也，非秦也；族秦者秦也，非天下也。嗟夫！使六国各爱其人，则足以拒秦；使秦复爱六国之人，则递三世可至万世而为君，谁得而族灭也？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