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该怎样对党说

我该怎样对党说　　

——写在祖国母亲六十大寿前　　

我们伟大祖国母亲的六十寿诞就要到来了，两鬓斑白的我内心既兴奋又沉重。有些话儿想对党说，但又不知道该怎样说。　　

四十年前当我还是一个毛头小伙刚从部队复员后，文化大革命爆发了。我和亿万人民一道出于对毛主席的爱，投身于这场继续革命的斗争。并在不久之后以赤诚之心向党交出了入党申请。我的一位战友主持了对我家庭状况的调查，由于我父亲曾在国民党交通部任过专员，没能实现我的愿望。但我不明白为什么大我20岁，随解放军为新中国建立而南下的大哥可以于四十年代末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而我却不行。为此，对我的那位战友，我耿耿于怀几十年。至今仍把它当作终生的最大憾事。后调到机关工作，单位的组织正根据我的实际表现积极培养入党时，毛主席逝世了，文化大革命夭折，我和许同志一道就被云南的地方势力突然以“现行反革命”的罪名抓进了监牢。若干年后从高级人民法院立案庭一位负责人的口中我才知道，同一时期云南为参加文化大革命的问题，一共逮捕判刑了五万多人。还有150万人被批斗审查；15万人遭党纪政纪处分；1000多人被逼死打死。　　

晴天霹雳，飞来横祸！　　

我至今仍丝毫不觉得自己坐过几年牢就比谁差了一截。近些年闹维权，有的同志说：“既然十一届三中、六中两次全会都明确了文化大革命是毛主席、党中央的问题，为什么还要由我们来‘买单’？”对此，我不以为然。跟毛主席，参加文化大革命，如果是出自自愿，“买单”就“买单”没有什么了不起。如果说当年对为什么要搞文化大革命，为什么无产阶级专政下还要继续革命等问题，不是完全了解的话，那么，经过这几十年中国和世界局势的变化，经过更加自觉认真地研读毛主席和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原著，认识上有了新的飞跃。　　

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告诉了我们很多东西，使我们眼更明、心更亮，不大容易重复过去有过的错误。因此，我们很关心几十年来社会发展中量变对于质变的影响和程度，很注意对立斗争中矛盾的变化和转换，很重视实践对理论的检验和制约，也很自然地从经济基础的变化中去判断上层建筑的性质和成份……不这样，我们就会盲目、盲从，就可能做出对不起人民和祖国的错事。　　

随着法制的不断完善和健全，我相信以文字和言论治罪的时代已经成为过去。虽然如此，但内心的话仍不知该怎样说。曾经坐过牢，似乎对一般的责难甚至是问罪，不会看得过重，因此，我还是实话实说。　　

——云南地方势力三十年前搞的所谓“揭批查”肯定是有问题的。不敢说全部，至少当时被抓判刑的五万多人中绝大多数是无罪的（当然也包括我自己在内）。几十年过去，现在仍把这些当年的党员、干部、工农基本群众排斥于社会之外，践踏他们的生存权，是对潮流的反动。中央应该义不容辞地过问这个受迫害、有冤情庞大群体的过去和现在。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责令云南省委认真化解这个积案时间最长，涉及人数最多，影响范围最广的主要矛盾。解决数万人的问题本身就不是小事，更何况还可以以此为楔机调动起当年一派群众组织数百万人的积极性，极大地推动社会和谐稳定的建设。就我个人而言，文革中我父亲被定为历史反革命，我是组织在我要求入党时外调后才知道的。他算是一个国民党政府的高官，文革中被戴了帽子却并没有进监狱，更没有被判刑，而我则仅仅因为参加了“文革”就被送进了监狱。两相对照很能说明问题。何况我父亲几年后就平了反而我和我的战友们三十年过去了，至今却仍背负着“两案人员”的罪名。　　

——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和认识方法，坚持“有错必纠”的基本政策和原则立场，从宪法和党章的高度彻底否定云南省委对“揭批查”案件“不受理，不复查，不纠正，错了也不纠正”的违宪违法指令，刻不容缓。希望中央组织专门力量对云南因参加文革为核心原因而遭逮捕判刑的五万多人进行认真过细地甄别复查。坚决排除云南派性和权力相结合形成的既得利益集团的各种干扰，通过公正司法，对五万多人中确属冤、假、错的案件予以彻底平反，并认真修复这一大批人几十年政治的、经济的、心灵的创伤。在社会主义法治的进程中、为全国树立起一面不唯上、不唯权而反其道的唯法、唯实，求真纠错的榜样旗帜。希望我们群体的问题，在祖国母亲的六十大寿年能够得到依法按政策彻底解决。　　

——我们的眼光并非仅仅短视于我们遭强权非法迫害的是非上。关心国家大事，即便是我们自身的问题得到全部解决，也丝毫不会懈怠。“位卑未敢忘忧国”，这是我们这一代传统意义上的共产党人，革命干部和工农群众的本性所在。内忧外患并没有随着经济的发展和时代的前进而减少。以美国为首的新老帝国主义，忘我之心不死，正步步紧逼，构筑着他们一天也没有放弃的反华包围圈。我们没有忘记他们对我驻前南使馆的“精确打击”；更不会无视他们及其附庸国对我钓鱼岛，南沙地域的领土侵犯；对国际法公认的我国海域资源的无耻要求；也不会淡漠他们插手我国内政，对台湾、西藏、新疆的肢解妄图；同时还警惕着他们通过各种渠道，从意识形态到生活方式对国家和民众的潜移默化。这些，并不可怕。如能做到你有你的颠复方略，我有我的一定之规（“规”者，社会主义也）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终究仍不过是纸老虎。怕只怕我们自己定力不坚，守志不恒，门户不严，心力不齐。在毛泽东时代中国可以对帝国主义的挑畔大声说“不”，那是我们民族和人民的自豪。希望胡总书记为首的党中央把胸挺起来。　　

——应该引起中央高度警觉和十分重视的是资产阶级极右派的公开挑战和猖狂进攻。虽然他们“0八宪章”里“为历次政治运动中遭受迫害的人士及其家属，恢复名誉，给予国家赔偿”也曾迷惑过我们这个群体中的一些人，但对他们彻头彻尾，彻里彻外，要在中国完全复辟资本主义制度的政治野心我们是看得十分清楚的。他们在主要把攻击矛头指向毛主席为首的第一代党中央和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制度的同时，虽也对现中央颇有不满，但他们采取的是更为阴险的反革命打拉结合的两手策略，一手是逼宫，一手是劝诱。我们希望以胡锦涛同志为首的党中央高举起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旗帜，高昂起科学社会主义的头颅，为坚持共产党人的奋斗目标和执政宗旨，为中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与资产阶级极右派进行绝决的斗争。早在去年纪念毛主席诞辰115周年时，我们这个群体就已经向“0八宪章”派展开了公开的坚决的斗争，在云南率先向资产阶级极右派打响了第一枪。今后我们斗争的火力将主要集中于他们复辟资本主义的根本目的。　　

——常言道“苍蝇不叮无缝的鸡蛋”。解决内忧外患，还是必须从内部搞干净开始。应该把不可能主动放弃剥削天性的资产阶级人士从中国共产党内清除出去；把实质上不再奉行“为人民服务”宗旨的变节分子清除出去；把已经堕落为资产阶级利益代言人的腐败分子清除出去；把只想在党内借共产党的名号为自己争实惠的投机分子劝退出去；保持共产党无产阶级先锋队组织的纯洁性和战斗性。在整顿好核心力量的同时，还应从政策上保障公有制经济的巩固和发展，制止外资、合资、私资对公有制经济的鲸吞和蚕食；运用国家权力和制度，强制压缩高薪阶层的收入，大幅增加一般民众特别是特困民众的生活收入；在分配上下真功夫缩小贫富差距和两极分化，让绝大多数的人民群众真切感受到当家作主的社会本质特征，而不再认为中国仅仅是少数富人的天堂。只有重新夯实社会主义大厦的基础，才不会授人以柄让外敌和家贼来改变中国鲜红的颜色。　　

可喜的是近日从广播电视中看到和听到中央重申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思想；坚持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的观念；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发展方针。　　

我们以为，在祖国母亲六十寿诞的时候，党中央树起的旗帜，应当让十三亿中国人民放心。　　

一个四十年前叛逆了家庭，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的积极分子　　

——汪多闻　　

                                 于祖国母亲六十生日前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