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时政文摘（21） 2009-05-29

网络时政文摘（21） 2009-05-29

　　　　　　内容提要
大型央企敞开门招收应届生
金正日是否想起毛泽东
杭州曝出亿元退房大单 系楼盘投资方自卖自买
北京国土官员回应：93亿卖地钱政府仅赚27亿
几起案件敲警钟 有公仆蜕变成公敌
贪官多是“好演员”如何整治演戏风
可怕的不是"出场费"而是"包养费"
邓玉娇案:不断爆出的各种消息令案件越来越复杂　
邓玉娇爷爷：原律师捏造已被强奸事实被解聘

东方日报： 安抚大学生　大型央企敞开门招收应届生

敏感期前，中航工业集团等大型央企宣布，敞开门招收应届毕业生，以缓解当前就业局势紧张的局面。在当局眼中，保就业就是保稳定，央企作为国家经济的主要支柱，要当仁不让。

根据国资委的统计，今年央企的招聘人数高达二十多万人，比去年增长了百分之七，其中中航工业集团公司招聘一万二千多人，数量是去年的两倍。中石油招聘数量也高达一万四千人，比去年增加近四千人，中国铁建招聘一万三千多人，中移动广东分公司提供的见习岗位就高达上万个。

央企敞开门招人，主要是迫于今年严峻的政治经济形势，六、七月份是大学生毕业离校的高峰期，也是政治敏感期。

据国家教育部统计，二○○九年全国高等学校毕业生规模达到六百一十一万人，比去年增加五十二万人，但很多高校的毕业生实际就业率不到三成，广东一些高校毕业生签约率甚至只有一成。曾经有广东女大学生在人才招聘市场，向当地教育官员痛陈毕业即失业的悲情。

毕业即失业极易走偏锋

最近一段时间，有关大学生就业难的消息不断见诸媒体。北京师范大学一位毕业生熊博文在网上发帖，愿意以十八元一斤的价格，出卖自己未来若干年的「使用权」。山东的一些大学生因就业无门，被集体骗去做传销。北京有一位大学毕业生为探访家中的病父，不惜趁黑夜拦路抢劫筹集路费。这些消息既让人气愤，亦让人心酸。

随着离校时间临近，一些未找到工作的大学生的情绪也愈来愈激烈，铤而走险的，不惜为匪为盗，或遁入娼门；不可自拔的，悲观失望，自杀自闭；精神错乱的亦不在少数。不久前一项统计显示，单单北京地区，患忧鬱症的大学生就高达十万人。尤其是很多来自农村的学生，家中省吃俭用供他们上学，没想到上完学却找不到工作，无法回报家人，再看到父母有权有势的同学顺利找到工作，这些穷学生心中百味杂陈，极易走上绝路。

另外，绝大部分没找到工作的大学生，一般都不会回家，他们或者聚集在大城市，或者穿梭于几个大城市之间。他们思维活跃，组织性强，社会关注度高，讯息沟通快，社会上的重大事件，都会引起他们的强硬反响，并会联繫起自身的经历，一旦被误导，往往会形成极具破坏性的力量。

央企虽然不断扩大招聘，但相对于就业需求总量来说，仍然是杯水车薪，未能实质解决问题。当局虽然鼓励大学生到基层、农村、西部，但缺乏配套措施，尤其是四万亿元的经济刺激方桉，仍然停留在过去的思维方式，没有与保就业挂鈎，没强制受惠企业扩招，使大学生难以直接得到实惠。

金正日是否想起毛泽东

进入二十一世纪，如果说还有冷战时期传统的强硬共产党领袖的话，那就是北韩的金正日。在金正日领导下，北韩还是一个原汁原味的社会主义国家，金正日的行为、北韩的行为完全是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做法。在当年那个冷战年代，这种行为司空见惯，一点也不出位；今天就被视为一种政治疯狂、「流氓无赖」，连那些经过改革开放的社会主义国家也不能接受，视其为不可理喻的异类。

最近北韩搞核试、射导弹，宣称退出一九五三年签定的朝鲜战争停战协议，宣称朝鲜半岛的局势已进入战争状态，声称如果有人「胆敢向北韩发起挑衅」，必受「无情惩罚」，其遭到的打击将是「超越想像的」……所有这些，在金正日和北韩看来，都是被迫的，都是「帝国主义及其帮凶试图打压乃至消灭北韩」的结果，北韩的反抗是正义的。这样的逻辑和感受，毛泽东时代的中共和中国人民应该非常熟悉。

同理，金正日对当年毛泽东以一人一国之力和「全世界的帝修反斗争」大概也很能理解。毛泽东被视为「最疯狂」的时候，就是他不但和美帝国主义、西方世界斗，而且和苏联老大哥及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翻脸长斗之时，也即美帝苏修勾结在一起对付红色中国。

如今那个开了很多年的「六方会谈」，在金正日和北韩眼里，又何尝不是美日韩与中俄勾结一起搞北韩？毛泽东当年敢翻脸，以一敌十，我金正日怎么就不敢豁出去，以一敌五？毛泽东当年非常看不起苏共的赫鲁晓夫之流，认为他们投降美国，反过来打压坚持真正社会主义的中国共产党。一九六三年苏联、美国、英国签了一个「禁核条约」，毛赋词云：「不见前年秋月朗，订了三家条约。还有吃的，土豆烧熟了，再加牛肉。不须放屁，试看天地翻覆。」金正日今天的心情，又何尝不能用这几句词表述？

金正日和北韩虽然能闹腾，但其力量毕竟太小，远不能和当年的红色中国比。更重要的是，今天的中国不是当年的苏联，尚未对她完全翻脸。 东方日报 柳扶风

杭州曝出亿元退房大单 系楼盘投资方自卖自买

5月杭州楼市成交火爆，很多人惊呼抢房现象又重演。伴随着火爆而来的却是退房“大单”频现。杭州透明售房网上最近突然接连出现6笔“大单”，只是“大单”出现的地方不是成交记录，而是解除合同记录。记者调查发现，退房的原购买人竟为楼盘投资方。

退房金额达1.17亿元

最早两笔出现在5月5日和5月8日，涉及城西同一个楼盘。5月5日，原购买人王某退房4套，涉及面积1153.05平方米，金额约3300多万元。5月8日，原购买人徐某退房4套，涉及面积1273.52平方米，金额约3700多万元。两笔大单共7000万元左右。

第三笔大单也出现在5月5日。杭州瑞丰格林苑5号楼退房14套，金额约1900多万元，原购买人为杭州瑞丰格林酒店公司；第四笔大单在5月7日和5月15日，杭州钱江商务中心退房11套，金额约870多万元，原购买人均为孙某；第五笔大单在5月20日。城西楼盘香墅退房5套，金额约1000万元，原购买人为杭州润安投资有限公司；第六笔大单在5月26日。城北一楼盘退房6套(商铺)，金额约900多万元，原购买人为浙江广源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在杭州透明售房网上，这六笔金额达1.17亿元的大单尤为显眼。

原购房人竟是投资方

这些“大单”引人注意不单是因退房数量多、金额高，而且有的楼盘，其原购买人和楼盘开发商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香墅的开发商为杭州富越房产公司，该公司由浙江富越控股集团公司、杭州瑞立房产集团和杭州润安投资公司共同出资组建。很明显，杭州润安公司是投资方之一，而香墅5月20日的5套退房原购买人均为润安公司；瑞丰格林苑5号楼所退房屋的原购买人为杭州瑞丰格林酒店公司，而瑞丰格林苑5号楼实际上是“最佳西方精品杭州瑞丰格琳酒店”，瑞丰格林公司是酒店的经营方；至于城北楼盘，也是开发方“自产自销”。

资金紧张催生虚假交易

采访中，一位知情人告诉记者，开发商这么做，有可能是迫于资金压力，“拿房子去做抵押总比通过其他途径贷到款要方便。”

一业内人士直言，“退房潮”应引起有关部门重视。“特别是同一人买、退多套房屋的情况，这类交易很多是开发商在资金紧张时以房屋为抵押品向个人融资的一种方式，只是虚假繁荣，会造成更大的楼市泡沫。”

相关房产管理部门表示，他们已注意到这一现象，但从交易手续看，却没有明显的违规。如何监管这一行为成为楼市难题。据钱江晚报

退房潮全国蔓延

一季度以来，北京的退房率逾4%，西安的一手房退房率为6.7%，南京4月以来退房总量高达183套。此外，深圳、长沙、杭州、成都等一些地区也相继出现了各种名义下的“退房潮”。

一业内人士称，开发商通过“自买自卖”从银行套现，既缓解了资金问题，又回避了降价的尴尬，并且通过捂房制造虚假繁荣推高房价。（重庆晚报）

北京国土官员回应：93亿卖地钱政府仅赚27亿

地方政府在土地出让过程中到底能够获得多大的收益，尤其是北京、上海等土地出让市场上的大户？这个问题的答案已经让公众期待许久。

此前，有业内专家曾估算，除去征地、拆迁、补偿、税费等成本，土地出让的净收益一般在40%以上。这也意味着，近两年地方政府获得的土地出让纯收益，每年应在4000亿元以上。

北京市政府纯收益：三成

记者获悉，截至5月22日，北京土地市场今年共成交土地78宗，土地成交额约93亿元，政府在其中的土地收益大约占到了三成，为26.92亿元。

详细披露政府土地出让的纯收益，北京此举在地方政府尚不多见。此前，地方政府对于公开土地出让金的总额尚且犹抱琵琶半遮面，遑论透露其中的纯收益。

在我国，土地一级出让市场由地方政府垄断，政府首先通过征地、拆迁等途径获得国有土地，然后通过土地市场招拍挂等方式将之出售给房地产开发商，以及工业企业等。

由于近年来房地产市场的带动，土地市场日渐繁荣，近年来全国土地出让市场的规模已经高达万亿元左右。2007年是1.3万亿元，2008年略有缩水，但也高达9600亿元。

由于征地补偿环节标准素来较低，而土地出让的最终售价近年来持续走高，舆论对地方政府从中获取高额增值收益的批评日渐高涨。今年“两会”期间，全国工商联的一份发言就直接表示，“土地财政”使地方政府成了房地产开发的主要受益者之一。

在近日的一场土地推介会上，北京市土地整理储备中心副主任叶向忠点明了北京缘何公开政府土地收益。

“虽然我们卖出去了93个亿，但可以看到我们政府的收益只有27个亿，并不是市场成交的价格就是政府的收益。”叶向忠说。

他认为，这个数字也回应了社会和媒体的一些误解，认为土地成交的钱都归政府了。实际上，政府收益只是一部分，很大一部分是土地一级开发的成本。”

二季度起供地加快

不管政府土地收益到底几何，在财政收入下降，以及保增长的形势下，地方加快供地便具有了双重性质。

一是在楼市出现回暖之际，“乘机”加快向市场推出土地成为化解财政困局的重要手段。

北京市政府高层近期即表示，将全力确保国有土地有偿使用收入征缴入库总额与去年基本持平。本着“多储快供”的原则，加快供地，及时推出项目，增加政府土地收益。

叶向忠也透露，根据房地产市场实际状况，北京调整了供地节奏，从去年第三季度到今年一季度土地供应适度从紧，而从4月份开始逐渐加大土地供应力度，单单5月份计划推出的规模就达到300公顷。

而在上述土地推介会上，北京市某区就准备将几块毗邻地铁线的土地推向市场，用该区国土官员的话讲，“这几块地区位好，配套完善，价格不高，可以说是物美价廉。”

据悉，上述将要推出的土地底价约在3000元/平方米，而周围的新盘价格已经上万元。

二是促进对国民经济十分重要的房地产业尤其是房地产投资的增长。上述区级国土系统官员对CBN记者表示，是依照“上级的要求”，但不仅仅是为了保障政府的土地收益，还是为了加快房地产投资的落地。

“有了地，房地产开发投资才能落到实处。房地产业本身还能带动上下游行业多达几十个，一个开发项目进来开工了，能够带来大量的相关投资。”该官员称。

地市已回暖？

前几个月的楼市小阳春，暖风已吹到了政府主导的土地市场。

根据北京市土地整理储备中心的数据，进入5月份后，北京土地市场开始出现回暖迹象。从本月5日到21日不足20天中，北京土地交易共16宗，交易金额近44亿元。

叶向忠也透露，截至5月22日，北京市土地交易市场共推出土地113宗，涉及的土地面积为583公顷，其中经营性土地60宗，土地面积381公顷，比去年同期增长了284%。

本月21日，北京广渠门外10号地拍出10.22亿元的天价，也造就了北京新地王，2007年面粉（地价）贵过面包（房价）的场景似乎重现江湖。

对此，叶向忠表示，广渠门外10号地还只是个案，并不能完全说明土地市场已经回暖。但会上也有官员私下表示，这个例子也说明土地市场形势“总归比之前好了”。

但北京市统计局的数据也显示，北京房地产开发市场总体形势依然低迷，企业对扩大投资和购置土地仍较为谨慎。今年1~4月，北京完成房地产开发投资额338.2亿元，比上年同期下降26.5%。而房地产开发企业支付土地购置费用75亿元，下降46.6%。

此时大量土地上市应能够被市场消化？对于CBN记者的问题，叶向忠表示，应该考虑这个问题，国土部门会及时关注市场形势调整供地节奏。

为了预防土地流拍再次出现，北京已经推出土地预出让制度，即将准备推出的地块提前公告，看看开发商们的回馈。“如果有正回馈，我们就正式推出。”叶向忠称。（南方网）

人民网：几起案件敲警钟 有公仆蜕变成公敌

   从贵阳习水县移民办主任李守明等人嫖宿幼女案，到宜宾县国稅局白花分局局长卢玉敏“买处 ”案，从湖南邵阳市隆回县公安局政委王峥嵘的女儿王佳俊冒名顶替罗彩霞上大学案，到杭州富家子弟胡斌街头飙车撞死过路青年潭卓案，直到湖北巴东县野三关镇梦幻城女服务员邓玉姣因“特殊服务”纠纷，刺杀镇招商办主任邓贵大案，一系列案件，目前在媒体特别是在网上炒得沸沸扬扬，群情很是激愤。

　　几起案件敲响了警钟；有些党和政府的公务员已经蜕化变质，走向反面，从人民公仆变成了人民公敌。从几起案件中，人们也感受到社会上似乎有股“仇官”情绪，只要或大或小是个官，或多或少与官沾点边，倘若违法乱纪尤其遭人痛恨，这种强烈的情绪在社会舆论中已经表达出来。

　　看看这几起案件，舆论强烈谴责那些嫖宿幼女的、“买处”的、冒名顶替上大学的，这不奇怪，他们干了伤天害理之事，自然要受谴责。但请注意，在被谴责的人中还有飙车撞死人的胡斌，他并非公务员，只是听说胡家有点背景，与公务员似乎沾边。至于巴东出的那起命案，很有意思，被刺死的邓贵大主任按说是受害者，但他不但不受同情和哀悼，反被谴责和怀疑，动刀的邓玉娇反而备受同情和赞赏。人们的矛头所向，几乎全都指向那些公务员包括与公务员沾边的胡斌直至被刺身亡的邓贵大。面对这种情况，恐怕不能简单地说群众受了蒙蔽，舆论受到误导。谁有那么大的手能一手遮天？分析这种“仇官”情绪，分析这种人民公仆向人民公敌蜕变的现象，主要应从官员身上找原因。说这些人已由人民公仆蜕变成了人民公敌并非危言耸听，他们确实应该戴上人民公敌这顶帽子。因为，在欺负老百姓、污辱老百姓上，他们同过去戴过这顶帽子的贪官污吏、地痞流氓并无区别，更可恶的是，他们往往还打着共产党员的名号。

　　群众眼睛雪亮，群众说话公道。要看到，对这几起案件法院尚未最终判决，但人们的口头判决、心中判决等社会舆论判决已经出来了，给这些欺负百姓的官员判以重刑。当然，今日中国毕竟已经结束了“和尚打伞，无法无天”的动乱岁月，步入依法治国的新时期，再不能像“文化大革命”时那样把他们“交给群众处理”。最后的判决只能由人民法院去做，相信法律饶不了他们。这一点必须说明白，感情还是不能代替政策，舆论也不能代替法律。但对群众的感情、社会的舆论又不能置若罔闻。在等待法院判决的同时，在相信神圣法律的同时，也要听听“老鼠过街、人人喊打”的群众呼声，看看嗤之以鼻、侧目而视的群众表情。

　　警钟警示我们，古今中外的执政党地位不是一成不变的。促其变化的因素当然很多、很复杂，但其中一个重要因素是执政党少数党员、干部的蜕变。要看到，我们的某些领导，已从为人民服务蜕变为压迫人民、盘剥人民，蜕变为贪财好色，为所欲为，蜕变得像习水李守明嫖宿幼女，像宜宾卢玉敏 “买处”，像邵阳王峥嵘让女儿冒名顶替上大学，等等。

　　好在从人民公仆蜕变成人民公敌的还毕竟是少数；好在人民群众紧紧盯住他们，一露头就曝光，叫他们臭名远扬；好在中央放不过他们，反腐败斗争一剑重于一剑。有句老话说得好，“天堂有路你不走，地狱无门偏自寻”。要告诫那些自作聪明的人们，你们从公仆蜕变为公敌之路，走的正是一条通往地狱的路。 李德民

人民网：贪官多是“好演员”如何整治演戏风

     有人把现今时代戏称为“表演时代”，相当多的大小官员都在努力提高技艺，争做“优秀演员”。这种说法尽管有些偏颇，但也并非凭空捏造，而是“源自生活”，有众多事实为据。

　　最新鲜的实例，就是近期网上围绕某官员迷恋“夜生活”的那些记述和议论。主人翁是原北京海淀区的区长周良洛。这位一帆风顺的年轻干部，曾经被视为前途无量的政治新星，但实际上他很长时间里一直扮演着双重角色：白天，以“明星区长”的身份主持廉政会议，义正词严地教育下属要清正廉洁；晚上，却以“陈总”的虚假名号，出入高档娱乐场所，左拥右抱，纵情歌舞。最近受审时，他倒也坦率，承认贿赂“收得多了也就麻木了，收不到反而觉得不正常”，“一到了晚上，就很想过那种‘夜生活’”。如果不是东窗事发，周区长的“演员”生涯必定要继续下去，也许还会登上更大的舞台。

　　稍远一点的例子，是一个多月前刚刚“落马”的浙江省纪委书记王华元。这位专司一省党风党纪之事的大员，多半也是栽在了“钱”上。很具戏剧性的一幕是，就在几个月前，他还亲临浙江一网站与网友交流，并给网友题词——“网友朋友：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没想到话音未落，王书记的另一面就曝露于阳光之下了。

　　其实，这种“做戏”之风，并非始于最近。众多知名的大贪官，都有过当演员的经历。因索贿受贿而被处以极刑的原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成克杰，“出事”不久前还在有关会议上措辞严厉地要求“从严惩治敲诈勒索、贪污受贿行为”，“坚持不懈地抓好领导干部廉洁自律工作，解决好领导干部廉洁从政方面存在的问题，坚决刹住收受和赠送红包的歪风”。原山东省泰安市委书记胡建学的“戏”，则有自己的“独家专利”。他说：“钱”是什么？“钱”就是两个持“戈”的士兵守着的金库，伸手就要被捉。可就是这个多次公开警告别人“伸手要被捉”的胡建学，自己却私下里数十次地“伸手”敛财，终于被捉住、判了死缓。他的“廉政名言”也随之变成笑谈。就职宣誓，本来是很神圣的事，可也被一些人糟蹋成了闹剧。原沈阳市市长慕绥新，上任时带领新班子人员宣誓：“依法从政，廉洁奉公，牢记宗旨，报效人民 ”，赢得了全场代表的起立、热烈鼓掌，后来却因巨贪被判了极刑。原河南省交通厅厅长曾锦城，不但宣誓，还向组织写过“血书”：“我以一个党员的名义向组织保证，我绝不收人家的一分钱，绝不做对不起组织的一件事！”可是“血迹未干”，他却因贪入狱。“角色转换”最迅速的，当属原安微省阜阳市市长肖作新，就在慷慨激昂就职宣誓“要坚决惩治腐败现象，严厉查处贪污贿赂、弄权渎职、敲诈勒索、以权谋私等不法行为”的当晚，这位新当选的市长竟以另一副嘴脸，笑纳了祝贺他荣升的40多个红包，总金额达近百万元！

　　贪官多是“好演员”。上述这些“精彩表演”，虽然只是极少数典型个案，但对党和政府的伤害却是异常严重的。更不容忽视的是，在不少地方不同程度存在的“做戏”之风，还在不断败坏着干部队伍的形象，侵蚀着党和政府的威信，引起民众越来越强烈的反感，让民众对官员产生了不信任感，甚至对“说的比唱的还好听”已经麻木，以至偏颇地认为“都是在作秀”。这真是应了《红楼梦》里的那句话：假作真时真亦假。

　　整治“做戏”之风，没有单一的灵丹妙药，只能是“多管齐下”、“软硬并举”，制度规范、纪律限制、严格监督、道德约束缺一不可。当然，最关键的，就是要让即将走上岗位和已经在岗的官员，都清楚自己的权力是人民给的，自己的乌纱帽随时都可能被老百姓摘掉，唯此他们才会老老实实做人、认认真真做事，而不是乖乖巧巧做人、认认真真做戏。

　　不光说得漂亮、而且干得实在，公仆们只有用自己的实际行动逐步消除百姓的成见。那类嘴上说好话、底下干恶事的“戏子”，即便还没完全败露，也是招老百姓腻歪的。

工人日报：可怕的不是"出场费"而是"包养费"　来源：工人日报　
 
相关报道：经济学家成都出场费曝光:水皮1.5万 郎咸平3万

　　2006年、2007年股市大牛市过后，国际金融危机接踵而至。经济的跌宕起伏，让经济学家身价倍增——据5月22日《南方日报》报道，一份《部分经济学家出场费一览表》近日在网上流传，其中，郎咸平以12万元居首。不少人感叹“专家的钱来得太快”。

　　经济学家的出场费确实挺高，但和一些明星动辄数十万元的出场费相比，则是小巫见大巫。

　　从世界范围来看，主流经济学家大多并不排斥演讲，从弗里德曼到克鲁格曼(本月正在中国做巡回演讲)，这些国际上响当当的、获得过诺贝尔奖的经济学家，都是优秀的专栏作家和出色的演讲家，都是靠合法劳动获得高额报酬的楷模。

　　如果时光倒流，回到胡适、鲁迅那个大师辈出的年代，不难发现，那个时代的大师在学术和演讲方面也是相得益彰的。在当下的语境下，那些大师几乎可称作“报刊达人”、“学术明星”、“国学超男”了。但那个时代的学术高度，至今让我们不少人仰视甚至汗颜。

　　归根结底，经济学家身价倍增并不可怕，可怕的是经济学家会不会为了钱而出卖自己，比如会不会成为利益集团的代言人，而放弃学术独立性？

　　反思中国经济学家的学术道德问题是必须的，但棍子不应打在那些演讲出场费上。至于出场费是否合理，这可以通过市场无形的手来调整。而需要警惕的，当是那些被利益集团所“驯化”的经济学家，他们的获益主要来自于“包养费”，而不是基于市场下的“出场费”。

邓玉娇案:不断爆出的各种消息令案件越来越复杂　 消息来源：三联生活周刊

　　记者杨璐／邓玉娇杀人事件成了近期最热点的新闻之一，不断爆出的各种消息令案件变得越来越复杂。截至本刊记者发稿前又再起风波，“局面为什么会变成这样？”野三关镇的纪委书记涂启东很疑惑地问本刊记者。

　　邓玉娇的朋友刘燕(化名)告诉本刊记者，她赶到休息室的时候，21岁的邓玉娇正在打电话报警，“她吓得脸色煞白，握着电话的手还在抖”。刘燕说不清楚当时邓贵大的情况，“心里害怕，也没顾得上看”。刘燕说，报警后邓玉娇又给妈妈打了一个电话。在警察到来前，休息室里陷入了沉默。刘燕告诉本刊记者，她和邓玉娇就这么互相盯着看，不知所措。“你怎么还动刀了？”刘燕说，她半天才想出这句话。

　　邓玉娇回答了一句当地方言，刘燕很慎重地想了想措辞，把这句话翻译成最为贴切的普通话，“像这种色鬼，不收拾他不得了”。直到警察赶来，“我们都哭了，还有人腿软坐到了地上”。刘燕回忆邓玉娇被带走时候，里面穿着短袖条纹T恤，外面套着雄风宾馆的制服，“晚上有点凉，我们后来去派出所给她送了长袖的衣服 ”。

　　邓贵大的死讯是当晚一起去雄风宾馆梦幻城的同事邓中佳告诉邓贵大的妻子郑爱芝的，陪同郑爱芝到医院料理后事的，还有野三关镇的纪委书记涂启东。“我们到医院的时候，邓贵大还在急救室里，已经死亡，胸前都是血。”因为事情发生得太突然，郑爱芝说，她和在场同事们都在发懵中，除了哭什么都不知道。镇定一些的涂启东随后给派出所打了个电话，询问事情经过。“派出所说他们已经知道这件事情了，正在处理，我就没接着问。”涂启东告诉本刊记者，郑爱芝当时还不知道为了什么事儿，情绪非常激动。

　　同去的镇上干部都安慰郑爱芝，要她冷静，相信公安机关。他们把郑爱芝送回家，涂启东说他心里只是隐隐约约犯些嘀咕：“死在这样的地方，不太光彩。”很快，外界反应印证了涂启东的直觉，邓玉娇杀人事件成了近期最热点的新闻之一，不断爆出的各种消息令案件变得越来越复杂。截至本刊记者发稿前又再起风波，“ 局面为什么会变成这样？”涂启东很疑惑地问本刊记者。

　　通往邓玉娇家里的路很难走，开车到了不能再往前的地方后还要再爬5里山路，村里的人家住得稀稀落落，加上地形和树的阻挡，每在一户停留，都觉得是在与世隔绝的仙境里，没有人声，只有鸟鸣和笼罩在高处驱之不散的白雾。因交通不便，村里人很少与外界往来，民风淳朴，见到外来人，就笑脸相迎地招呼在自家门口平地上歇脚，拎来凳子、泡上茶、递烟，然后也不问来自何方去向何处。

　　邓玉娇的外公外婆也是如此，老夫妻住在山坳坳里，年近70岁了还在背柴劳动。因为这里的条件太艰苦，邓玉娇的父亲跟母亲张树梅协议离婚。“他们没有感情问题，分手就是这个原因，所以后来关系很好，邓玉娇的爷爷对她也很好。”离婚后，母亲张树梅外出打工，1岁多的邓玉娇就跟着外公外婆一起生活，直到差几天初中毕业去福建打工，才算真正离开了大山。

　　“一碗白水，一碗鸡蛋饭，一碗油炒饭，一碗白糖饭。”邓玉娇的外公用地方俗语来形容养大她的不容易。“娇儿生下来没多久她妈妈没有奶，就是用米汤喂大的，后来她妈妈离婚又再结婚生了个弟弟，我们看着娇儿心疼。”虽然缺少一个完整的家庭，邓玉娇还是被外公外婆呵护长大的。“每天上学要爬5里山路，我都要接送。”邓玉娇的外公告诉本刊记者。

　　不过，他们说，也没有因为怜惜而溺爱孩子，做人的原则和本分都一样不落地教给邓玉娇。“从小教她出门有三稳：身稳、口稳、手稳，不能骗钱、不能贪财。”外公一直觉得自己的教育很成功，“她在浙江打工时头被别人碰破了，人家赔给她500块钱，她都没要，说算了。”

　　在外公眼里，邓玉娇是个男孩子性格，“高兴的时候做事就呼呼啦啦的”。如果犯了错误，骂她不是好办法，她是那种越骂越倔强的人，必须要来软的，哄着说。这个脾气一直持续到成年之后。她家邻居告诉本刊记者，邓玉娇的母亲张树梅为人就刚强、干练，母女的性格很像，母亲骂女儿的时候女儿就会回嘴，相反，邓玉娇跟老实、内向的继父关系很亲，继父说话委婉，也不吵她。

　　外出打工后的邓玉娇就不再被外公外婆所了解。“她的心里话也不跟我们说，也不跟她妈妈说，跟她的小伙伴儿说的多一些。”2006年，邓玉娇从外面打工回到镇上，交了一群好朋友。“她从小玩到大的好朋友刘燕曾经在雄风宾馆工作过，刘燕带着她来说在我家住几天，我就让她过来住。”刘燕她们大约有十几个女孩子都是来来去去在雄风宾馆工作过的，年纪相仿，感情很好。邓玉娇在刘燕家白吃白住一个月，刘燕也不觉得有什么奇怪，“不就是吃饭添双筷子嘛，我们这些人都是这样的，爱计较的人从来都不来往，邓玉娇也是这样的人”。

　　刘燕知道邓玉娇失眠的事情。“我跟她睡一间屋，她晚上经常整夜睡不着觉，起来哭。”刘燕推测说，睡不着觉心里就想事情，想得多了就哭了。不过刘燕告诉本刊记者，她并不知道邓玉娇为什么会失眠，“这是她的隐私，我从来没问过。我们这些人互相都是想说的自然就会说，不想说的也别问”。从恩施看病回来后，邓玉娇告诉伙伴们，她得了忧郁症。“我们还看见她吃药，不过她吃了这些药比以前好很多。”刘燕说。

　　除了失眠，刘燕并不觉得邓玉娇忧郁，“她比我还会说呢”。刘燕开了一家服装店，邓玉娇在里面帮着客人选衣服，在路上遇见人，她也总是主动打招呼。“我都说过她走路要注意影响，不要见谁都说话。”姐妹们为了点菜没点好，都能叽叽喳喳吵成一团，外人觉得这些女孩子吵得很厉害，只有她们自己知道一会儿就能和好。 “邓玉娇不像网上说的那样暴躁，我们吵架之后总是她先哄我们，讲和的。”24岁的刘燕觉得邓玉娇还小得很，什么都不懂，“那个有家室的人不是邓玉娇的男朋友，他是过来做工程的，我们在一起都玩得很好”。邓玉娇传说中的第二个男朋友刘燕说她没见过，“她在外面打工认识的，她回到野三关两个人就分手了”。刘燕没觉得这件事给邓玉娇构成重大的打击，“她没有那么小心眼儿吧”。

　　在刘燕的叙述里，她们这群女孩子过的是无忧无虑的生活，没有多少钱，也不花什么钱，每天腻在一起打牌、吃饭，有时去唱歌。对于未来，懵懂的她们还没有怎么认真规划过，“结婚挺遥远的，趁着现在能玩赶紧玩，将来结婚、生孩子了就玩不成了”。不过，总这么逛荡着也没意思，出事前的一个月左右，邓玉娇到雄风宾馆娱乐部做了一名DJ师，负责在KTV里给客人倒酒和点歌。而且，因为医生让她注意休息，所以她每天晚上只上一个班，一两个小时就下班。工作并不繁重，每月还可以拿到千把块钱，不用靠妈妈和爷爷的零用钱过日子了。新的快乐生活刚开了一个头，却在5月10日戛然而止。

　　5月23日，邓贵大被杀的第13天，按照当地土家族的习俗，邓贵大的老家举办了“回沙”仪式。村里人解释这是邓贵大在喝孟婆汤之前最后一次回家看亲人。因为是晚上20点多钟被杀的，“回沙”仪式的时间定在早上8点到9点之间。不到7点，邓家那座土房子的正面就已经搭了一座竹子的长梯，上面有13个台阶，用白纸包着。当地人相信，邓贵大会顺着梯子爬下来。前一天见面时还请本刊记者进屋喝茶的邓贵华情绪很低落，他守在小路上，不许本刊记者靠近：这是他哥哥最后一次回家，他害怕有外人在场哥哥不回来。

　　十几天来，网络上扑面而来的各种讽刺、挖苦、指责，让邓贵大的家人除了承受失去亲人的痛苦，还受到了强烈的刺激。郑爱芝请了一个多月假，不知所踪。郑爱芝的朋友告诉本刊记者，邓贵大读高二的儿子也绝食了几天。“回沙”的前一天，有熟人在市场看到郑爱芝买菜，“像变了一个人，黑瘦了很多”。这个熟人没上前打招呼，因为不知道怎么面对她，说些什么。

　　邓贵大老家的朋友向本刊记者强调，邓贵大的生活轨迹要从1985年开始。那一年邓贵大离开小村子顶父亲的班到乡政府工作，“他母亲和弟弟都是朴实、憨厚的农村人，他的堕落跟家庭没关系”。一开始，邓贵大只是普通工人，后来才一步步转为干部，先后在司法所和信访办工作。比邓贵大晚好多年进入政府工作的纪委书记涂启东对这位同事的介绍不夹杂任何个人感情，不过，信访办的工作却对人有特殊要求：“要有耐心，不能是官僚主义。”

　　涂启东告诉本刊记者，野三关镇是个大镇，百姓之间的纠纷扯皮错综复杂，调解工作很难做。每一个来访的人你都要热情接待、登记，然后到实地去协调，处理不好就会造成越级上访，压力很大。邓贵大是那种会做群众工作的人，这也符合镇上其他熟人对他的评价：对人和气，没有架子也不惹是生非。所以，当警方发布案情细节，“邓贵大拿出一沓钱称自己有钱，来消费就应得到服务，同时拿出一沓钱炫耀并朝邓玉娇头、肩部扇击”时，许多熟人都觉得与他们认识的邓贵大判若两人。

　　因为“信访工作做得还可以”，今年2月，镇里决定把邓贵大调到招商项目协调办公室。涂启东告诉本刊记者，镇上目前的项目有柳家山村的煤矸石火力发电厂、青龙桥的污水垃圾处理厂以及龙潭坪村的福诚矿业的铁矿。“这些今年初正式启动的工程会涉及与农民的土地纠纷，矛盾更加突出。”邓贵大的新职位在民间和官场有两种不同的看法。镇上的生意人觉得这是一个“有权”的职务，因为项目要顺利进行，就得跟老百姓打交道，尽快解决纠纷，那些搞工程的必然要围着邓贵大转，好吃好喝招待着。

　　在涂启东眼里，邓贵大的这些“权力”则不值得一提，“他就是协调工作、处理矛盾的，他既没有审批权也没有许可权，他有什么权力？”涂启东还认为，外界夸大了邓贵大的级别。他很认真地向本刊记者解释，“副科级以上才是领导干部，他是一个科员，不算什么领导。黄德志和邓中佳连公务员都不是，是与公务员待遇相当的事业单位”。

　　在邓贵大老家人的眼里，这些工作变动没什么区别，反正都是在政府工作，能为村上说话办事，他躺下了就是村上的损失。但是，他们又不认为邓贵大有钱，“ 他家的家具都不算新，开的那辆吉普车算上维修费花了4000多块钱，一个政府的人开4000块钱的车还算有钱呀？”不过，没人向记者解释每个月挣“千把块钱” 的邓贵大为什么会随身揣着几千块钱打牌。钱的问题如果放在一边的话，最让邓贵大这一方难以启齿的是“特殊服务”。

　　邓贵大的弟弟和弟媳说，家里没有电脑，心情不好一直没有出门，所以不知道外面说些什么。但是，这显然是一种回避。村里人聚在一起就会情不自禁地议论。女人们的解释逻辑是，“郑爱芝长得漂亮，又是政府里工作的，他怎么能找别人呢？”郑爱芝的女朋友说，邓贵大夫妻感情很好，郑爱芝有时候下乡工作天晚了，邓贵大还骑着摩托车去接。男人们对此倒是不做任何阐释，他们讨论是不良风气带坏了纯朴的同乡或者是这个刑事案件被炒作了，但是每段交谈的结尾，总是用“死的不是地方”的感慨来结束。

　　赴野三关镇的交通不方便：坐飞机到宜昌，然后可以坐快艇到巴东县城再换车走3个半小时的山路。如果从宜昌直接坐车到野三关，则要在毁坏严重的路面上颠簸7 个小时。也可以飞到恩施，那也还要有几个小时的车程。不过野三关镇的人却不以为意，他们觉得随便去个地方就要开两三个小时车是正常距离，甚至对自己的地理位置很是骄傲。2004 年，宜万铁路和沪蓉西高速公路都在野三关镇开工，这是野三关镇最好的机遇。从长远看，这两条重要的交通干线会在野三关镇设有县级车站和高速公路出口，所以县里准备把很多招商项目设在野三关，将来这里就是巴东县的工业和经济中心。而眼前，大量随着工程而来外来人口带动了镇上的经济繁荣。

　　野三关镇没有像样的企业，唯一出名的三峡酒业还是县里的，镇政府工作人员告诉本刊记者，野三关镇的主要收入来源于商业。它只有一条南北走向的街，沿街两边是各种商铺。2004年之前，这条“繁华”的街上连名字叫做“喝二两”的小吃店都能成为地标式建筑、公交车的站名。2004年之后，看到商机的人们蜂拥而至，这条街上的商铺各向南北方向蔓延。

　　雄风宾馆也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建起来的，它的前身是上世纪90年代就有的迎宾馆。熟悉雄风宾馆的人告诉本刊记者，里面分为餐饮部、娱乐部和客房部，包括足疗、洗浴、KTV、美容美发、餐饮、住宿一条龙的项目，开业之后就成了当地最有名的社交和娱乐场所。经常送客人到这里的出租车司机告诉本刊记者，来这里的人大多数是背井离乡的工程人员或者政府里的人。

　　对于本地普通百姓来说，这里的消费算是高的。依据项目不同，服务人员的组成不一样：修脚师大多是结了婚的嫂子，KTV里的DJ师是像邓玉娇一样的本地女孩，而特殊服务的小姐则大多来自于四川。司机与雄风宾馆的员工很熟悉，他告诉本刊记者，特殊服务的小姐们主要针对的是客房部，而且很多时候做的是熟客生意，宾馆里其他服务人员并不提供特殊服务。从衣着上也可区分，宾馆里的员工都要穿制服，小姐们的穿着没有要求。雄风宾馆的效益很好，几年内老板迅速发迹，去年还在巴东县城开了一家规模很大的商务酒店。

　　有了雄风宾馆的例子，陆续有人进入到这个休闲娱乐场所，最近镇上人常去的是距离雄风宾馆不远处的“天上人间”和“美廉商务酒店”。这两家店甚至没有临着唯一的那条街，而是选在还没有完工的工业园小区里面对面做邻居。地点其实很偏僻，并且还是土路，下雨天就会走一脚泥。但是这一点都不妨碍生意，雄风宾馆停业了，唱KTV和做足疗的人还要有去处，夜晚的“天上人间”和“美廉”霓虹闪烁，与宁静的小镇对比鲜明。

　　镇政府的办公楼被称作“土房子”，是一栋上世纪50年代建筑，无论从外表看还是里面的陈设都是寒酸破旧，踩在楼梯和地板上“咯吱咯吱”响，即便是白天，二楼的走廊里面还要使用手电筒。星期六，政府的工作人员照常上班。“我们是个大镇又是个山区，老百姓上来一趟不容易，不能让他们办事找不到人。”工作人员没有周末，每年只在春节期间休息，工作强度很大。

　　邓贵大的同事们都说，邓贵大也许是个别现象，政府里的人生活很清贫，按照级别推算，互相基本都知道挣多少钱：工资低的还不到1000元，级别最高的镇长、书记每月工资也就只有1200元左右。“打工的都比我们挣得多，包工程的就更多了。”但只有一个细节却令本刊记者很疑惑——一位工作人员闲聊时随手递出的烟，却是镇上饭店里卖30元一包的黄鹤楼。

　　5月24日中午，邓玉娇的代理律师夏霖决定同所有在巴东县的记者吃一个晚饭，顺便说明目前情况。此前的一天，邓玉娇的母亲张树梅与夏霖律师解除了委托关系，因此，这顿饭颇有些“最后的晚餐”的味道。晚饭时间临近，夏霖律师又决定改为小型的新闻发布会。本来不到10人的记者就聚集在他的房间里，但是夏霖律师还是坚持找了一间小会议室，把记者们转移到那里，自己又换了一件衬衫，非常正式。自从会见邓玉娇后，邓案快变成情节跌宕的连续剧了。

　　5月21日，媒体记载走出看守所的律师在等候了一天的媒体面前曾失声痛哭并大呼“丧尽天良、灭绝人性”，于是当天关于邓案的新闻是称邓玉娇受到了性侵犯。本刊记者询问夏霖律师在当时会见中的什么细节触动了他，夏霖律师说，哭的一个原因是因为见不到张树梅，担心她被挟持、重要物证被销毁。至于为什么说出那8 个字，他以不能透露案情为由没有回答。

　　5月22日，重要物证销毁的风波更是扑朔。夏律师告诉本刊记者，22日提取物证当天，张树梅自己说邓玉娇的内衣、内裤已经被清洗了。但是，张树梅对本刊记者解释说，她洗的是邓玉娇从优抚医院换下来的内衣、内裤，并不是案发时所穿。那么案发时所穿的内衣内裤是否被提取？张树梅说不方便透露。

　　5月23日13点37分，巴东县政府新闻发言人突然通报张树梅和律师解除了委托关系。但是据夏霖律师说，5月23日上午10点多，张树梅来电话表示，新闻通稿中她声明的内容不实，她没有要解除委托关系，要求见面。直到下午16点，张树梅忽然打电话要求解除委托关系，然后就再也联系不上张树梅了。夏律师说，5月24日当天，他打了9个电话，张树梅都在关机。而召集媒体开新闻发布会的目的之一，就是希望与张树梅当面沟通，“希望不要有人为制造的障碍阻碍我们与她自由交流”。

　　也就在5月24日上午，本刊记者却打通了行踪飘忽的张树梅的电话，她说她既不在巴东县也不在野三关，电话里的声音有些心力交瘁。她表示了对律师发布邓玉娇被性侵犯一事的不满——她说她在看守所问了女儿，没有的事。就是从这里把事情搞砸了，很简单的一件事情，却把水搅浑了。她现在只想等待GA机关调查的结果，“应该很快就能出来了”。

　　新闻发布会临近结束，夏霖律师要能够联系上张树梅的媒体帮忙传话，他在会见时，邓玉娇要母亲把治疗失眠的药和换洗的外套送过去。夏霖律师说，邓玉娇从案发当天一直到会见时都没有吃这个药。但是，这个传话也很匪夷所思——从21日会见到23日解除委托关系，双方有很多打电话和见面的机会，送药的事情为什么等到这时才说呢。

　　在巴东县城里天天上演“罗生门”的时候，野三关镇也很热闹。从邓贵大被杀前吃饭餐馆的老板到邓玉娇的闺中密友都被一轮一轮地采访着。年轻漂亮的女老板一遍又一遍讲着邓贵大一行8人喝了3斤38度的白酒，更正自己的身份不是从小在政府院里长大的，是农村姑娘，只是妈妈跟郑爱芝相熟，然后小心翼翼地送走记者，拜托他们不要拍摄她饭店的门脸。

　　邓玉娇的好朋友们则从对着电视上她被绑在床上的画面流泪演变成对自己的担心。“有一天来了7拨记者，满屋子都是男人，我们的女装店都没有人进了。”而采访一经发布，就有网友在网上攻击她们，说什么的都有。她们现在变得措辞谨慎，尽量不接受采访或者要求匿名。案件似乎越来越脱离了正常的轨道。

邓玉娇爷爷：原律师捏造已被强奸事实被解聘　　楚天都市报   

    服务员邓玉娇刺死巴东县一名招商官员案发后，社会各界一直关注案件进展。26日，根据邓玉娇委托的律师和家属的请求，警方对其变更了强制措施，由刑事拘留改为监视居住。

　　邓玉娇近况究竟如何？昨日，邓玉娇的爷爷邓正兰在恩施巴东县接受了本报记者的独家专访。

　　案发后，家人要求送邓玉娇到优抚医院观察鉴定

　　邓正兰回忆，5月10日晚8点多，案发后不久，他就接到了邓玉娇母亲张树梅的电话。

　　邓正兰表示，他当时才知道邓玉娇到娱乐城打工的事情，在电话中，他又气又急，还责怪了张树梅：“你怎么让娇娇去那种地方打工呢……”

　　由于老人年事已高，又患有心脏病，当日晚没有去野三关。次日，邓正兰的大女婿、小女儿和二儿子包车从县城赶往野三关镇，和张树梅一起到派出所了解相关情况。

　　邓正兰称，案发后，由于警方在案发现场提取了邓玉娇治疗抑郁症的药品，是家属方提出要将邓玉娇送恩施州优抚医院观察和鉴定。

　　邓正兰表示，“警方当时答应了家属的请求，也是出于人道主义的关心”。

　　邓正兰称，原聘律师没有恪守律师的职业道德

　　邓玉娇案发生后，邓玉娇的母亲曾与两名律师签订了委托合同，5月21日，两律师到巴东看守所会见了邓玉娇，其后两律师的委托合同又被解除。

　　邓正兰昨日在接受采访时表示，解除委托合同主要是因为：两个律师没有按照委托人的授权，在他们的职责范围内调查、搜集邓玉娇无罪、罪轻或免予刑事处罚的证据；而是虚构事实，把简单的案情复杂化了。邓正兰表示，去看守所探望时邓玉娇并未反映被强奸的情况，律师无根据的说法，没有恪守律师的职业道德。

　　邓正兰曾与张树梅到看守所探望邓玉娇

　　邓正兰透露，原聘律师在与邓玉娇见面后，非常痛苦的表情，引起他和家人的担心，他随即向当地警方提出，要到看守所探望邓玉娇。

　　5月22日中午，邓正兰和张树梅获得警方准许，到巴东县看守所探望了邓玉娇。

　　邓正兰介绍，在10多分钟的探望中，他询问了邓玉娇羁押中的生活状况，邓玉娇表示：还好，由于身体不好，自己吃饭前民警都会询问她要吃什么菜，自己说什么菜，都能落实安排。

　　探望结束前，邓正兰劝慰邓玉娇，案发后她主动投案，具有自首情节，为案件从轻处理创造了好的条件，并叮嘱邓玉娇要如实陈述案情。

　　重新委托律师人选是家人自己联系的

　　邓正兰表示，与原聘律师解除委托合同后，为了保证邓玉娇在案件侦查期间的合法权利，家人决定立即重新聘请律师。

　　邓正兰介绍说，一天，新聘律师来到巴东，主动提出为邓玉娇辩护，张树梅即通过一个在宜昌从事律师工作的亲戚秦某了解在宜昌的湖北诚业律师事务所的刘钢律师的情况后，决定委托他，后刘律师又联系上了在湖北省内在刑事案件辩护上非常有经验的湖北立丰律师事务所汪少鹏律师。

　　变更强制措施后邓玉娇情况良好

　　“变更强制措施有利于邓玉娇缓和心态，治疗疾病”，邓正兰昨日还特别向记者介绍了邓玉娇变更强制措施后的情况。

　　邓正兰表示，5月26日晚，邓玉娇离开巴东县看守所，到监视居住地，为给邓玉娇创造一个良好的治疗环境，除警方和邓玉娇近亲外，他们不愿其他人打扰。

　　离开看守所后，邓玉娇的情绪大为好转。

　　邓正兰介绍，27日凌晨起，他和邓玉娇的奶奶开始陪伴她。

　　邓正兰回忆，昨日早上，邓玉娇吃了一个包子，中午吃了一碗饭后，又添了小半碗，看到孙女这样，让他感到非常宽慰。

　　邓正兰表示，昨晚，邓玉娇的母亲张树梅也赶到监视居住地，一同照顾邓玉娇。

　　结束采访时，邓正兰特别叮嘱记者，如果刊发稿件，一定要借此向所有持有正义感的网民表示感谢，感谢他们的关注、支持、同情和援助，向所有有正义感的人一并致谢。他相信政府一定会依法处理这个