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时政文摘（182)2009-11-06

网络时政文摘（182)2009-11-06

振兴中国足球 先从禁赌开始
流感接种乱收费　伤天害理无人性
网民称上海迪士尼或成鸡肋想赚钱很难
中国主流知识分子们，你们该忏悔了！
袁贵仁将全程推动教改规划

美欧墨联手施压：要求中国放开战略资源出口
李光耀讲话:大象打架，小草如何安宁?
中美如何化敌为友？
世經危局仍在 防美輸出泡沫

追寻红色GDP 重庆唱红打黑掀旋风
深圳成全国假钞集散地
中国腐败官员受贿物品变迁录 由烟酒到房产
内地官员收礼物愈来愈豪
“卖淫女裸照”裸露了媒体的红屁股
新流感形势严峻 防控面临三大考验

钱学森今举殡 政要云集致哀
自言科学灵感来自艺术，钱学森的音乐造诣

贪污贿赂起刑点：穿皮鞋的比穿草鞋的更平等
经济指标大争辩

太阳报:振兴中国足球 先从禁赌开始

中国高层近期三番五次表态要振兴中国足球，但振兴足球，先要祛除病根，尤其是严厉禁止赌球。近日公安部门抓捕了多名操纵赌球的庄家，一场足坛廉政风暴正式拉开帷幕。

当中国其他体育项目在奥运上夺金摘银，高歌勐进时，中国足球却委靡不振，不仅没有冲向世界，即便在亚洲也只能算三流队伍。网络上流传中国足球队的四项基本原则，「进攻基本靠走，停球基本靠手，过人基本靠吼，防守基本靠搂」。中国足球如此之差，以致于国际足协邀请中国主办世界盃，中国政府都不敢接手。

中国足球水平低劣，球风恶劣，已成为中国公愤，连高层也颇为动怒。国家副主席习近平日前在德国便表示，「中国球迷一流，但球队差，一定要下决心搞上去」。国务委员刘延东则亲自参加中国足球座谈会，强调「要以对国家和人民高度负责的态度，提高足球运动发展水平」。

其实，中国政府最近十几年来对足球投入了巨大的财力与物力，请洋教练、请外援、派年轻球员留学，但这些都没有对中国足球的病根对症下药。中国足球最大的问题是赌、打假球，「庄家」、「盘口」、「赔率」、「水位」，已成为中国足球的关键词。中国足球界与赌博集团从过去的犹抱琵琶半遮面式的勾肩搭背，发展到现在已经完全融为一体了。

幕后黑手 控制赛果

一则笑话可以反映中国足球受赌球伤害之深：早年学踢球者都想当前锋，现在却都抢着当后衞和门将，因为这是赌博集团赌球的关键角色。据内地媒体揭露，二○○三年至二○○五年，整个中国足坛陷入赌球的疯狂年代，在巨大的利益刺激下，上至俱乐部官员，下至普通球员，甚至是足协官员都参与其中。在那个特殊年代，货真价实的比赛屈指可数。

当年国内联赛的结果与比分，都是由赌博集团说了算，各大球队均有份，球星更是悉数参与。有当事者揭发，「那时候，一场球发一百万赢球奖都没人理，因为赌一场球，利润可能是数百万！」有的国家队球员荒唐到以国际比赛为儿戏，故意在比赛中放水，用国家的荣誉当赌注，这实在是骇人听闻。

中国足球踢假球是公开的秘密，是全行业的行为，很长一段时间，哪队降级哪队争冠都由幕后推手决定，中国的假球不仅有总设计师和操盘手，还有御用吹鼓手，连足球记者也捲入其中。

目前，公安部门抓捕了多名赌球人士，但这只是冰山之一角，很多巨鳄黑手，仍然隐藏在背后，当局若不能顺藤摸瓜，进而斩草除根，端正球风，那麽中国足球的赌风将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中国足球照样丢人现眼。

东方日报:流感接种乱收费　伤天害理无人性

人类猪流感肆虐神州大地，每天有数以百计的人被感染，死亡人数不断上升，在举国抗疫之际，却有一部分无良官商藉机乱收费，大发国难财，对这类伤天害理者，应该严惩不贷。

据内地媒体报道，国家发改委日前发出紧急通知，要求严厉打击注射猪流感疫苗乱收费行为，特别加强对学校、衞生防疫机构、医疗单位等的检查。发改委同时强调，猪流感疫苗应按照「知情同意、自愿、免费」的原则进行接种。其他疫苗，凡纳入国家和地方免疫规划的，实行政府定价，由政府採购，免费向群众发放。

国家发改委发出的这个紧急通知，并非空穴来风，肯定有些地方以接种流感疫苗为由，上下其手，向百姓乱收费，特别是一些学校，利用家长保护孩子的心理，兜售本来免费的疫苗，大发横财。

猪流感目前四处蔓延，导致人心惶惶，而疫苗则被普通老百姓视为「保命神针」，供不应求，全国十几家生产单位加班加点生产，亦难满足市场需要。国家衞生部统计，全国需要接种疫苗的重点人群总数约近四亿人，而预计到明年第一季度只可生产一亿人份，产能缺口至少还有三亿人份。在僧多粥少的情况下，一些无良官商便以优先打疫苗为噱头，狂徵暴敛。

囤积居奇 趁灾打劫

致命流感氾滥，实际上是一种新型国难。国难当头，各界应齐心协力，同心抗疫，但没想到居然有人大发国难财。对这类人渣不能有丝毫手软，发现一个严惩一个，而且还要加大执法力度，让这些人倾家荡产。

树大有枯枝，族大有乞儿。中华民族中总有一些人，每当国难临头时，便将手中的屠刀对准自己的同胞。去年四川大地震，举国悲痛，全球救援，但却有一些败类，对各种救灾物资囤积居奇，胡乱涨价；有些人甚至公然哄抢救灾物资，实在是令人髮指；还有些人则自设捐款网站和帐户，趁灾打劫，捲款而逃。

这些发灾难财者的所作所为，不仅大大超越了道德底线和人们可以忍受的程度，而且已属于违法犯罪，仅仅依靠道德的谴责，已不能消解民愤，必须将其绳之以法，处以刑罚。当然，要发现和杜绝这类现象，光靠政府部门是不行的，因为很多乱收费的背后，都有官商勾结的黑手。当局必须动员老百姓的力量，鼓励他们勇于举报。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一旦不法分子的行为落入老百姓的法眼，定然是天网恢恢，疏而不漏。

当然，政府应同时加大疫苗的採购与生产力度，不仅要向国内厂家订购，也可以从国外进口应急，毕竟目前猪流感疫苗百分之九十的生产能力掌握在西方国家手中。猪流感大蔓延，危及社会稳定与经济复甦，当局切不可掉以轻心。

网民称上海迪士尼或成鸡肋想赚钱很难

　　【侨报网讯】11月4日，上海市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授权宣布：上海迪士尼项目申请报告已获国家有关部门核准。至此，此前被国内外舆论争议的“上海是否真要建迪士尼”的话题暂
告一段落。然而，接下来，一个个热得发烫的争议话题又开始了，人们开始讨论上海迪士尼能否赚钱，美国文化对中国的影响，以及“一国两园”对香港迪士尼构成冲击等话题。

　　园子圈地六千多亩

　　据有关部门透露，在国家有关部委的关心与指导下，上海迪士尼乐园项目经过中美双方多年接触和谈判，本着互惠互利的原则，于2009年初签订了合作框架协议，并按有关程序向国家有关部门上报了项目申请报告。

　　今年10月底，上海迪士尼项目已获国家有关部门核准。目前，项目中美双方正就合作的具体内容和细节进行深入磋商，将长期合作在上海浦东新区共同建设世界一流的迪士尼乐园。

　　在迪士尼项目核准消息尚未公布之前，媒体就已经透露出风声说，迪士尼落户上海已无悬念，地址选在上海浦东川沙和南汇交界的黄楼区域。上海一位城市发展研究专家还说，一期工程在黄楼以南，二三期进一步向西南顺延。从这个意义上说，迪士尼在传言中的黄楼区域稍有南移。

　　据报道，早在今年9月，上海规划和国土资源网就悄然挂出了迪士尼项目的一期征地公告。公告中称，上海市人民政府以“沪府土[2009]480号”批文批准，为川沙新镇A-1地块土地储备项目征收集体土地。此次征地范围西至A2高速公路，北至A1高速公路。该征地公告还显示，该征地项目涉及59家被征地单位，总面积约6134亩。业内人士分析，地块涉及征地单位之多和面积之大，更加肯定了迪士尼用地的身份。

　　项目涉及中美关系

　　据香港《文汇报》报道，上海将与美国沃尔特·迪士尼公司成立一家合资公司，具体负责项目的投资建设，上海和浦东新区的大型国有企业将代表中方出资。中美双方的股份分别占57%和43%，由中方成立的项目公司控股。

　　今年8月，美国迪士尼公司出具的一份声明显示，该项目预计耗资244.8亿元人民币。双方预期的合作模式与香港迪士尼类似，即迪士尼公司派驻高层管理团队，提供品牌使用权，同时抽取7%的品牌费。中方则提供所有中层管理人员和普通员工，并向美方支付品牌费、管理费和高管工资。

　　据了解，在上海迪士尼项目的谈判过程中，不少争议都是围绕“迪士尼媒体”展开的。以往迪士尼公司在海外兴建主题乐园，常有开设传媒通道的附加条件，包括电视频道、音像制品和平面传媒等。但中国国家广电总局对这一条件难以接受。目前，允许“迪士尼媒体”进入内地的原则已明确，但具体条款尚有3%未能商定。

　　有消息说，关于在上海建迪士尼已经讨论了10年之久，最近突然峰回路转，可能跟奥巴马访华有关。据说奥巴马访华期间还要到上海参观访问，有人据此还称之为中美“米老鼠外交”。

　　前景如何引发争议

　　迪士尼乐园向来是全球建造成本最高的主题乐园之一。在目前游乐业业绩不佳的情况下，面积有望创下迪士尼乐园新高的上海迪士尼，如何收回成本成为关注的话题。

　　分析人士指出，尽管建设成本相对较低是上海迪士尼乐园的一大优势，而且内地数以千万计的游客提供了“票房保证”，但这些因素并不能完全保证上海迪士尼赚钱。迪士尼公司前不久公布的业绩报告显示，受经济危机影响，全球迪士尼主题公园业务第三财季的净利润下降19%，销售收入下降9%。要让迪士尼品牌在赚足眼球的同时“赚足腰包”，需要上海迪士尼在建设和营销过程中更大限度地降低成本，推出更有吸引力的游乐项目。

　　不少网民认为，上海迪士尼很可能成为一块鸡肋，美国文化已经过了高峰期，80岁的米老鼠赚钱的本事远远不如当年，上海引进迪士尼或许是个赔本生意。首先，欧洲的迪士尼不成功。巴黎迪士尼乐园连续4年亏损。而上海迪士尼的建设规模远逊于欧洲的同类项目，中国大陆的消费水准也远逊于欧洲。其次，香港的迪士尼不成功。香港迪士尼开业以来一直亏损，不得不出大钱不断请明星来提振人气，结果收效甚微。另外，上海建新园势必与香港形成竞争态势，对地区经济发展产生不利的影响。

　　文化冲击不可小视

　　有分析人士指出，作为首家进入我国内地的迪士尼乐园，上海迪士尼不仅会带来一家代表全球顶级水准的主题乐园，还将把我们耳熟能详的一系列迪士尼动漫产品带入国内，这意味着我国本土的旅游业和动漫产业都将在家门口迎接挑战。

　　针对美国文化的影响，有不少学者发表意见指出，我们建基地、搭舞台，让美国文化“从娃娃抓起”，影响我们的子孙后代，与当前我国大力保护和弘扬传统文化的思路不符。

　　还有不少网民指出，与其年年向米老鼠品牌的知识产权进贡巨额钱财，不如建设中国自主品牌的超级主题乐园，更因为只有自主的才是民族的，只有民族的文化产业才能走向世界。

　　刺激经济作用有限

　　上海迪士尼如果建成，人们最关心的是它是否能推动上海经济和全国经济乃至东亚经济发展。就此，中国社科院金融研究所金融发展室主任易宪容对《世界新闻报》记者说：“在中国内地建迪士尼当然是件好事，能让国内民众有个好的旅游场所，并对上海市迪士尼周边经济受到影响，但说它能拉动中国的GDP甚至东亚经济未免有点夸张。”

　　易宪容认为，一个主题公园对经济的促进作用，还要看现在和未来市场的情形。比如房地产市场，如果国内房价现在已经处于高位阶段，而未来出现下降趋势，它的作用就很有限了。因为，房地产行业毕竟还要看国家的政策走向。所以，现在盲目靠迪士尼炒周边房价，是件很危险的事。

　　香港迪士尼一直在赔钱

　　目前，世界上有5个迪士尼乐园，分别位于美国洛杉矶和奥兰多、日本东京、法国巴黎和中国香港。2005年开始运营的香港迪士尼乐园是迪士尼在全球的第五个主题乐园，它占地面积1.26平方公里，是全球面积最小的迪士尼乐园。乐园包括四个主题区：美国小镇大街、探险世界、幻想世界和明日世界。

　　《香港商报》11月3日以“香港尴尬上海可为鉴”为题报道说，香港迪士尼“旺丁不旺财”的尴尬，值得上海方面好好研究。香港中文大学财务系副教授苏伟文表示，美国迪士尼公司所收取的高额特许费被当作经营性开支，正是香港迪士尼项目亏损的根本原因。

　　首先，游客在香港迪士尼的消费中门票仅占50%，另一半是用于购买纪念品和餐饮，门票占总收入比例大大低于其他迪士尼乐园。根据过去与迪士尼公司的协议，特区政府能分成的是基于门票收益部分。在扣除特许费后，香港迪士尼连年赤字，更无法谈给股东分红。

　　其次，迪士尼公司其他的附属经营项目，如迪士尼酒店、收费的迪士尼频道等当时作为一揽子项目引进，而这部分利润也与特区政府无关。

　　今年7月10日，香港特区立法会通过了迪士尼乐园扩建计划的财务安排，港府将以债换股变相注资62.5亿港元，港府以后参与分红的方式也略有改变。乐园方面随即公布将新增3个主题区共30项游乐设施，最快2011年、2012年就有首批设施启用，2014年前全部启用。

　　据香港特区政府向立法会提供的文件透露，在最理想的情况下，香港迪士尼到2014至2015年度才有望获得约1亿港元的盈利，但若旅游业发展缓慢，扩建后5年也难转亏为盈。

中国主流知识分子们，你们该忏悔了！
 
作者：薛涌

最近，我出版了两本书：《怎样做大国》和《仇富》，直接批评的是在我们社会中风行的劫贫济富的经济发展模式，以及为这种模式辩护的主流知识分子们；同时也希望探索什么是正当的、正义的发展模式，什么样的模式能使中国成为真正的“大国”。

根据国家发改委2009年重点课题《促进形成合理的居民收入分配机制》的报告，中国的贫富分化在急剧加速。从1988年至2007年，收入最高10％人群和收入最低10％人群的收入差距，从7。3倍上升到23倍。特别是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已达到历史最高水平。在城镇居民内部差距、农村居民内部差距、城乡居民之间差距中，城乡差距最大。

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对居民总体收入差距的贡献率在2007年达到64.45％。另据不久前公布的胡润百富榜，2008年中国身价超过10亿美元的富翁人数从 101名增至130名，这个人数名列全球第二，仅次于美国。而前1000名最富裕人士的财富总和从4390亿美元增至5710亿美元。中国的贫困人口估计接近3亿。据人均每日1.25美元的贫困线推算，这3亿人一年全部的财富不足1370亿，还不到前1000名最富裕的中国人一年5710亿美元财富总额的四分之一。也就是说，一个顶尖巨富，占有的财富相当于一百二十万穷人的家当。更令人忧虑的是，这样惊人的贫富分化还在愈演愈烈地发展。

再看看近几年一些“主流知识分子”的雷人语言。从茅于轼的“保护富人”、“工人农民都不算数”的理论，到厉以宁的“将基尼系数农村城市分开计算，这样中国贫富分化就不严重了”的“经济学”游戏；从张维迎的官员是改革中相对受损最大的利益集团、应该补偿，到吴敬琏的不给拆迁户市场价值补偿、以及江平的以政府权力代替市场机制帮助开发商推倒民房创造就业机会的叫嚣。我们大致能理解这些年中国的贫富分化是从哪里来的。这些“主流”的逻辑很清楚：你如果是普通老百姓，那么你的房子被迫拆迁时就不应该得到市场价值的补偿，因为房子升值是整个社会经济发展的结果，是企业家们的功劳，你作为普通人则属于“不算数”的阶层，这一切跟你没有关系。与此相对，官员腐败则是因为他们属于“改革中相对受损最大的利益集团”，腐败是补偿他们的正当方式，可以“调动官员的积极性”。这就是“主流”们为中国的市场经济定下的游戏规则。

这些人，几乎无一例外地以市场经济相标榜，反对动用政府权力对社会财富进行再分配。但是，看看以上言论就知道，他们在关键时刻并不尊重市场。他们自己率先绕开市场，在那里决定什么人应该补偿，什么人不应该。三十年的改革，中国并没有出现盖茨，并没有出现丰田这样的世界级品牌。中国的经济奇迹，主要依靠的是低端的、劳动力密集型的制造业，是劳工们凭力气干出来的。在这么一个缺乏创新附加值的社会，一个人的财富积累超过一百二十万人的家当，这难道是市场竞争的结果？人们难道没有理由对这样的结果仇恨？

我对这些“主流”的批判已经持续了几年。这些批判大部分汇集在这两本书中。遗憾的是，至今这些人没有一个出来对这种批判作出正面回应。我所受到的，是许多站在他们一方的媒体的封杀。其实，是否回答我的批评还在其次，社会需要向这些“主流”讨个说法，要个公道：当一个人积累了一百二十万人的财富时，我们的社会还应该优先保护这个富人吗？在现行的游戏规则中，那一百二十万穷人是否真能照着这位富人的榜样同样地致富呢？当一位拥有一百二十万人财富的开发商要推倒民房“创造就业”时，是否应该不对那些贫困的拆迁户按市场价值进行补偿、而非利润全交给这个能“创造就业”“创造财富”的开发商？

市场是人类迄今为止最有效率的经济模式。但是，市场经济的基础是人之平等，而不是人与人之间的掠夺。那些为掠夺辩护、唱赞歌的“主流”们并非全不可原谅。他们可以解释说“我生活在特权之中，对普通老百姓的生活缺乏理解力”，或者“我人老了，一糊涂就说错了话”。但是，他们应该意识到，他们的言论具有严重的社会安定后果，他们对在野蛮拆迁中流离失所的老百姓负有责任，他们首先应该自己出来忏悔、道歉。

袁贵仁将全程推动教改规划
 
大公报记者杨清林北京四日电

近几年，针对教育存在的问题，各界呼吁对教育进行改革的呼声日高，国家主席胡锦涛和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对教育改革发展也高度重视。去年8月29日，温家宝总理主持召开国家科教领导小组第一次会议，正式启动《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下称《规划纲要》）的制订工作。

规划纲要或明年出台

《规划纲要》将指导2012年至2020年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是中国进入21世纪以来的第一个教育规划纲要，也是解决中国教育目前存在的种种问题的纲领性文件。《规划纲要》制订工作的启动，标志着中国教育改革正式提上日程。

据悉，教育部随后启动了《规划纲要》的调研内容和重点问题研究工作，就教育发展总体战略、推进素质教育研究、基础教育发展、职业教育发展、高等教育发展、继续教育发展、教育公平与协调发展、教育改革与制度创新、教师队伍建设、教育发展保障条件与机制等十个重大专题展开研究。

知情人士透露，《规划纲要》方桉稿目前仍在制订中，可能将在明年出台，并向社会公布，向各界徵求意见。

分析人士指出，根据《规划纲要》实施的时间「2012年-2020年」分析，《规划纲要》在近两年内出台、从2012年开始实施已无悬念。而本届教育部长的任期将持续到2013年3月份，因此，袁贵仁将全程领导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完成，并将亲自启动教育改革规划的实施，为中国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奠定基础。

经验能力获各界认可

此外，如果以正部级干部年届65岁退休的规定，今年59岁的袁贵仁可以担任部长职务至2015年，以此推断，袁贵仁还可以亲自领导教育改革开局最重要的四年，在中国的教育史上留下个人浓墨重彩的一笔。

在出任部长前，担任党组副书记、副部长的袁贵仁是教育部的「二把手」。教育部原新闻发言人、语文社社长王旭明告诉本报记者，袁贵仁任党组副书记和副部长期间，就分管教育部的发展规划工作，即将启动的教育改革规划工作就一直由他负责。

王旭明介绍指，袁贵仁温文尔雅、充满书卷气，言谈学者味十足，工作和治学都非常严谨。而且，普通农民家庭出身的他，平易近人，没有官架子。

据记者了解，熟悉袁贵仁的各界人士对他完整的工作履历、丰富的教育系统工作经验，以及一个哲学学者的缜密思维和思辨能力非常认可，人们期待他能用这些自身的优势，为中国的教育改革找到新路。

美欧墨联手施压：要求中国放开战略资源出口
 
路透社消息披露，欧盟、美国和墨西哥要求世界贸易组织（WTO）相关小组委员会检讨中国限制如铝土、焦炭、萤石（或称氟石）、镁、锰、金属硅、金刚砂、黄磷和锌邓一系列战略资源出口的规定。

环球网报导，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发言人黛比（Debbie Mesloh）当地时间4日在一份声明中称：“和欧盟和墨西哥一道,我们尝试透过协商解决此问题,但未能取得成功。”美国方面称，中国限制原物料出口提高了美国生产商的成本。

同一天，欧盟委员会也向WTO提出类似要求，望其解决欧盟与中国间有关中国限制一系列原材料出口的争端。欧盟贸易执委阿斯顿(Catherine Ashton)在一声明中称：“中国限制原材料出口继续令市场竞争状态被扭曲,且令全球价格上升,令我们的企业在当前的经济气候下的经营环境更艰难。”

有关中国与美国、欧盟就限制稀缺原材料出口的争端由来已久。面对欧美如此咄咄逼人的态势，中国商务部也曾多次表示，中方限制这些高耗能、高污染原材料出口的主要目的是保护环境、保护自然资源，符合世贸组织规则。

中国世贸组织研究会常务理事周世俭此前在接受《环球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WTO强调的是不能限制进口，让市场放开，而没有具体规定出口应该如何，更没有要求让资源放开卖。

李光耀讲话:大象打架，小草如何安宁?
 作者： 侨报评论员  来源： 侨报

    【侨报11月5日社论】新加坡内阁资政李光耀上月底在华盛顿发表了一番讲话，称在二三十年内，中国庞大的体积将使得包括日本与印度在内的整个亚洲，都不可能在分量与国力上与之抗衡。亚太地区因此需要美国来发挥平衡作用。李还特别指出，未来拥有了航母的中国远洋海军“不仅限于阻止外国势力介入台海冲突”那么简单，因此他告诫日本和印度等周边国家应提高警惕。

　　尽管大陆官方迄今为止保持沉默。但大陆媒体和民众对李光耀的讲话，已经沸沸扬扬，甚至斥之为“数典忘祖”。而新加坡的媒体，也急急忙忙加以“救火”，说中国民众误解了李光耀的意思。

　　这里，首先要澄清一个误区，中国人往往以“血统” 论忠奸，炎黄子孙必然会维护中国的利益。李光耀是华人，而且李光耀以及后续的新加坡领导人，与中国保持着友好和密切的关系。但是，从根本上说，李光耀首先代表的是新加坡的国家利益，也是东南亚国家集团（东盟）利益的一个主要代言人，从某种意义上说，受过英国教育的李光耀，也是英美利益集团的一位代言人。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理解李光耀的讲话，就不足为怪了。李光耀没有“失言”，大陆民众也没有“误解”。

　　“制衡”（balance of power）是国际关系中最古老的艺术。英国长期奉“大陆均势”为国策，利用德法矛盾互相制衡，达到以小搏大的战略目的。冷战中，美苏更把制衡术玩到极致，最后达到了可以互相确保摧毁的“恐怖平衡”。李光耀以一个小国领导人的身份，在国际政治舞台上纵横数十年，靠的就是“大国平衡”术。连美国前总统尼克松，在《领袖们》一书中都感叹世界给李光耀的舞台太小。今天的世界，与热战与冷战时期虽然大不相同，作为从冷战走过来的人物，李光耀对“制衡”念念不忘，是可以理解的。　

　　那么，李光耀的这番话，问题到底出在何处？　

　　第一，亚太地区真是失衡了吗？美国最近在大造舆论，要“重返亚洲”。今年七月，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在访问泰国时宣布，美国将“重返”亚洲。固然，小布什时代，美国的注意力放在了中东、中亚上，伊拉克、阿富汗两场战争，大大消耗了美国的元气。尽管如此，美国事实上从来没有“离开”过亚洲，“重返”从何谈起？

　　以军事存在为例，美国一直在日本、韩国驻有重兵，即使在呼唤“美国归来”的新加坡，美军拥有使用其樟宜基地军事设施的权利，填补了美军撤出菲律宾苏比克基地后的空白。这样，美国控制着从东北亚到东南亚的战略要地，这是其他任何国家所无法望其项背的。而李光耀所担心的中国，在这一地区的军事存在并未走出国门。　

　　经济上，在本土企业深陷金融危机之际，美国在亚太地区的跨国企业，借助本地区经济相对景气的局面，还可以“围魏救赵”，助益本土的母公司。从石油等传统产业，到电脑等新兴产业，美国在这一地区的垄断优势并未受到根本大撼动。

　　中国经济确实发展很快，在本次金融危机中，中国又是率先走出。然而，且不论文化与观念等软因素。中国经济和国情的基本特点，决定了相当长的时期中国的政治经济发展大战略：中国的人口多，底子薄，国内市场巨大的基本国情，决定了中国必须走内向发展，而不是对外扩张的道路。

　　其次，“大国制衡” 真的是解决国际问题和地区问题的灵丹妙药吗？远的不说，冷战时代，在“恐怖平衡”的阴影下，世界付出了极大的代价。东南亚国家也饱受临近的越战（还有老挝，柬埔寨战争） 的长期折磨。

　　因此，大国合作，而不是大国制衡，应该是新历史时期国际关系的游戏规则。就美中关系而言，美中致力于建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在这大框架下，不仅大国之间，可以获得双赢，就是周边的小国，也必然会蒙利。在美中合作的大背景下，东南亚国家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契机，东盟自由贸易区等经济一体化措施进展顺利就是例证。

　　1973年，李光耀在渥太华发表过着名的“大象与草地论”：“大象打架，脚下的草地必定遭殃。”他用这番话，描述小国在大国争斗中的生存状态。就小国的利益而言，希图在大象的打架中，获得利益，有可能，但有风险。只有致力推动大象间的和平与合作，才能保障小草不被践踏。

中美如何化敌为友？

新加坡内阁资政李光耀日前在美国演讲称，东亚共同体把美国排除在外是「重大错误」，希望美国在维护地区平衡上发挥更大作用。此言一出，立即引起中国部分学者和网民热议乃至愤慨，有人认为这显示新加坡仍试图在中美之间保持平衡，甚至希望拉着美国抗衡中国；也有人认为这显示并非所有华人都是同心。

其实，这种理解未免过于狭隘。当然，表面看，李光耀的言论确实可被解读为试图拉美抗中，但必须了解，李光耀虽是华人，但他是新加坡人，他自然从新加坡的利益出发。

双面解读 摆脱狭隘

李光耀这一思维，其实相当程度地折射了以新加坡和东盟为代表的国家的心态。笔者曾在多个场合用「大象和瓷器」来比喻中国和周边国家的关係：对东南亚国家来说，自古以来，中国就像一头大象，而她们就像瓷器。大象稍一不慎或发怒，瓷器就可能粉身碎骨。如果说历史上如此，那么面对中国崛起的新格局，上述国家依然有这一心理。

中国国防大学一名教授日前撰文认为，美国在亚洲地区有积极和消极两面作用。美国的积极作用主要有：一、美国在亚洲的存在制衡了日本，抑制了日本政治和军事大国的冲动，使得亚洲地区得以和平发展，中国也从中受惠颇多；二、具有稳定朝鲜半岛局势的作用，避免朝核问题加剧亚洲地区形势的複杂性；三、具有遏制「台独」势力的作用；四、美国在政治、经济和安全领域的问题上，还是希望中国积极参与。

该教授称，美国在亚洲的存在也有对华不利的一面。比如美国参与亚太事务时，自始至终隐藏着遏制中国强大起来的一面，这是不容否定的。不过，总体上，这对华利大于弊，中国又何必排斥美国因素在东亚的存在呢？更不必对李光耀的话产生过度反应。

新加坡学者郑永年也指出，国际政治环境出现全新形势，在经济合作与多种沟通机制所提供的条件下，亚太地区的大国势力平衡，更好的理解应该是「相互依存」。他认为，美国继续参与亚洲事务，中美在同一个开放平台互动，对各方都有利。中美将在相互依存与互动中，促成对方行为模式的改变。李光耀提出亚太地区需要美国参与以发挥平衡作用，其中所说的「平衡」应从这个角度理解，而不应从传统思维出发，将之看成对抗、遏制。

重新评估 正确利用

热议李光耀的讲话可引发人们对美国因素的理性思考：美国在亚洲的存在，对中国是好是坏？这正如对两岸关係中美国因素的评估一样。中国无法排斥「美国因素」，这是无奈也是客观的现实，但如何与美国和平相处，同时利用其正面因素化敌为友，恐怕是中国外交战略一个日益需要思考的问题。(太阳报 邱震海)

世經危局仍在 防美輸出泡沫
2009-11-6

近日國際金融市場十分動盪，一方面匯市股市大幅波動，而黃金等商品價似又展開新一輪升浪。與此同時，一些國家開始加息，似正落實之前G20峰會討論過的協調性退出機制。自今年初的低位以來，國際金融及經濟似漸趨穩定，且隱見復蘇曙光出現，引起了不少憧憬，令資產市場轉趨活躍，如標普五百指數便曾由低位回升達六成後才稍見調整。

環球財金情況是否終於開始轉勢，各國刺激措施可否逐步收兵？答案不幸是否定的：環球形勢正進入更不明朗的未經探測水域，風險或將更大，在表面的相對安穩下實則暗流洶湧。一些蛛絲馬跡確令人關注，如芝加哥期權交易所的恐慌指數（VIX），近期便自十月的低位急升，由約二十點升至三十點的一年高位。此外，黃金價大升並再創新高，亦顯示除了美元貶值外，還可能有令市場焦慮的其他新因素出現。黃金近日直逼每盎司一千一百美元的關口，似反映貨幣危機的陰霾日重。日前印度央行自IMF買入二百噸黃金，更成了市場焦點。近年各國央行一直都在賣金，印度央行自九十年代初起便賣了多年，但最近各央行卻基本上停止售金，如自年初至今只淨售出約五十噸，乃八八年來最低，計劃售出約四百噸的IMF便成了唯一大賣家。另一跡象是美國的銀行及企業，均大舉增持現金不敢用於投資，如四大銀行已持有逾一萬五千億美元流動資金，遠高於去年六月雷曼破產前的約九千億，所佔資產比例亦由一成五增至二成一。同時，企業持有現金亦創下四十年來最高。另一方面，股神巴菲特則使出怪招，幾乎傾盡手中現金購買「粗大笨」的美國鐵路公司，表面原因是押注於美國經濟，實際上或是因為對貨幣無信心，而轉向投入於安全度較高的實物資產。

當然，還有許多更直接的凶兆。銀行等金融體系又傳險訊：美國的最大中小企業貸款商CIT申請破產，政府曾投入二十三億美元亦救不了，而今年至十一月初，美國中小銀行已倒閉了一百一十五家，令負責擔保存款的國家機構FDIC亦見資金緊絀。英國同樣有大問題，政府要再斥資逾三百億英鎊，救助蘇格蘭皇家及萊斯兩家大銀行，乃繼過去投入六百多億後的第二次大救亡行動。實體經濟雖有表面好轉，失業率卻仍在上升，美國已達百分之九點九高位；而私有部門包括家庭則大增儲蓄，均令復蘇蒙上陰影。因此傳聞美國要出台第二輪刺激方案，而英國則擴大央行購買資產數額二百五十億鎊至二千億鎊。顯然，英美政府均對前景欠缺信心。

當基本因素欠佳之時，資產泡沫卻與日俱增。其根源乃各國央行仍維持超寬鬆貨幣政策，如日前美國聯儲局便聲言會保持低息較長時間，並表示加息與否，並不單看經濟是否回復增長，還要看勞工市場及通脹情況。這雖非出人意表之言，但也是個正式表態：退出刺激只會遲不會早，只會滯後不會領先，顯然是放任泡沫上漲，以拉動經濟的格林斯潘式伎倆的延續。這樣實即明行弱美元政策，並任由美元變成主要套息貨幣。難怪魯賓尼教授對此痛斥，指會造成另一場危機。對外國包括內地及香港來說，則必須防範由此引致的泡沫輸出，近期金管局因資金流入要多番注資，顯見問題正在累積。(大公报)

追寻红色GDP 重庆唱红打黑掀旋风
 
纪硕鸣

中国近来关注长期被忽视的民生问题，避免阶级矛盾尖锐化，要追寻公平公正、以民为本的红色GDP，全民共享经济发展成果，落实和谐社会，成为新的理想与实践。重庆重视民生，推出惠及弱势群体的新医改方桉，将住房视作公共品，把「国资增值与藏富于民携手并进」；大力弘扬红色文化，唱红歌，立起七层楼高的毛泽东像；打黑获老百姓称讚及网民支持，但也被质疑缺乏程序正义。全国各地纷纷派团到重庆考察交流。

重庆的住房被地产炒作商盯上了。十月中旬的重庆房交会开幕的第二天，有位温州商人一口气拿下十七套百平方米以下的中小户型房产。在温州做皮革生意的郑氏姐妹说，重庆的房价还不到温州的六分之一，温州买一套别墅的价钱可以在重庆买一排别墅了。全国各大城市房价狂飙，几万一平米的住房司空见惯。而本届重庆房交会商品住宅建面平均成交价格，每平方米仅为四千八百七十八元人民币（约七百一十七美元）。据重庆市常务副市长黄奇帆介绍，重庆房价维稳主要是政府调控，在关注民生的理念下，让房地产投资不超过总额的二成五；人均居住面积控制在三十平方米；每平米销售价应等于在职工人均月收入；政府保障低收入者住房等。理论界对重庆重视民生的房屋政策加以肯定，认为将住房视作公共品，让全民共享改革成果在重庆初显端倪。全国各地纷纷派团到重庆考察交流，上海市委书记俞正声也在今年七月考察重庆。

中共建国六十週年，关注长期来难以解决的民生问题，是要重新找寻「中国人民站起来了」的建国理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是不能背叛共产党对人民的承诺，不能背叛自己的阶级和理念。快速增长的经济要澹化贪污腐败、贫富两极分化的黑灰色，要让人民共享改革开放成果，更多的享有公共品，使未来中国的建设更突出和谐社会，寻找以民为本的「红色GDP」。

中国的富裕政策向一小部分人倾斜，效率掩盖了公平，地方政府唯 GDP（国内生产总值）至上，往往真正享受GDP成果的却只是一批权贵阶层。世界银行公布的资料显示，中国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贫富差距程度）已由改革开放前的零点一六上升到二零零六年的零点四九六。国家发改委二零零九年重点课题，《促进形成合理的居民收入分配机制》的报告中提出，目前，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已处在历史最高水准，达到二十三倍。

改革开放的中国，取得GDP高增长的成就，但也丢失了城市各自的人文特点，蒙上了环境污染、资源过度消耗、社会两极分化、腐败滋生的黑灰色。因为分配不公，因为利益集团贪渎，引发大规模的群体性桉件不断，国家环保总局副局长潘岳曾提出「绿色GDP」的概念，以解决环境和资源的难题。但这还未解决社会不公的问题，利益集团更不愿意牺牲利益保环境。

严控地价降低房产成本

「红色GDP」的核心应该体现社会公平，让更多的普通百姓享受GDP增长的成果。在房价高涨，城市普通居民购房难下，重庆确定调控房价，要让普通家庭六点五年收入能买一套中低档商品房。建议进行二次房改的发起人、前辽宁省外经贸厅企管处副处长、住宅法专家李明接受媒体访问时称，二次房改的核心内容，就是确立住房是准公共产品，基本方向就是由政府主导提供房屋住房服务。概括起来，就是「三种住房制度，三类供地方式，三支队伍参与」(三三制)。李明称，「三三制」的住房体制在重庆已崭露头角，重庆市常务副市长黄奇帆表示重庆严控土地出让价格，降低商品房成本。「经济适用房土地出让价不超过房价的六分一；中低档商品房不超过房价的五分一，而高级商品房不超过三分一。」李明认为，这就是一个让低端有保障、中端买得起、高端有选择的三三制住房制度，为全国做出榜样。

历时半年多、由十六个部门共同参与研究、十几次易稿的「重庆医改」新方桉出台，重点之一是妇女、儿童、老人和农民等弱势人群的医疗服务都有很具体的措施。「重庆医改」内容之一是促进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逐步均等。重庆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孙元明表示，重庆将不断推出让老百姓享受的措施，站在了一个注重民生的新起点上。

重庆是全国的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重庆规划进城农民工，在户籍改革、住房和医疗保障等政策制度上，二零一二年将有所突破。从今年开始，重庆市实施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每年覆盖百分之二十五，四年实现全覆盖，十年后，城乡养老保险，将统一标准」。在教育、卫生、文化等公共服务方面，重庆目标逐步实现城乡一体化，让农业人口也一样能享受到城市化的服务。

中共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强调「执政为民，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繫」，是要根本扭转改革只让一部分人富裕，广大百姓长期不能充分享受改革成果的状况。寻找「红色GDP」是共产党执政之本，是以公平正义、全民享有社会成果、合理利用资源、维护科学持续发展的自然环境为内涵，让中国百姓享有更多公共品。这不仅是中国社会主义的理想，更是为人民服务的承诺，否则党变色、国变质的可能性随时会发生。

中央纪录片触目惊心

亚洲週刊获悉，最近中央维护稳定工作办公室製作了一个特大群体性桉件的纪录片，真实纪录了贵州瓮安、甘肃陇南、湖北石首、重庆万州等四起特大型群体性桉件的发生和发展过程，在厅局级以上干部中播放，看完后全部回收，不准翻录。一些看过纪录片的干部以触目惊心来形容。早年共产党以群众运动夺取和巩固政权，如今富裕了，却也要面对群情愤慨的老百姓。

据悉，北京高层希望党员干部既要充分认识複杂的国内外形势，主动应对，也要切实地联繫群众，解决老百姓的实际问题。有关消息人士告诉亚洲週刊，「维稳办」组织县以上有关领导干部、公安局长轮训，学习制定出的应对群体性桉件的八项措施，希望能程序性的提供控制突发事件的应变能力。八项措施包括，如何将事件遏制在萌芽状态；如何揪出幕后黑手；如何快准狠打击暴徒；如何应对记者等等。措施还强调，要妥善解决群众的合理要求，并肯定大部分上访群众有其合理性，也可以在地方政府层面解决。

最近，国务院秘书长马凯在《求是》杂志撰文提出，要让全体人民共用发展成果。「要完善社会保障体系，逐步扩大保障范围，提高保障水准，消除居民在就医、养老等方面的后顾之忧。」马凯文中强调了调整国民收入分配结构，在保持企业和政府收入继续增长的同时，着力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和缩小收入分配差距。建国六十年之际，在密切联繫群众、反腐倡廉的号召下，中国开始尝试推进走向共同富裕、让广大老百姓享受公共品、享受改革成果的经济增长模式。总理温家宝最近在山东济南、临沂等地考察，了解各地在医药卫生体制改革、教育事业发展及社会保障体系的建设。温家宝和村民谈话时强调，现时中国城乡差距仍较大，向农村倾斜是公共财政的重要原则。

这种向广大老百姓倾斜的经济增长模式开始在重庆探索，着名学者、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崔之元教授把重庆的探索、重庆的经验概括为「国资增值与藏富于民携手并进」。崔之元说：「更令人惊奇的是，这种『国资增值』，不仅没有『与民争利』，反倒促成『藏富于民』：例如，当全国多数城市购房的契税是百分之三至五时，重庆购房的契税一直保持在一点五。又如，中央给西部十二个省市的西部大开发优惠政策之一是允许他们对企业只徵百分之十五的所得税，但目前只有重庆还在实行这样的优惠税率。崔之元认为，重庆正在作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探索，让共产党领导创造的GDP不再变成黑灰色的实践。崔之元对比香港和重庆后指出﹕「英国的社会主义者感到在英国改变土地私有制阻力太大，但得以在一些殖民地实行，香港成为了一个『自由社会主义』的实验地。可以说，『重庆经验』正在以比香港更大的规模和维度上进行着『自由社会主义』的实验。」

全球经济低迷，严重影响沿海城市经济增长，重庆却以后发优势脱颖而起，前八个月的GDP增长达百分之十三点一。在经济发展进入快速道以后，重庆自二零零八年起确定了重视民生的重庆发展五大目标，要在三年内投入五千亿人民币，建成包括：森林重庆、健康重庆、平安重庆、畅通重庆、宜居重庆。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说：「这五个境界都是民生工程，与老百姓的生存健康发展环境息息相关，这些投资是以人为本，是可持续发展的惠民工程，是与中央确定的保增长、保民生、保稳定目标一致的。」越来越清晰的「五座」城市定位，成为中国城市建设未来发展的新目标、新精神。

全国政协常委徐展堂到重庆考察后指出，十七大以后，各省市领导都想做事，总书记胡锦涛强调和谐社会，努力去解决一些老大难的问题，减少老百姓的怨气，营造公平合理的社会。「正在发展中的重庆，将和谐社会具体化，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敢于把捂着的盖子掀开，努力执行抓贪打黑，迈出走向和谐社会的重要一步，这是中国未来的一个方向。」

迎接建国六十週年，重庆掀起中国前所未有的「打黑风暴」，抓捕二千馀名涉黑犯罪嫌疑人，共有一百三十多名官员被查处，其中包括曾任市公安局副局长十六年的文强，还有重庆高院副院长及高中两院的执行局长等高官。

黑势力控制五大产业

今天，重庆「打黑举红」，是要重拾共产党的理念和对人民的承诺，倡导富民、公平、公正旗号下的「红色GDP」。但重庆的黑恶势力已侵入重庆的重要经济领域，如城市公共交通、房地产开发、高利贷、肉食品、娱乐等五大产业被黑势力控制。政府难推社会公共品，百姓难享公共品。更为严重的是，重庆的黑恶势力已把魔掌伸向政权，培植了重庆市司法局原局长、市公安局原常务副局长文强、重庆市公安局副局长彭长健等一大批身居要职的共产党官员为黑恶势力服务，充当黑社会的「保护伞」。

重庆打击黑势力，不仅要保护红色政权，更要让红色政权为百姓服务。不久前，重庆市召开安全生产工作会议。市委书记薄熙来就表示：「既要重视GDP，更要重视安全发展，用百姓生命换来的GDP，白给也不能要！」八月二十五日，薄熙来在重庆市忠县涂井乡友谊村调研时说：「党的执政基础牢不牢，关键要看能不能密切联繫人民群众，还是毛主席那句话，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如果我们从上到下都密切联繫群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个党就谁也搞不垮。」凰卫视评论员朱文晖表示，重庆清扫黑势力，表示共产党的江山是红的，反映经济建设的GDP也应该民生优先。

重庆的现代化城市建设尚在起步阶段，重庆和中国其他城市一样还有众多城市病，但在「红色GDP」的引导下，重庆正在形成与众不同的社会气氛。领导改变执政作风。薄熙来与四十名出租车司机对话代替纷争，以理性方式解决出租车司机的不满和实际问题，显示出中国地方官员处理群体性事件难得的理性，在重庆留下口碑，并形成模彷效应。

重庆市大渡口区春晖路街道松青路社区为改善社区环境，由十四位五旬以上的老人组成一支城市管理义务巡逻「唸叨队」，不厌其烦地劝说佔道经营的小商贩直至其主动撤走。他们佩戴「社区巡逻员」字样的牌子，只要发现有佔道经营的小商贩就劝其搬走。这些热心居民跟佔道经营者讲道理，让他们进入菜市场合法经营。虽然，有人质疑，居民执法于法无据。但至少，沿海地区常见的执法者与小贩激化矛盾的事例在重庆减少了。有些街道，有人围着违规小贩唱「红歌」，让商贩不好意思的离去了。这样的情节在纯市场化经济中有些匪夷所思，却是实实在在发生于重庆的真实故事。

重庆人变得文明和有责任了。有人形容重庆人的双重性格，就像冬天火锅的麻辣烫，含上嘴是辣的，下到肚里是温暖的。让重庆人爽直中带几分鲁莽，热情中夹几分狡黠，幽默中又有一些土气，宽容中有几分排外，好打抱不平，好看热闹。重庆人脾气火爆很容易吵架，但吵架后消气也快。

因为重庆是有文化底蕴的城市，巴渝文化是重庆文化的根，陪都文化是重庆文化的魂，三峡文化是自然资源与人文景观的结合。这样的文化，令重庆有了「雄起」的资本。据悉，为激励中华民众奋力抗争以取得胜利的重庆解放碑，最开始的解释是以男性生殖器为形象，寓意要像男性般雄壮。

雄壮的重庆百姓，「宁愿苦干，不愿苦熬」。当年渝东南民族地区针对地处老、少、边、穷，生态环境和农业基础设施差，生活水准较低的情况，提出的要干中求变而不傻等的口号，后来被演绎为黔江精神。在重庆城中，就有一支为数不少的黔江「棒棒军」。过去重庆生活设施差，不少地区喝水要到长江去挑，就有了挑水卖的「棒棒军」；长江上落不便，为到埠旅客挑行李也是棒棒军的客路。

如今，生活改变了，喝水不再用挑，码头也少见挑伕，棒棒军进城了，重庆大街小巷活跃着一批手持圆棍的民工，他们等候在超市、商场门口，为客人搬送货物，成为重庆最为原始的「物流」。游进奇来自黔江，因为地少人多，一家五口就耕种二亩地，老婆和一个十一岁的孩子加上父母，不另外挣钱生活困难，游进奇在农閒时就外出打工。

他开始做建筑，很累，又不自由，有时好几天开不了工。于是，他加入了棒棒军。有人买了电脑要送去公司或家中安装，他负责挑送，前后各挑一台，收费三块人民币。如果路途远，再加二元。游进奇和电脑销售柜台建立了固定的联繫，閒时就在门口等候，有客到，售货柜台会电话通知他，帮忙送货甚至收货款，由此找到了一条新生路。游进奇表示，政府提供方便，以前做这一行还要办理暂住证明，现在都取消了。

重庆市民亦习惯了这种生活方式，大到买傢俱、电器，小到买几斤肉，自己不想动手，叫一声「棒棒」，立即有人应声而到。「棒棒」成为一个独具地方特色的从业大军，这个庞大群体，也容入了女性，还有人组织起来，成立了棒棒军公司，形成了现代化的物流企业，这一切都因为重庆的农民工不想「苦熬」。

城里人也有不愿意「苦熬」的，不少年轻的重庆人加入了创业队伍。今年上半年，重庆市共有一万六千多名登记创业。其中，返乡农民工创业热情高涨，有四千二百多名返乡农民工进入个体经济，实现自主创业；有一万多名下岗失业人员申请办理个体工商户；许多高校毕业生也将创业作为就业机会，共有三百八十九名大学生通过创办实体达成就业，重庆自主创业选择的人越来越多了。

毕业于西南政法学院的牟行伟，在律师事务所工作了几个月后，与朋友合伙开公司销售投影机，但进入市场后的实际情况并没有想像中那麽理想，公司一度几乎都难以生存，另一位全职的合伙人支持不下去走了。牟行伟坚持不退缩，又开始涉足电脑软件，他曾经一个人打理公司，什麽都要做，终于走出困境。牟行伟说，最终令他走出困境是因为行内认同他的品行，他坚持抵制假货、水货、恶性压价，取得一些大商家支持。创业路走得很辛苦，但牟行伟表示：「我们的命运与重庆的发展改变连在一起，重庆不也是走的这样一条艰难改变的发展路吗？」牟行伟讚赏薄熙来打黑的决心和勇气，「重庆老百姓为之很鼓舞，让生意人可以安心做生意」。

在不少场合，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引用中共前领袖毛泽东的「江山如此多娇」诗句来解读重庆，他说，重庆有江是「江城」，重庆有山又是「山城」，毛主席的诗句寓意的似乎就是重庆。不过毛主席还寄语「引无数英雄竞折腰」，能否让英雄折腰，还期待「五个重庆」成为现实时；能否成为中国的新座标，还要看重庆红色GDP的最后实践成果！■

深圳成全国假钞集散地

粤东经深一条龙 製造转销往各省

【明报专讯】深圳市公安局官员近日在「打击防范假币违法犯罪」座谈会上透露，深圳的特殊地理位置和经济条件，使其成为全国人民币伪钞的集中地与流转站，形成「粤东—深圳—内地其他省市」这样一条伪钞供应与流转利益链。据统计，深圳今年总共缴获面值1200万元（人民币‧下同）的伪钞，其中百元伪钞全部是外地生产。

深圳今年初破获一个伪钞集团，疑犯从粤东製造地购买伪钞，在东莞、深圳寻找买家，以65元换100元的价格向内地多个省市销售。据《南方都市报》报道，当前假钞已大规模流入深圳，在港人经常光顾的东门等商业街购物，经常会收到百元伪钞；巴士公司收到的1元硬币亦有很多是假的……深圳警方发出警告，今年以来该市个别的士、白牌车及商贩中伪钞流行，经常有人以拒收百元大钞为名「掉包」，以假换真。

警吁小心的士商贩以假换真

公安呼吁顾客付钱时最好记住人民币编码，若拿回来不一样就是已被掉包，若发生伪钞纠纷不应当场对抗，宜马上报警，由公安处理。根据法律规定，市民手中若有伪钞，要自动交到银行柜台，否则依数量多少要承担一定法律责任。市民若发现商贩及司机使用伪钞，应主动及时报警。此外，由于1元假硬币呈氾滥之势，因巴士司机很难鑑别，目前深圳全市正进行公交整合，各巴士公司发现都收到大量银行拒收的假硬币。深圳警方建议尽量推广和使用类似香港「八达通」的「深圳通」储值卡，堵塞伪钞使用渠道，同时改进投币机，发现硬币质量、硬度有异时，机器可及时发现报警。

广东伪钞缴获量佔全国一半

深圳市公安局经济犯罪侦察局副局长何昭朗介绍，广东伪钞缴获量佔据全国一半，深圳主要打击重点在伪钞买卖市场和使用市场。现今百元等大面额伪钞主要在粤东地区生产，如较早前在陆丰破获的「伪钞村」闻名全国，却屡禁不止，邻近外省也有小量生产据点，已有向外扩散趋势，深圳已成主要中转站和过境地，一般是伪钞由粤东製造运到深圳，再从深圳往内地如湖南、安徽等省份买家流散。

中国腐败官员受贿物品变迁录 由烟酒到房产

重庆开县副县长涉嫌受贿51万 称只拿好处没帮忙

境外赌博成官员腐败温床 邻国赌城包围中国

收贿为发展经济？重庆潼南落马副县长好口才

  【侨报网讯】从烟、酒到汽车、房产，随着经济的发展，贪官的胃口越来越大，受贿手段越来越隐蔽。

　　1990年：烟酒电器

　　“一箱杜康酒，每瓶都只剩下半瓶了。不舍得喝，都挥发了。”将近20年过去了，北京房山区检察院反贪局的赵志国仍然清晰地记得，他们在一名涉嫌受贿被告人家里发现这箱酒时的震惊。

　　当时是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市场经济刚刚起步，生活物品尚不丰富，茅台酒、中华烟都是送礼佳品。侦查人员从贪官家里搜出高级烟酒是很平常的事情。尽管一瓶茅台酒作价是两三百元，但当时量刑起点也低，只有2000元。

　　据统计，我国1980～1988年查处的3起高官案件中，案值都很少，其中一起是收受西服、收录机等物品；而另外两起分别受贿2万元和1.2万元。到了1989～1992年，作案金额平均也才是2万元。

　　1992年之后，随着市场开放搞活，让中国人耳目一新的西方电子产品涌入。音响、录像机、彩电成为热门货的同时，也成为行贿物品。

　　某厂供应站杜某因为收到对方送的一台18寸索尼彩电，感觉对方“出手太大方了，够意思”，激动之下铤而走险。

　
　当时，国产品牌牡丹、金星是电视两大主要品牌，进口彩电需要持有特别的指标才可以购买，而且必须使用外汇券，一般老百姓难以问津。其他电器，尤其是进口家电因此成为送礼佳品。翻看上世纪90年代受贿案例，几乎个个能看到家电的影子。

　　泰安市市委副书记孔庆祥收受的贿赂中，几乎都是家用电器：微波炉、彩电、录像机、电冰箱、洗衣机等。这些目前普通家庭也感觉是“毛毛雨”的物品，在当时折合人民币23万元，他因此被判处无期徒刑。

　　1998年：现金为王

　　1998年，《刑事诉讼法》修改，受贿量刑起点上升为1万元。水涨船高，但受贿者的胃口已经大开，不再满足于小打小闹，一两万元“都送不出手”，现金开始走向主流，并向大额发展。

　　这个时期的市场经济已经开始活跃，凭票买彩电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人们对生活物品的追求欲望降低，金钱欲望上升。因为当时体制没有打破，所以贫富差距不大，贪官们自然不敢收受显眼的物品，所以收受现金逐渐成为主流，价码由几万上升到几十万。

　　这个时间比较有代表性的是慕绥新。他从1993年4月至2000年12月间，索取、非法收受他人财物，合计人民币796.34万元。其中，大部分是人民币、美元、港币等现金。

　　从这个时间开始，现金成为受贿名单上的必备项目，只不过数额不断刷新，几万——几十万——几百万，甚至上千万。现金受欢迎的原因很简单，就是不容易被查出。

　　据说，具有一定反侦查意识的“中国第一贪纪委书记”——曾锦春使用的就是这个方法，他知道现金比银行转账更为安全。行贿者都知道他的这个习惯，所以用编织袋装现金成为一景。一个叫首清文的矿主贿赂曾锦春共计人民币710万元，每次送钱都是提着一个装现金的编织袋，最高一次是50万元。

　　还有一个夸张的案例是，侦查人员曾从贪官南京市栖霞区原区长助理、迈皋桥街道原工委书记潘玉梅的父母家，搜到现金53万美元、170万元人民币。这些赃款净重高达26公斤，银行工作人员用点钞机足足花费了一个半小时才清点完毕。

　　2002年：房产登场

　　随着福利分房取消，商品房登堂入室。2002年，房产开始出现在受贿物品名单上。几乎从每一个因为受贿倒下的贪官受贿名录上，都可以看到“房产”两个字。

　　继本刊曾经刊登过的上海浦东新区“炒房区长”康慧军之后，不久再次惊爆浦东新区外高桥保税区管委会规划建设处处长、外高桥功能区域管委会规划建设和环境管理处处长陶建国受贿案，作为处级干部的他竟然受贿29套房产。仅其母亲名下就有27套商铺、4套住宅和2套别墅。这些房产大部分位于陶建国的“势力范围”之内。

　　有机会就捞房子，是这个时期大小官员的“共识”。

　　北京某公司环保事业部经理王刚认为房产是个好东西，不仅数额高，还能升值。所以短短几年内，他收受了三套房产。

　　王刚呆的位置是个肥差，负责工程发包，平时身边总围着大大小小的包工头。经人介绍他认识了包工头史某，并给他一个造价210万元的活，算下来利润大概是40多万元。史某看到王刚的价值，决定对他“一次性买断”。方法就是送房。

　　在带着王刚转遍北京城后，王刚看上西直门附近一套价值90万元的房子，史某大方买单，又给他30万元装修款。目前，这个区域的房价已经涨到3万元/平方米。

　　在王刚父母的房子拆迁时，史某又出了回迁款36万元。

　　后来又在大兴的九龙山庄给王刚60多万元现金，让他买了第三套房子。

　　心满意足的王刚表态：“太仗义了！以后防腐工程都是你的！”直到办案人员向其他行贿者了解情况，他们才明白自己的几十万元的付出换来的为什么总是零碎的小活。

　　越来越隐蔽的手段

　　在购买西直门住房的时候，史某使用的是汇票，给办案人员留下了明显的线索。所以近几年，尽管送房子的比比皆是，可是他们采取了更隐蔽的方式：用支票或者现金直接打到账号上，甚至直接提着几包现金去付款，给侦查带来很大困难。

　　受贿者更是采取种种方法来进行掩饰：比如房产证写亲朋好友的名字，极力摆脱自己的干系。某犯罪嫌疑人为了给自己留下后路，早早就秘密跟妻子领了离婚证，以后所有受贿的金钱、房产都使用前妻名义。日后案发时，他平静地拿出离婚证，说明自己跟事情毫无关系。

　　随着房地产的兴起，开发商给某些官员的低价房更是给灰色收入披上了合法外衣。尽管关系房已经成为公开的秘密，但是被查处者少之又少。比如上海康慧军、北京海淀区原区长周良洛受贿的房产都是多之又多，可是这些房子都是在调查其他犯罪事实才被发现，被认定的。“以交易形式收受贿赂是当前办理腐败案件中碰到的新情况，此类案件隐蔽性强，证据落实比较难……”办案人员透露。

　　针对这一情况，2007年最高检、最高法联合发出司法解释《关于办理受贿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中特别提到，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请托人谋取利益，“以明显低于市场的价格向请托人购买房屋、汽车等物品的”，以受贿罪论处。

　　还有一种方式是“借”，这个方式尤其在汽车受贿上屡见不鲜。

　　北京房山区某公司工程部副部长沈某直到案件审判阶段，仍然不承认自己受贿物品中有辆汽车，他说那是“借的”。汽车名义上确实不是沈某的，而是他大舅子的，但这辆汽车从一出4S店门，就归沈某使用，直到三年后的案发。在纪委查办此案时，这辆汽车就没有算成他受贿物品。后来检察院侦查人员从提车单上的签名、连续三年保险都是杜某买的、送车企业的账上等处发现了扎实的证据，使得杜某哑口无言。

　　越来越隐蔽的手段使得案件侦破越来越难，而法律对证据的强调越来越强。上世纪90年代只要行贿和受贿双方都承认了就可以认定，而现在必须形成完整的证据链，每一项指控必须有充分证据，每一个案件都要办成铁案。有内部人士透露，因为这个原因，受贿案件成为检察部门难啃的骨头，办案率大幅下滑。

　　“尽管犯罪嫌疑人反侦查能力加强了，可我们检察院的技侦能力也在不断发展。天网恢恢，疏而不漏。”赵志国，这名反贪战线上的老战士委托本刊告诫那些受贿者，不要存在侥幸心理，“伸手必被捉”。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日前公布《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确定罪名的补充规定(四)》，明确规定，国家工作人员或者其近亲属以及其他与其关系密切的人，利用国家工作人员职权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受贿的，司法机关将使用“利用影响力受贿罪”定罪处罚。这个规定从10月16日开始执行。

内地官员收礼物愈来愈豪

【东方日报】大陆近年虽高呼反腐倡廉，但官员所收的礼品却愈收愈豪。重庆近期公开出售五件由当地官员上缴的礼品，当中包括原价近三万元的香奈儿（CHANEL）名牌手袋。纪委官员自诩，官员主动上缴礼品，反映反腐倡廉起到作用。不过，内地网民认为，上缴的只是九牛一毛，相信还有更多更名贵的礼品未曝光。

重庆出售上缴礼品

重庆涪陵区纪委办公室主任李灿透露，此次出售的五件礼品，全部是今年当地处级及以上官员主动上缴的，他说：「领导干部主动上交礼品，说明反腐倡廉教育起到了作用。」

该五件礼品原价总值七万五千元，包括价值三万五千多元的名牌皮草、二万八千多元的香奈儿手袋，部分礼品更附有购买者姓名和收据。当局在网上出售这批礼品，在两个月内两次降价，以三点六折出售，但疑因礼品过于名贵及民众认为这些是连官员都不敢吞的物品不吉利，最终无人问津。

网友对当局自诩反腐倡廉起到作用大泼冷水，直言「交出来的恐怕只是九牛一毛，那些更名贵的应该都被藏起来了吧？」也有网民质疑出售礼品是否真的物超所值：「如果真的实惠，那些办桉者早就内部价抢光了，还能到网上去卖？」

“卖淫女裸照”裸露了媒体的红屁股
 作者： 曼宇  来源： 侨报网

　　面对裸照，最尴尬的不是弱势的卖淫女，而是警方和媒体这两个社会强势机构。

　　【侨报网评论员 曼宇 11月4日】近日，有关河南郑州警方捣毁“淫窝”，抓到卖淫女并将其裸照公诸网上的新闻引发海内外舆论炮轰，面对流传网络的“卖淫女裸照”，网民一片哗然
，纷纷指责警方粗暴执法、涉嫌侵犯公民隐私权。

　　有网民指出，卖淫违法，但公布卖淫女裸照好像也不合法，别人的裸照可以随便公布吗？卖淫女又不是杀人犯，何必如此粗鲁对待？大陆民间对警方“扫黄”向来报以支持态度，不料这次的民意竟发生了逆转，向警方喝起了“倒彩”，为卖淫女维权呼声高涨。

　　面对舆论压力，河南省公安厅迅速出面“澄清”说，通过调查发现，网上盛传的卖淫女裸照是由当地一名记者擅自发至网上，并非公安机关所发布。

　　事实上，透过卖淫女“裸照上网”事件，暴露出作为公权力机关的警方和作为社会公器的媒体及其从业者的两大病灶。

　　一是，身为执法者，警方每一举动都是对社会法制的最好诠释，因而，粗暴执法不仅不为公众容忍，也糟蹋了警方形象，将一件原本可获得民众最大支持的执法行动，变成“执法违法”的负面案例。警方当以此为戒，对已形成习惯的粗暴执法方式来一次“脱胎换骨”的改变。

　　二是，作为大众传播公器的媒体及记者，报道法制新闻却不懂法律常识，任意侵犯个人私权，这不是对“媒体和记者”这一职业亵渎，又是什么？其不被网民用砖拍死才怪，也暴露出当前大陆诸多媒体无视社会公德和社会责任，只追求眼球刺激的浮躁浅薄、急功近利的劣质。

　　面对裸照，最尴尬的恐怕不是弱势的卖淫女，而是警方和媒体这两个“执法犯法”的社会强势机构；是他们露出了自己的红屁股。

新流感形势严峻 防控面临三大考验

【明报专讯】近期，内地甲型H1N1流感病例快速上升，死亡人数也有增加，内地医学专家指出，新型流感第二波已经到来，而且「形势严峻」。据卫生部最新公布的数字，截至本周三（4日），内地已累计报告51,490例新流感确诊病例，治癒38,644例。重症病例153例，治癒43例，死亡8例。

恐亿人染疫 中南海高度关注

卫生部网站周一（2日）宣称，新流感疫情在内地已经提前进入流行高发期和持续快速上升期，并呈现3大特点：1.以学校爆发疫情为主；2.疫情从城市向农村地区持续蔓延；3.流行强度持续增加，部分地区已进入高发期。并作出如下判断：今次流行周期将持续到明年3月；局部地区将出现较大规模疫情；全国总体疫情将在较长时间内居高不下。

有专家指出，随覑疫情的发展，感染人数持续增加，重症和死亡病例也将持续增多，将给一些地区医院诊所构造成较大压力。疫情发展下去，涉及人口可能上亿，届时政府与医疗机构面临的压力将是空前的。

严峻的形势已引起中南海高度重视。消息透露，总理温家宝和副总理李克强曾多次作出批示。上周三，温总主持国务院常务会议，要求强化各项措施，防范疫情大面积扩散和聚集性爆发。随后，温总和国务委员刘延东又分别到北京儿童医院和一所小学考察防控工作。

政府危机处理公信力受考验

面对第二波新型流感的严峻形势，除去医疗卫生角度，内地至少还面临3大考验：

1，政府处理公共危机的能力。这方面虽有战胜SARS的经验，但仍需注意怎样既防止在民众中造成恐慌，又保证及时、公开、透明地公布疫情资讯。因为瞒报、少报的心理，迄今在内地各级官员乃至医护人员中仍普遍存在；

2，政府及相关部门的公信力。预防新流感大规模爆发的有效措施之一就是接种疫苗，这也是内地目前的重要防控措施之一。但不少民众对疫苗的安全性却心存顾虑，以至有关方面要不断宣导疫苗的安全性。据报道，为了消除市民顾虑，吉林长春市市长崔杰不得不带头接种疫苗。在安全性顾虑的背后，是对政府部门公信力的顾虑；

怕遭隔离 患者忌医增防控难度

3，对国民素质的考验。防控新流感这样的传染病，必须有民众的配合。然而，内地一些发烧患者因为怕被确诊为新流感而遭隔离，往往不愿去医院。还有的新流感患者家属不遵守隔离规定，在与病患密切接触的同时仍四出活动，令当局的防御屏障有百孔千疮的危险。

钱学森今举殡 政要云集致哀

【明报专讯】5日家祭之后，已故中国「航天之父」钱学森丧礼今晨将在北京八宝山公墓举行。包括国家主席胡锦涛、总理温家宝在内的中央政治局9名常委将全体出席。

9常委 江泽民 毛新宇料出席

据透露，今日的祭奠仪式将从上午9点开始，除现任领导人外，前国家主席江泽民等卸任元老也会出席。此外，部分中共元老子女也会露面。昨日，毛泽东侄女毛小青对本报透露，毛泽东之孙毛新宇将代表毛家出席追悼会。官方仪式结束后，丧礼将对民众开放。

昨日在钱家楼前，仍堆积大量鲜花。虽是最后一日家祭，赶来致祭的民众仍络绎不绝，部分民众则是二度致祭。虽然2008年诺贝尔化学奖得主、钱学森的堂侄钱永健可能无法来京致祭。但他敬献的花圈却被摆放在显着位置。本报获悉，在美国的钱氏科学家族会今日将有代表出席丧礼，但不会是钱永健。

钱家周遭花店生意旺 趁机加价

连日的钱学森家祭，带旺了周遭花店的生意。距离钱家大院200米位置的一间花店生意大旺，以前1元（人民币，下同）就可以买到的黄、白菊花，现售5元一支；简单的花篮，也由原来的40元卖到240元。明报驻京记者

自言科学灵感来自艺术，钱学森的音乐造诣
 
作者周光蓁，香港大学中国音乐史博士、亚洲研究中心名誉研究员、香港电台节目顾问、香港康乐及文化事务署演艺小组（音乐）成员、香港艺术发展局审批员。专门研究中国大陆、香港当代音乐发展史，兼为电台及报刊作音乐评论。

九十八高龄辞世的「航天之父」钱学森，在科学的贡献最为人所知之外，原来在音乐上也有相当造诣。他在上世纪五十年代高调回国时，成为先进科学与文化的活样板，随之而来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政策更可能因此而催生，儘管最后只是昙花一现。

如果谈起钱学森与音乐，多数的焦点很自然地转到他的夫人蒋英，一位毕业于柏林音乐大学声乐系的专业女高音、在北京中央歌剧院、中央音乐学院从事艺术、教育数十年的资深音乐专家。但原来二人并非一般以为的妇唱夫随，而是夫妇二重唱。

据资料显示，一九一一年出生的钱学森自小酷爱古典音乐，还在上海交通大学求学时参加过管弦乐队，司职小号。三十年代的上海驻有誉为「远东第一」的上海工部局乐队，乐师不少来自维也纳，甚至沙俄宫廷乐队，是中国近代史的奇葩。就像当时聂耳、冼星海、李焕之等年轻知识分子，钱氏几乎肯定受过这个老外乐团耳濡目染。

正是钱学森的铜管背景，五十年代初当他和家人在美国被软禁五年期间，他以吹奏长笛和夫人的吉他合演二重奏。一九五五年十月钱氏一家从罗湖桥步入国境时，这位航空工程巨擘一隻手拖着七岁的儿子，另一隻手提着的，正是夫人的吉他，可见音乐在钱氏一家的位置并非一般。这个景象令人想起电影《齐瓦哥医生》那大时代中的三弦琴，而在现实生活中亦有物理学巨人爱因斯坦一九二一年从欧洲乘船抵达纽约时，在甲板上拿着至爱的小提琴，一把蓬鬆头髮的他像潦倒音乐家多过像大科学家！

钱学森一家当年回国时，国家正刚刚从批判「胡风反革命集团」的高潮，发展成全国「肃清反革命」，而紧接而来的是农业合作化，官方号召文学艺术家到农村去「增长才干，锻鍊思想，取得创作的灵感」，政治气候相当严峻。但是短短两个多月后，隆冬突然变成春光明媚，周恩来更于一九五六年一月在中南海怀仁堂召开会议，向在座一千二百多位代表作《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首次提出「知识分子已经成为我们国家的各方面生活的重要因素」，「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任何排斥和歧视他们的态度都是错误的」。

会议结束时，毛泽东亲自到场呼吁：「现在叫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革愚昧无知的命，没有知识分子是不行的，单靠老粗是不行的」。一个月后，国家提出：「尽可能迅速地改变我国的科学和文化的落后状态，力求最急需的科学部门能够在十二年内接近世界的先进水平」。所谓「科学和文化」，当刻最代表性的，非钱学森莫属。

冬去春来，各文化界别中反应最为积极的，是音乐界。当时有「土(即主张民族的) 洋之争」，「洋」派正陷于苦战。钱、蒋的「洋」背景，把形势一百八十度扭转，首先是三月下旬首办老上海乐队模式的「星期音乐会」，演出莫扎特和比才《卡门》。这套节目在四月初的「世界科学工作者协会第十届纪念大会晚会」上重演。会上周恩来「重申需要经济上、文化上逐步地接近和赶上许多先进国家的水平，需要得到许多先进国家科学家的帮助」。同月，毛泽东提出本文开始时提及的「双百」政策。可见钱学森效应正在发挥作用。

钱氏夫妇一起参与音乐最直接的，是联名发表了一篇题为《对发展音乐的一些意见》的文章，刊登在一九五六年九月二十九日的《光明日报》，以他们国际音乐文化的视野，为国家音乐建设进一言。

钱氏夫妇在文章中坦率地表示：「我们必须要先达到西洋音乐的世界水平……再不要说那些什麽这样做就是重洋乐、轻中乐的话，因为我们的目的不是为西洋音乐而西洋音乐，而是『齐放』了之后的『推陈出新』」。文末作者更叹息音乐水平仍处「业馀」，「就是所谓音乐专业的人，也是开会多，东跑西撞，因而实际上也只是一个业馀音乐工作者」。

除了这篇唯一与夫人公开撰文谈论音乐的文章外，钱学森曾多次述及艺术与科学的关係，其中已公认为「钱语录」的一句是：「难道搞科学的人只需要数据和公式吗？搞科学的人同样需要有灵感，而我的灵感，许多就是从艺术中悟出来的。」■

贪污贿赂起刑点：穿皮鞋的比穿草鞋的更平等
长城在线    2009-11-04 23:17:57

    其实，5000元的定罪标准已经算高了。以盗窃罪为例，盗窃罪500元就要追究刑事责任，而贪污受贿罪5000元才追究刑事责任，两者相差的10倍，这已经体现了“穿皮鞋的比穿草鞋的更平等”。如果说，因为通货膨胀的原因，贪污贿赂犯罪必须提高定罪标准，那么盗窃罪、诈骗罪等等经济犯罪都应当呼吁提高相应的标准，而不是光呼吁提高贪污贿赂的定罪标准

　　1979年，贪污受贿1000元就要追究刑事责任，到了1988年，贪污受贿2000元就要追究刑事责任，再到1997年，，贪污受贿5000 元才要追究刑事责任。但时至现在，看来这个标准又要加砝码了。主管全国刑事审判的最高法院副院长张军近日建议，调整贪污贿赂犯罪起刑点，延长严重经济犯罪的刑期。“1997年的5000元和2009年的5000元不是一个概念，但立法到现在没有变化。”张军指出，在目前的司法实践中，许多涉案金额为几万元的案件，并没有被移送到法院；但一旦移送过来，法院又得依法判处，“这本身就缺乏社会公正性。” (《重庆晚报》11月4日)

　　在许多国家，贪污贿赂犯罪并没有规定什么犯罪数额，那怕是贪污、受贿一元钱，那也构成犯罪，因为贪污一元钱和贪污一万元钱都是背离了职责要求，违反了国家廉政制度。何况，积少成多、积腋成裘，从贪污一元钱到一万元只有一步的距离。在新加坡，有一位监狱管理人员一直奉公守法，但有一次接受一名罪犯的15新元，为其买了一包香烟，就被指控犯有贪污罪，被判处1年监禁并罚款15新元，开除公职。当然，在我们国家，有“特殊国情”，我们有违纪与违法的区别，贪污5000元是贪污罪，贪污4999元是违纪行为，这个不讲。但从1979年的1000元到1997年的5000元，贪贿犯罪的定罪数额已经大大提升了，为何还要呼吁提高标准呢？

　　一个重要的理由，“1997年的5000元和2009年的5000元不是一个概念”，这句换作通俗地话说，就是现在通货膨胀了，1997年的 5000元人民币比2009年的5000元更值钱了，1997年5元钱也许可以买到一斤猪肉，到了2009年可能10元钱也买不到一斤猪肉。但即使这样，考虑到5000元就是在大城市，也是农民工的好几个月的工资，官员们何以一边拿着国家工资，享受着国家的福利，还贪污农民工几个月的工资还不应该追究刑事责任呢？

　　其实，5000元的定罪标准已经算高了。以盗窃罪为例，盗窃罪500元就要追究刑事责任，而贪污受贿罪5000元才追究刑事责任，两者相差的 10倍，这已经体现了“穿皮鞋的比穿草鞋的更平等”。如果说，因为通货膨胀的原因，贪污贿赂犯罪必须提高定罪标准，那么盗窃罪、诈骗罪等等经济犯罪都应当呼吁提高相应的标准，而不是光呼吁提高贪污贿赂的定罪标准。只不过，这样一来，法网越撕越大，呑舟是漏，社会能承受吗，民众会答应吗？

　　提高贪污贿赂犯罪的定罪标准的第二个理由是，“在目前的司法实践中，许多涉案金额为几万元的案件，并没有被移送到法院；但一旦移送过来，法院又得依法判处”“这本身就缺乏社会公正性。”原来，张院长是在完全是在考虑社会公正性。据我所知，张院长所言极是，以他这样的司法高官说出这样的“潜规则” 还真不容易，因为一些地方纪检、检察机关确实内部规定，5万元以下的贪污受贿不追究刑事责任，例如几年前，黑龙江绥化市就出台了“对5万元以下不再追究” 的反腐措施。但问题上是，出现有些涉案金额为几万元的案件移送法院，有些涉案金额为几万元的案件不移送法院，本身就是一些执法、执纪部门执法不严格甚至是渎职有关。作为司法高官的张院长发现这种现象，就应当向有关部门提出司法建议，在人大会上、媒体上进行呼吁；而不是呼吁提高贪污贿赂犯罪的定罪数额以达到在贪官之间“公正”。试想，如果我们今天真按照张院长的建议，将贪污贿赂罪的定罪数额从5000元提高到50000元，到时，照样会有涉案金额为10万、 20万元的案件不移送法院，因为那些导致涉案金额为几万元的案件不移送法院的原因根本就没有消除。

　　事实上，张院长在指出“许多涉案金额为几万元的案件，并没有被移送到法院”的“潜规则”时，更应当反思一下法院本身可能存在的问题。有资料显示，2003年－2008年，某市贪污贿赂案件生效判决中，其中免予刑事处罚占23.85％；三年及以下有期徒刑宣告缓刑占44.04％；单处附加刑（附加刑包括罚金、没收财产、剥夺政治权利三种，该市均为罚金），占0.31％；无管制判决。上述四种非实际服刑的判决合计占68.2％。（参见周玉平《贪污贿赂案件量刑偏轻的现状、原因分析与政策建议》）而在今年3月，“两高”负责人在答记者问时，也坦诚称“近年来，职务犯罪案件呈现出缓刑、免予刑事处罚等轻刑适用率偏高的趋势。”那么，贪官在纪检、检察机关查处后，存在许多达到数额标准不移送的情形，在移送法院后，大量地作了缓刑、免予刑事处罚等轻刑化处理，如今，又要提高贪污贿赂犯罪的定罪标准，那更是有许多贪官可以逍遥法外，这对贪官们是“公正”了，对于民众和社会呢？

　　如果贪污贿赂犯罪的定罪标准随着“通货膨胀”提高了，那么又有谁来给社会公正算一笔账呢？

经济指标大争辩

作者张翠容﹕香港资深新闻工作者、专栏作者，曾多次前往以色列及巴勒斯坦地区採访，着有《行过烽火大地》等书。
　
GDP本身确实是个指标，可是不能盲目去膜拜，我们要细看数字背后的内容。

最近，有香港报章头版大字标题指出，香港的GDP(国民生产总值)虽增长不俗，按最新调查，自九七回归后至二零零八年，十二年内香港的GDP有百分之四十八点五的增长，但香港的贫困户数目却不跌反升，月入少于八千港元（约一千美元）的家庭数目在同期从二十六点四万个大增至四十四点一万个，即平均每五户便有一户是贫困户，这随即再次引起民间对GDP的质疑。

事实上，GDP及其他传统的经济数据指标，这几年间在国际社会已展开了一场大辩论，中国也不例外。

中国GDP的双位增长数字可谓是傲视世界，特别在六十週年国庆之际，内地有不少学者推出一大堆数据，以说明新中国的成就。他们指出，截至二零零七年，中国在工农业主要产品产量上几乎全都是世界前三，这包括大部分金属生产如铜、煤、矿等，还有水泥、化肥。农业如糖、棉、穀物、水果、肉类等，加上中国GDP居世界第四，进出口贸易额居世界第三，因此，他们表示，一个国家能在建立六十週年之际取得如此的成绩，足以让任何一个国民为之自豪。

其后，学者们又作了个比较，从一九七八年改革开放开始计起，当时的工农业主要产品产量大部分不入三甲，GDP居世界第十一位，进出口贸易额更只是居世界第二十九位，但接着在世界位置稳步上升，直至现在位居前茅，这说明了七八年改革开放给了中国一个非常好的发展平台和增长基础。如果再往前推，例如一九六五年的数据，当时更谈不上甚麽GDP，与那一年相比，今天的中国可说是一个大飞跃。六十年前后对照，这些数据正是中国人今日庆祝建国六十週年的基础。看来，中国内地主流越来越崇拜数字了。

不过，另方面，也有不少非主流人士没有给说服。数据何其冰冷，而GDP可以反映环境和人民生活质量的变化吗？经济增长所带来的财富，能够让全民共享吗？

在进一步讨论前，让我们先了解GDP是怎样产生的？

上世纪三十年代，美国正处于大萧条时期，大家徬徨不知所措，美国国会为了掌握美国经济状况，令人民安心，遂要求纽约的经济学家西蒙?库兹涅兹编制出一套能反映经济全景的指标。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第一套完整反映一国全部经济活动的指标才得以编制出来，这就是延用至今的GDP（国民生产总值）。

GDP乃指一个国家或地区所生产出的全部最终产品和劳务的价值，在一定时期内(一个季度或一年)按私人消费加投资加政府消费支出，然后再加上(出口与进口之差)而计算出来，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萨谬尔森则称讚GDP为二十世纪最伟大的发明之一。

可另一位同是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的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Joseph Stiglitz）却不作如是观。斯蒂格利茨去年应法国总统萨尔科齐的委託，成立一个二十二人的国际经济专家小组，小组成员中包括另一名诺贝尔得主沉恩（Amartya Sen）以及法国经济学家费图西（Jean-Paul Fitoussi）等大师级人物，就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议题进行探讨，刚于九月十四日汇成报告。

报告首先质疑国际上惯用的GDP，如何能反映老百姓在健康、教育、住宅、交通、安全、环境、就业等实际生活的面向？因此，小组主张重新找出足以衡量人民生活品质和幸福的评审标准，同时也可反映出社会不平等的各种因素。

该小组成员在报告中反问，当过去世界经济处于持续增长之际，却竟又同时是整个地球陷入重大的危机中：粮食和能源短缺、气候暖化、贫富差距扩大等等，为甚麽经济数据总与我们对实际生活的感受之间，有这麽一个大距离？

有关GDP问题，美国也有学者已作出反思。着名金融评论家安迪森·维金在二零零五年出了一版通俗的经济学书《美元的堕落》，他在第一章第一节即指出「GDP 的弥天大话」。他说，对很多国家来说，「推动GDP增长所花掉的钱是借来的，而不是实实在在的收益」。因此GDP是幻象，是用来自我哄骗的。这种说法或许太过极端，GDP本身的确可以是个指标，可是不能盲目去膜拜之，我们要细看数字背后的内容，这即是 GDP的质量多于数量。

近年，有不少组织推出弥补GDP不足的指标，例如今年年初，英国「新经济基金」和「地球之友」搞了个《幸福星球指数》报告，将「幸福指数」细化成「个人幸福量表」。此外，又有人提出绿色GDP，从现行统计的GDP中，扣除由于环境污染、自然资源退化、教育低下、人口数量失控、管理不善等因素引起的经济损失成本，从而得出真实的国民财富总量。

看来，只谈量化GDP，而不谈质化GDP，并容许贫富差距不断扩大，肥上瘦下，那麽，中国的强国梦，便与现存的GDP一样如梦如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